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伴随着后现代史学对科学实证研究的挑战，传说与历史二元对立的关系遭到质疑。一种把传说视为与历史同等意义的“历史记忆”，并强调在思想史意义上进行解读的方法风靡一时。正是在这一研究思路的推动下，历史学界不断出现一些从传说出发研究历史的成功个案。比如顾颉刚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发现了层累地制造古史，顾诚对沈万三故事的研究以及陈学霖对北京建城传说和“八月十五杀鞑子”传说的研究等。

移民传说，是指“在广泛的地方居民之中，其祖先原本是从同一个地方迁移过来的传说”，又称之为“祖先同乡传说”。在移民传说的研究方面，也有许多佳作问世，如罗香林关于宁化石壁村、陈乐素关于南雄珠玑巷、赵世瑜关于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研究，葛剑雄、曹树基关于孝感乡问题的探讨，刘志伟关于珠江三角洲移民传说的解读，以及日本学者牧野巽、濑川昌久、井上彻关于移民传说的著述等等。

在今川、渝地区居民中，广泛地流传着祖先来自于湖广麻城孝感乡的传说。对于这一现象，以往的成果较多偏重于从建置沿革和移民历史作探讨，而从移民传说出发在思想史意义上进行解读则较为少见。本文以“麻城孝感乡”现象作为个案，主旨不在于对传说本身的真伪进行评说，而在于解析其“如何”真伪和“为何”真伪，以便从中探讨移民传说的形成过程，进而厘清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祖先记忆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官方历史记忆

今天川、渝地区许多民众宣称自己的根在麻城孝感乡，其所依据的大多是来自祖传的口述史料或者家谱。毫无疑问，这些也是记忆过去的一种方式，它和历史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孝感乡之与四川挂钩，则是见诸于官修史书的。

据《元史兵志》载：“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大抵……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在《元史》备列的四川行省所辖29处“军民屯田”中，有两处提到“孝感乡”：其一为“五路万户府军屯：置立于成都路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及灌州青城县之怀仁乡，为尸1161名，为田203顷17亩”其二为“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军屯：置立于崇庆州晋（源）[原]孝感乡，为户344名，为田56顷”。

这两条关于孝感乡的文字，均来源于元 朝中期所修之《经世大典》，文字基本相同。史料所提及的“孝感乡”，坐落于“崇庆州之大栅镇”及晋原县。此处之“晋原”，即成都府崇庆州所辖之晋原县（今崇州市崇阳镇）。此处之“大栅镇“，隶晋原县，明称三郎镇（原崇庆县和平乡驻地，今崇州市三郎镇）。另据新编《崇庆县志》载，今崇州市西北有街子镇，明属孝感乡、清泉乡。由此推知，经《元史》、《经世大典》载录的这个“孝感乡”，其辖境范围大致是：从今崇州市境南部一直延伸至县境西北的街子镇与三郎镇之间，相当于今崇州市西河及其支流味江河与五里河的一带地方。

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地方凡有以“孝”命名的地名，往往与本地出了感天动地的“孝行”故事有关。例如四川德阳西北四十里有一个镇，在东汉时出了个大孝子姜诗，所以到了北宋，“镇遂号孝泉”。崇庆境内的“孝感乡”是否与此类似呢？今查崇庆古今历史，完全找不出这样的故事；而且，“孝感乡”的建置，始现于元代，在明代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到清朝以后从此消失了。因此，我们大胆推测，孝感乡的得名，可能不是源自于本土的孝行故事，而是与外来的屯田民有关。

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宋元战争之后，到了元初，四川人口大量锐减，致使全川各地“古户”、“旧族”、“土著”几乎灭绝，“土著之姓十亡七八” 。鉴于四川地广人稀、生产亟待恢复，至元于一年（1274年），元世祖遂命“西蜀四川经略使起立屯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夔路万户府从四川行省议，“除沿边重地，分军镇守，余军一万人，命于成都诸处择膏腴地，立屯开耕”。可见，这些军屯设立的时间，大致在至元十三年（1279年) 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前后。据统计，元朝这一时期在四川共设置了29处军民屯田，其中有民屯9处，军屯20处。当时的民屯分散到四川各地，而军屯则主要集中在元代的崇庆州、灌州以及成都府温江县。在20处军屯中，崇庆一州就集中了9处，其在元代四川军屯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从事军屯的士卒，多由各万户府在本管军人中抽调。这20处军屯分别由镇戍四川的军队——13个万户府，以及两个专门从省外征调而来的军事机构措置。由于13万户府均是镇戎四川的军队，因此，屯田军大多来自于本省驻地。只有兴元金州万户府和五路万户府，不属于四川镇戍系统。上文提到的有孝感乡建置的屯田，就由这两个军事机构措置的。这两个军事机构之被调遣到崇庆州屯田，绝非偶然。

