“麻城孝感乡”是闻名全国的八大移民圣地之一，很多人为了寻找这个曾经的家园进行了或者还在进行着漫长的寻根之旅，“孝感乡”成为人们“想象祖籍”的一种符号代表，本文即从“符号”的基本概念入手仔细梳理了明清两代“孝感乡”的符号化过程。

一、符号学的基本概念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ndde Saussure)把语言符号解释为 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时，“符号”一词才算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人们对于“符号”的理解逐渐趋于一致。在索绪尔看来，符号不是别的，而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认为，“能指”指的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或称符号的形体，亦即符号形式；“所指”是它所表达的概念、思想感情，或日“意义”，亦即符号内容。索绪尔把它们比作一张纸，思想（概念）是纸的正面，声音是纸的反面，它们永远处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

在索绪尔提出符号二元关系理论的同时，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提出了符号的三元关系理论。皮尔斯把符号界定为符号形体、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的三元关系。符号形体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符号对象就是符号形体所代表的那个“某一事物”；符号解释也称为解释项，即符号使用者对符号形体所传达的关于符号对象的讯息，亦即意义。正是这种三元关系决定了符号过程的本质。皮尔斯符号学是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范畴论和逻辑学，它的应用范围不限于语言，而被应用于研究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

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重点在于将符号意指行为实现的关键“解释项”纳入了考察视野，加入了认知的因素。皮尔斯认为解释项必不可少，否则不足以成为符号：“除非它（符号）被解释和针对某个人而言，否则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符号”。所谓解释项，就是解释者对符号进行感知、认知、解释和评判的过程及结果。皮尔斯认为，符号的代表项提供意指潜力，转化为意指现实，必须经过解释过程。解释过程是一个复杂、往复、递进、永恒的开放过程。

从以上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更多是一种从静态角度对符号给予的界定，而皮尔斯则是从动态的角度，即从某一符号如何成为符号入手，亦即从符号化的过程来界定符号。

通俗地讲，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有人用某个事物来表征另一事物，同时赋予意义，就可以说一个符号产生了。然而符号产生以后，并不意味着就有了生命的活力。符号的生命还在于社会的承认，也就是说，要由社会来“约定”这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如果一个符号诞生后不能得到社会的约定，这个符号也就不能再称其为一个符号了；如果在流传中不能得到社会的继续约定，那是由衰老而走向死亡。符号的社会约定性也是符号的基本属性。

二、明清“孝感乡”作为文化符号的讨论

“麻城孝感乡”是与“洪洞大槐树”、“南雄珠玑巷”、“宁化石壁村”等齐名的全国的八大移民圣地之一，这个在当今地图上找不到任何踪影的地名却是当今广泛流传于川渝地区民众间的祖籍圣地，很多人为了寻找这个曾经的家园进行了或者还在进行着漫长的寻根之旅，从这个角度看，“孝感乡”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符号。下文中，我们将按照历史线索仔细梳理“孝感乡”的符号化过程。

(一）明代“孝感乡”

1.明代史料中的“孝感乡”

下面是一些关于明代“孝感乡”的历史记载。成都崇州市崇阳镇石羊村六组出土的一通明嘉靖年间的《万本墓志铭》载：万本的曾祖讳元亮，“世为麻城县孝感乡人，本姓刘，在元为屯田万户。□(患）兵乱，移家蜀之永川。寻徙大邑，复迁崇庆，垦田胁屋家焉”。葬于弘治十七年（1504)。

清嘉庆《四川通志》中收录的明代文化人为麻城孝感乡后裔的墓主撰写的墓志铭两例：

程大猷墓，在江津县治青龙山。明人程源撰写的墓志銘曰：“猷，字允轩，其先河南人。宋南渡，家徽州，复自徽迁楚之麻城孝感乡。徐寿辉兵起，始祖程、辛二府君，避乱入蜀，寓渝之巴县双溪蛮洞口，又自巴迁津邑。”卒于万历壬子四十年（1613)。

张佐墓，在金堂县万安乡。赵贞吉墓志銘曰：“公讳佐，字文衡，姓张氏，其籍先系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后属于西川成都金堂县万安乡里人。葬于隆庆五年（1571)。

明人留存至今的文集中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墓志：

吴伟业撰写的《监察御史王君慕吉墓志 铭》载：“内江王君慕吉……讳范，字君鑑，一宇心矩，慕吉其自号也。先世楚麻城孝感乡人。明初，始祖兴秀公避红巾乱入蜀，占籍成都之内江。’

熊遇撰写的《江君文博墓志铭》载：“文博名溥，姓阮氏。其先湖广麻城孝感乡人。元末避南锁红巾乱人蜀，家太平坝，遂为富顺县人。”

2.符号学角度的讨论

上文已经述及，作为一个符号，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简单地说它需要被用来指代另一事物，被赋予社会较普遍认可的意义。现在我们结合明代史料中出现的“孝感乡”来具体讨论。

“孝感乡”出现的时间：以上这些史料中，“孝感乡”出现的时间距离其作为建置地名被撤销从32年到154年不等，这个时间长度对于家族口传其祖先历史而言其真实性是相对可靠的，将这里的“孝感乡”理解为真实存在的地名是可以的。

“孝感乡”作为何种事物出现：从史料引用“孝感乡”的方式和上下文来看，“孝感乡”只是作为实际地名而出现，除了理解为实际的祖籍地名没有更多的延伸含义。虽然文献中提到的这些孝感乡移民身份、社会地位都很高，但却没有同时指出其身份地位与祖籍“孝感乡”之间有否、有何必然联系，如因为是孝感乡移民而拥有入籍优先权、科考优先权进而更容易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这些人成名后特别强调自己的孝感乡祖籍或者其他张扬孝感乡的行为等。同时，这些史料虽然对“孝感乡”的传世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其作为名人祖籍地发挥的模范作用亦没有提及，即其对当时民众的影响、民众和名人对“同乡”的态度以及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大实际用途、民众对其的攀附情况都还缺乏相应的史料来佐证。

因此，笔者认为“孝感乡”在明代还不能被称为是一种文化符号。

(二）清代“孝感乡”

1.清代史料中的“孝感乡”

咸丰《云阳县志》卷二“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

2.由麻城到麻城孝感乡

《武城曾氏重修族谱》记述了曾氏迁徙入 川的情况：

曾氏少岷公（1480—1558)五言排律《七十感怀》:族氏传遗牒，汝宁徙麻城。入川代序远，卜里萃聚更。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中宪大夫江西建昌府知府少岷曾公墓志铭》载：上世有祖，讳长一，自江西徙河南、再徙麻城，人蜀，家于江阳，为河西公，是为蜀之始祖。

清嘉庆泸县子棕房《曾氏族谱》：子棕孙泳鹍徙湖北黄州府麻城县虎头关，葬麻城木陵山；子棕玄孙庭何，宇河茜，徙四川泸州□□，葬大塘。

清光绪江阳《曾氏族谱》：元末明初避红兵之乱，河西公自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蔡都里曾家村明洪武二年徙四川省泸州水东坝至北玉蟾山后匡家寺。

曾氏族人考证，其族谱中出现的“大塘”、“水东坝”、“玉蟾山后匡家寺”都属原泸县衣锦乡辖地。

虎头关:清初顾炎武的《肇域志》（1639—1662)之黄州府麻城县条：虎头关在东北七十里，形势最险，两山千仞，一涧冲激。清康熙九年（1671)刻本《麻城县志》（卷一）关隘：虎头关，在县北七十里商城县界。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1659—1692)(卷七十六）黄州府麻城县条云：虎头关，在县东北七十里，接河南商城县界。

木陵山：南宋王应麟的《玉海》和明弘治版《黄州府志》木陵关条均作木陵关，在木陵山上，“县西北八十八里”，《麻城县志》均作“县北一百里”，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木陵关条云“在县西北木陵山上，北去河南光山县一百三十里”。

据凌礼潮先生考证，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南，建置撤消后有一半并入黄安县，同时在麻城四乡中其他三乡均为高山丘陵，只有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

综上史料可以发现，清嘉庆《曾氏族谱》中提到的曾氏在麻城的居住地（虎头关）和安葬地（木陵山）与清光绪《曾氏族谱》中提到的孝感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地点，虎头关与木陵山地处麻城县北部，而孝感乡则位于麻城县西南。而据曾氏族人考证子棕公与河西公相差五代，我们不排除河西公原居虎头关后迁往孝感乡或至河西公时已迁居孝感乡。但问题的关键不在此处，而在于光绪谱的修撰时间至早也在光绪元年（1875)以后，而曾氏在明代史料中并未提及其由河南入麻城的具体地点，事隔近300年（1585—1875) 后，祖先落脚麻城的具体地点是如何被考证得如此详细的？这种考证的准确依据在哪儿？对此，曾氏族人认为或为受他人影响而附会，或为族谱记录不准确。