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万户府驻军于陕南。忽必烈即位前，曾大力在陕西境内提倡发展农业，陕南一带军民屯田事业因此得以开展，从而取得“汉中之田，辟已十八”的成效。当地的种田户多隶军籍，因此而成为屯田专业户。忽必烈即位后，曾诏命陕西“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军籍”，命其“毋令出征，务耕屯以给军饷”。由此推知，驻军陕南的兴元金州万户府也同样招有种田户隶从军籍。它之被征调到成都平原来从事屯田，可能与它在陕南招募屯田户卓有成效有关。

五路万户府长期在河南、两淮一带屯田，其前身是蒙古灭金过程中的“汉军三万户”之一，统帅是河北真定土豪史天泽。忽必烈即位后，史天泽担任河南路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屯田唐、邓、申、裕、嵩、汝、蔡、息、毫、颍诸州”。五路万户府屯田的淮河流域，自曹魏以来，一直是封建政府重要的屯田区域。到了元代,两淮屯田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成效尤为突出。故《元史》称，“国家经费，粮储为急，今屯田之利，无过江淮”。元朝设立的屯田提举司，大多集中在两淮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就有一个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提举司。在元代，麻城县不仅与蕲州路相邻，而且正属于河南江北行中书省黄州路管辖。由此可以推测，麻城县也是属于元代屯田事业发达、屯田人户集中的地区之一。

既然麻城县是元初重点屯田地区，因此，当兴元金州万户府、五路万府户奉命到成都平原设立屯田时，很容易就近调集到军户；或者招募到种田户，由民籍转入军籍。从事屯田的在营士卒，按照军事编制，如以千户、百户等组织加以管理。根据《元史兵志》提供的资料，由这两个万户府抽调来到崇庆州的屯田军士，人数众多，共有1505人，占成都平原军屯人数7524人的20%；所开垦田地共259顷17亩，占总开垦田地1593顷17亩的16.26%。如果这些军户都是来自孝感乡籍，如果每一户以二至三丁计算，则迁移至崇庆的军人及跟随而来的余丁家眷，军民人等总数共有五六千人之多。这在当时崇庆州别无土著存在的条件下，一下子聚居了如此众多的来自同一外省籍的军民，为了安置他们的生活，不致发生变故，很有必要设立一个特别行政单位加以管理。这种情形，在元朝统治的晚期就曾经出现过。如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根据监察御史报告：在宋末荣州（今属自贡市）废弃80多年之后，“近年雍、梁、淮甸人民，见彼中田畴广阔，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来此地聚居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井盐，自相部署，往往劫徒，杀巡卒”。为了适应“流户日增”的形势，元顺帝同意“设官府以抚定之”，诏即其地置绍熙军民宣抚司。以此反推，在崇庆州屯田聚居点上设立一个行政机构，用以管理来自于麻城众多的军士和余丁家眷，并用麻城县下的“孝感乡”来作为命名，也属顺理成章的事。虽然在元代没有文献材料证实这个“孝感乡”就属于麻城县，但在明代的墓志中，则出现了许多关于“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提法，由此证明这个“孝感乡”并非来自其他地区，而是“湖广麻城县”下的一个辖乡。

近年来，在成都出土的碑刻中，有许多反 映元代楚地家族迁居成都周边县区的事例，从中也可以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在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坪乐村，出土了两方嘉靖年间的买地券，券文上明确记载“买地亡人”僧宗顺、相贵，均系“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人。这表明，这个因元代军屯而设置的孝感乡至明代后期还依然保存着。2001年，在成都崇州市崇阳镇石羊村六组出土了一通明代嘉靖年间的《万本墓志铭》，该墓志铭文载：万本的曾祖讳元亮。“世为麻城县孝感乡人，本刘姓，在元为屯田万户。□(患）兵乱。移家蜀之永川。寻徙大邑，复迁崇庆，垦田胁屋家焉”。碑文证实，麻城县孝感乡确曾是一个出产屯田世家的地方。根据碑文记载，家住麻城县孝感乡的刘氏家族，其祖先就是一个“屯田万户”。或许有附会之嫌，但专事屯田则较合常理。碑文称元末其祖先因兵乱从湖广麻城县孝感乡逃往四川，最终落户崇庆州，此时距元初在崇庆州设立军屯的时间，不过60年，事隔3代人左右。按理说，当时崇庆州的孝感乡的建置依然存在。不知这个屯田世家的后裔，是有意到孝感乡投亲靠友，还是冥冥中循着当年先辈的足迹，又来到故地来从事垦殖活动。

总之，不管怎样，官方史料终究为我们追溯孝感乡在四川的起源提供了依据。可以说，元代官方史料中无意保存下来的屯田记录，为四川地区与孝感乡有关的起源最早的历史记忆，它不失为“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的雏形。

二、社会名流记忆

如果说透过元初崇庆州孝感乡的建置，掲示的仅仅是军屯人口的迁移活动现象，那么，经过元末明初以来一系列大规模的迁移活动之后，麻城孝感乡人就正式以定居者的身份在四川登场亮相了。

根据移民史的研究，元末明初以来湖广人的迁川活动，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规模大、人数多。正是在这种移民背景之下，到了明代，在四川各地出现了许多麻城孝感乡的后裔。由于洪武年间湖广地区迁川的主体，大多是下层民众，他们的移民活动不被官方所重视，因此官方文献缺载，以至长期以来，在四川失落了一个明初洪武大移民时代。而明代文人所撰写的墓志铭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它有助于窥知明代人是如何来追忆祖先这段历史的。

在清嘉庆《四川通志》之中，收录了明代文化人为麻城孝感乡后裔的墓主撰写的、埋葬于四川各地的墓志铭七例，兹摘录如下：

(1)程大猷墓，在江津县治青龙山。明人程源撰写的墓志铭曰：“猷，宇允轩，其先河南人。宋南渡，家徽州，复自徽迁楚之麻城孝感乡。徐寿辉兵起，始祖程、辛二府君，避乱人蜀，寓渝之巴县双溪蛮洞口，又自巴迁津邑。”卒于万历壬子（四十年，1613年）。

(2)张佳（允）[胤]墓，在铜梁县县西凤凰山。明人王世贞撰写的墓志铭曰“公张姓，楚之孝感人。其先有天性者，避元季兵乱，窜于蜀，深入泸之铜梁系籍焉。”卒于万历丁亥（十五年，1587年）。

(3)侯文才墓，在营山县东十里观音桥。明人吴羽英撰写的墓志铭曰：“公讳文才，其先宝三公，楚孝感人也。元末宦于蜀，遂家营焉。葬于崇祯丁丑（十年，1637年）。

(4)吴方泉墓，在荣县治天池山麓东南潼滩西岸。明人熊过撰写的墓志铭曰：“吴初自孝感来者，曰判官必秀，故元时判泸州，卒，遂葬焉。子海蟾，泝江自泸徙宜宾。子潮鉴籍为盐官，丁口煮盐贡井，因往来家焉。贡井隶荣，而畛于富顺，于是吴氏占三籍矣。”葬于嘉靖庚申（三十九年，1560年）。

(5)杨大荣墓，在丰都县龙亭山。明人王鏊撰写的墓记曰：“杨世家孝感，有讳德言者，仕元为万户统军，莅蜀，家忠州之丰都，至于君五世矣。葬于宏治八年（1495年）。

(6)杨朝墓，在垫江县南十里杨家庄。明人卞邦谟撰写的墓志铭曰：“先生讳朝，字国宾，莲石别号也。其先湖广孝感人。谱逸无考。葬于嘉靖庚申（三十九年，1560年）。

(7)杨宗震墓，在垫江县金安山。明人曹汴撰写的墓志铭曰：“公讳宗震，宇仲起，崑州是其别号也。其世籍传自楚孝感，来居垫邑。”卒于隆庆已已（三年，1569年）。

除收录于地方志上的墓志外，近年来，在成都市还出土了两通墓碑，墓主的祖籍均来自麻城孝感：

(8)万本墓，在崇州市崇阳镇石羊村六组。明人陈嵩撰写的墓志铭曰：“公讳本，字宗道，号南峨山人。曾祖讳元亮，世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本刘姓，在元为屯田万户。□(患）兵乱。移家蜀之永川，寻徙大邑，复迁崇庆，垦田胁屋家焉。”葬于宏治十七年 (1504 年）。