“孝感乡”在距离其被撤销时间最近的史料一一少岷公的诗和张佳胤的墓志铭里都没有被提及，反倒在其被撤销400余年（1472—1875)后的族谱中明确清晰地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清代曾氏族谱中的“孝感乡”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作为一个地名出现，但实际其指代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暂且可以称为是一一想象中的祖籍地。

3.由个体祖籍地到群体祖籍地

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志刚在四川雅安上里水东乡罗绳氹发现一部《随身宝》（手抄本)，其中的一篇《清明祭文》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麻城孝感乡”作为文化符号的另一种角度

清明祭文

呜呼，我祖有灵，大启人文，护佑子孙，福寿康宁。犹忆当年，克勤克俭，兴家洽业，传于后人，流芳百代，子孙綿綿。寒食佳节，共庆清明。念切本源，祭献坟莹。九泉一奠，略表微十尤。神若不昧，来格来临。

惟我先祖，本系楚人。始祖入川， 乐业罗城，后世族繁，大启人文。今有裔孙，又采新芹。沐恩报德，用献牲豚。灵其有知，伏冀来临。

惟我祖籍，湖广麻城，始祖入川， 讳曰〇〇，厥后族繁，子孙綿綿，克光前业，佑启后人。呵护裔孙，〇入黉门，念切本源，祭献坟莹。灵若不昧，来格来款。

这篇《清明祭文》是作为固定格式出现的，文中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姓氏填上具体的祖先的名字。据陈志刚考证，其“乐业罗城”表明此范文是本地人自己所创；而“又采新芹”表明使用此范文的家族肯定是有人考中库生，成了县学或府学的生员；其三，“惟我祖籍,湖广麻城”作为固定格式与“又采新芹”相呼应，让“祖籍麻城”与“科举入学”之间产生了某种似乎是必然的联系。

笔者认为，此“清明祭文”还隐藏了如下信息：先祖楚人一又采新芹一祖籍麻城一〇入黉门，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关键词理解为：必须是先祖为楚人同时祖籍麻城且入黉门的人才可以用此范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又采新芹的人如果其先祖为楚人，祖籍非麻城，但他默认祖籍为麻城即可使用此范文；第三种情况为：又采新芹的人虽然先祖非楚人、祖籍非麻城，但.只要他默认先祖为楚人祖籍为麻城亦可使用此范文。唯一不可改变的就是必须是家族里有“入黉门”者，因为范文中使用的是“又采新芹”，亦即最近一段时间或最近几代人内有考中科举者。

第一种情况是毫无疑义的，但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就比较有意思了。第二种情况说明来自楚地的移民后裔如果不清楚祖籍何处但他同意则可说成是麻城，第三种情况说明年代久远而不知从何方移民而来的人如果他同意也可以直接说成祖籍麻城。麻城成了无法清楚追溯先祖移民历史的众多人的一种流行选择。而陈志刚在该地的调查亦显示同治后该地追溯祖籍的现象明显增多，且这些追溯都将祖籍地详细至孝感乡甚至更小的地名，其情况应与上文曾氏相类似。如同治二年 (1863)杨老太君墓碑碑阴：即如我始祖许大材何氏周氏，本湖广荆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苦竹碥人氏……光绪二十年（1894)，任文钊墓碑碑阴：始祖讳都，系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土桥沟慈竹岩人氏……

“孝感乡”在被撤销几百年后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民间文献中，其所指代的意义已经完全突破了实际地名而具有更深含义。

4.符号学角度的讨论

上文引用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孝感乡”含义的多种线索。首先，对于清代史料中出现的“孝感乡”，我们不排除确有沿袭某种史料而将明代已取消的“孝感乡”一直记录下来的可能，但也不能否认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太多。其次，根据随时间延续移民后裔追溯的祖籍地名却越来越详细的情况（如下表）可以推知这些史料中的“孝感乡”作为其祖籍地名的真实性已经大打折扣，如曾氏族人所言，这些“孝感乡”乃至更详细地名多半是听人口传而附会的。在这种情况下，“孝感乡”指代的已经不是实际的地名，而是移民后裔“想象中的祖籍地”。再次，虽然《随身宝》一类史料是否在川渝其他地区也有流传有待考证，但根据其中《清明祭文》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可以发现，在上里水东乡，“孝感乡”不但具有“想象中的祖籍地”的含义，更与科举入学相联系，成为“科举成功人士的祖籍地”，并且在水东乡被越来越多的人追溯为祖籍地。随着“孝感乡”指代含义的不断丰富和认同度的不断扩展，笔者认为清代特别是清代中晚期开始，“孝感乡”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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