(9)张佐墓，在金堂县万安乡。赵贞吉墓志铭曰：“公讳佐，字文衡，姓张氏，其藉先系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后属于西川成都金堂县万安乡里人。”葬于隆庆五年（1571年）。

此外，明人撰写的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墓志，有些还保存在作者的文集中。为分析方便，党将以上九例墓志铭简化为下表：

首先，此表告诉我们，麻城孝感乡在明 代四川社会具有较高的认同度。通过对墓主卒 年和下葬年代推知，上述墓志铭写作的时代， 最早在宏治年间（例5、例8)，最迟在崇祯十年（例3)。撰写于嘉靖以后的共七例（除5、8 两例外），约占墓志总数的77.7%。从立碑最早的宏治年间看，上距成化八年（1472年）撤并麻城孝感乡，在二十年之间，不过一代人的事情，因此，其对孝感乡祖籍的记忆应该是准确无误的，怀疑孝感乡在历史上的存在是毫无历史依据的。在撤并孝感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仍称自己祖先来自孝感乡，或许源自惯性，是可以理解的。但到最晚下葬的为崇祯十年（1637年），上距成化八年（1472年）已有165年，早就超过六七代人了。这时人们仍还称自己祖籍为孝感乡，除了传承世代习惯称呼外，可能还含有后代子孙对于孝感乡的心理认同？由于到了明代晚期，单凭记忆己难说清家世，于是，在人们认同的方式上，除了继续使用“其先”、“世为”孝感乡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外,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墓志铭开始使用“其世籍传自楚孝感”（例7);还有使用“谱逸无考”（例6)的字句。这表明到了明代晚期，有的家族在宣称麻城孝感乡为祖籍时，已经开始依靠传闻追述家族历史了。

其次，麻城孝感乡在明代后期已成为四 川社会一个值得炫耀的文化象征符号。上述 墓志的作者，多为明代社会中名望较高的政 要或文化人，如：赵贞吉为赐进士第翰林检 讨、文渊阁大学士、宰相、“蜀中四大家”之 一;熊过为进士、官至礼部祠祭司郎中、为“嘉 靖八才子”之一、“西蜀四大家”之一；王世 贞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程源为徽派著名 篆刻家，王鏊为文渊阁大学士、著名书法家； 曹汴为翰林庶吉士、云南巡抚、江西巡抚； 陈嵩为进士、中宪大夫、进亚中大夫、云南 提刑按察司副使等等。这些作者皆名重一时， 素为当朝所仰慕。由于受托于“公私之谊”， 他们应允撰写墓志。这一举动一方面反映出 作者对墓主的尊重与追悼，同时，另一方面 也说明，身为麻城孝感乡后裔的墓主，生前 在社会上的地位不低。

再从墓主家族的显望身份看，上述九例 墓志在追述祖先的身世如何为官为宦时，或 许有附会之嫌，但在叙述他们的后裔，即墓 主生前的履历，官职、地位时，却是不会掺 假的。在九个例子中，这些来自麻城孝感乡 的家族，属于平庸无能、默默无闻、“隐德 弗耀”的只是个别。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居于 社会的显要地位，如江津程大猷，举明经， 授顺天府通州，所著甚多。其家族“世居五岔，代有显者”。程氏家族至明末为“江州望族，其支庶繁衍，万人有奇”。铜梁张佳胤，嘉靖进士，有文武才，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墓主去世时，有五子、十孙男、十孙女。其长子叔琦官锦衣指挥佥事，二子叔佩官南京左军都督府经历。丰都杨大荣，天顺丁丑进士。“丰都故无举进士者，君始自出一家”；“子孙多，且有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表明，早在明代中后期，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乡后裔家族，早已经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他们无形中提高于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和声誉，使之成为四川社会一个值得炫耀和获得社会认同的文化象征符号。

最后，麻城孝感乡已经得到四川社会的 普遍认同，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到了明代后 期已经成立。上述坟墓分布于川东、川中和 川西地区，遍及四川各地。这表明经过元明 以来的移民活动，来自麻城孝感乡的人口， 不仅在社会声望上，已经在地理空间分布上 占据优势地位。正因为如此，所以到了明代 后期，麻城孝感乡已经成为官方记忆和民间 记忆的聚焦点。例如，据四川总督朱燮元记述，天启六年（1626年），当成都城被来自永宁（今四川叙永一带）的著崇明叛军围困102天时，成都市的居民告诉他说，“成都自古不守，不见元人（即原住居民）”，“今生齿皆黄陂孝感人”。这里的“黄陂”疑为“黄州”之误，明代黄陂县隶属于黄州府（今湖北黄冈）。按理说，在元末明初的移民活动中，由于明玉珍占据重庆建立政权，麻城孝感乡人主要移居范围，主要集中在川东、川南一带，川西地区数量应该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到了明末，居然连成都城的居民都称自己是孝感乡人，由此可以证明孝感乡在明代后期的四川民间获得了较高的认同度。而另一方面，到了明代后期，连官方也认同孝感乡民在四川移民活动中的地位与贡献。最典型的例子是，崇祯年间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在《招民榜示文》中，公开称“各郡流寓泸民知悉……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今固不能移外籍之民于江阳，亦安得空江阳而游尔民于外籍”来自于官方、民间和社会的记忆都一致认同麻城孝感乡，这标志着到了明代后期，有关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传说已经基本成立，并且在全川范围内得到初步的传播。

三、民间传承记忆

明清更替之际，四川遭受兵火战乱与自然灾害交相夹击，整个社会又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浩劫。在明末战火中，承载民间社会记忆的族谱散佚，宗族世系混乱。以至到了清初，新、老湖广人都面临着一个如何重构社会记忆的问题。清代至民国年间的族谱，在解释祖先迁川来历、建构自己祖先记忆上，向来有“避祸入川”、“随军入蜀”、“奉旨填川”、宦迹留川、贸易来川等多种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临近现当代，在口碑资料和新编修的家谱中，被挖掘出来的“老谱”资料也就越来越多，有关祖先来历的传说故事内容因此大大地丰满起来。这样，民间传承在历史记忆的过程中，便不可避免地会粘合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进去。以下试举三种手法加以分析：

其一是通过细节刻画，渲染迁移过程，增加故事的感染力。

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围绕祖先迁川过程中有关盐蛋的故事细节来展开。四川著名作家艾芜原本姓汤，1948年在重庆凭记忆撰写自传性小说《我的幼年时代》，用十分细腻的笔墨，描写其祖先上川经历：“（汤姓）这位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麻城孝感乡的。读过书，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便强抑着悲哀，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族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路程自然是经过襄汉流域，沿着大江，穿过三峡，再到成都；一路上听过巫峡的猿啼，淋过巴山的夜雨，迷过嘉陵江的大雾，跋涉在岷沱流域，破庙的屋檐下躲过许多风霜，大树底下度过不少凄凉的夜晚。沿途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同时也缺乏盐，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样一块盐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从这个盐蛋的传说可以看出这家姓汤的移民，路上是遭着怎样的艰辛和痛苦。’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艾芜见到《汤氏族谱》后，才承认自己先祖来自湘西洞口，而不是麻城。

其二通过典型聚焦，深化避祸主题，增加故事的传奇色彩。

以往的祖先记忆也讲避乱逃难，但多源自平民百姓躲避兵燹的潮流，因而结局大同小异，平淡无奇，不足称道。而民国以来根据老谱挖掘的内容，则大大突破了这一时空局限，许多家族在追忆祖先的避祸经历时，开始在事件、人物的个性化、典型化上下工夫，努力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来增加故事传奇色彩和感人效果。以下两个家族的祖先记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因躲避明朝迫害，埋名隐姓外逃至川东，最后受到朝廷封赠的故事。

长寿县狮子滩（袁家滩）《袁氏族谱》记载了其祖先为明玉珍的部将，在明夏政权覆灭后，如何从重庆掘地道出逃，改易姓名，躲避明朝政府镇压，在明初被朝廷招安的故事。族谱说，“我祖本姓杨氏，号安珠，原为宋都统元帅”。1357年“同姨兄明玉珍由楚入川”，1371年，夏亡。“我祖安珠次妻所生子杨宗、次子杨剑战死。安珠正妻徐氏及子杨荣、杨昭困在城内，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只得宰牛马为食，设计在九门（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千厮门、临江门、通远门）以羊蹄击鼓，饿马摇铃御敌，仍无济于事。于是掘浮图关地道而逃’朝廷“乃绘图严缉”，杨荣遂更名甘玉珍落业邻水，杨昭易姓名为袁自伦，落业于铁江河西岸石版坻。接着，族谱还记述了杨昭“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以图恢复大夏”的故事。根据族谱记述，为了剿灭杨昭领导这支明夏余部，朱元璋曾遣“健将殷国公”以兵相拒，经过“往复数十战”，“互有胜负”。最后，明朝不得不派人招安，“传谕：敕赐安珠之孙袁景祥为子孙世袭万户侯。圣上亲笔书写中堂三十四字为凭。”至今袁氏宗祠中堂还保存有“圣上”书写的这34字对联，“侯爵烈先朝创西蜀镇东渝培植千年国脉；熏猷答当宁捷秋围魁春榜流传百代书香”云云。

丰都包鸾区《周氏族谱》追述了贯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的先祖，在永乐袭位后，因躲避朝廷迫害，改名换姓，隐居四川的传奇经历。该族谱记叙说：“明初靖难兵起，志士死亡相继，其子孙易姓名逃匿远窜者，不可胜数”，“（我祖）是修公官礼部侍郎，坐方孝儒之党，尽节”。其子侄三人“入蜀省涪陵，隐姓伏”。其中，伏一郎居白里鹤游坪，伏二郎居小江白志，伏三郎居云里相公堡，后迁麻堆坝。“三祖隐姓二十余年，洪熙元年（1425年），大赦建文事，诏赠死节诸臣，恩荫指挥。’

其三是通过场景置换，模糊事件的时代感，增强民间文学的口头传诵效果。

在四川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许多民众在追忆自己祖先来源时，往往以如下模式叙事：听老人说，当初，张献忠（或称八大王），“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湖广填四川”时，我祖从麻城孝感乡出发，被捆绑上路，途中拉屎拉尿，都要请求松绑，于是这才有了 “解手”一词的起源。又称到了四川后，遍地荒无人烟，我祖因此地插占为业，在这里繁衍后代。这种叙事方式，在社区网络上经常可以见到。例如，有一位网友写道：“我老家是四川富顺县的。我们家的家谱上也记载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从湖北孝感搬过来的，并且那个关于捆绑痕迹的传说我还是今年春节才听我妈说起，他还特地看了看我的胳膊，还真有。想不到在这儿还遇到两个老乡。”上述叙事中的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四川”、“解手”、“插占”，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件，其历史场景需要认真区分，不可一概而论。而民间记忆则管不了这么多，为了增加故事的叙事效果，往往把不同历史场景下的事件通通粘合到一起，集中于一个又一个家族的迁移故事之中。于是，这就出现了时代特征被模糊，活动场景被颠倒置换的现象。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清代以来直至民国年间，民间有关麻城孝感乡的祖先回忆，较之于明代，不仅显得内容更加丰富，而且表现形式更加多样。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代关于移民祖先传说所迭加的成分也就越多。顾颉刚先生有关古史是经后人层累造成的精辟论断，在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形成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四、结语

通过对“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形成过 程的剖析，可以看出，广泛流传于川渝地区的这一传说，虽然出自民间，但它的来源却是有多种渠道的，其在传说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

首先，官方历史的记忆，为传说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任何传说都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上文提到《袁氏族谱》记载，明玉珍部将在大夏政权覆灭后，从重庆城外逃继续从事“恢复大夏”、最后被招安收编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其经历不见于《明史》，也不见私家野史《明氏实录》，更为其他地方文献所罕闻。但在《明实录》中却保留了多条关于明朝遣将“收集明氏故将”的史料。如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辛已，“兵部主事彭恭，泸州守备[御]彭万里，收集四川明氏旧校卒二千六百六十人为军”。洪武十年（1377年）八月丁卯，“遣神策卫镇抚余忠往四川招集明氏故将丁氏校卒”。洪武十一年（1379年）二月甲子，“命四川都指挥使司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凡六千五百余人”。显然，在如此确凿的历史史实面前，再去对《袁氏族谱》传承的记忆进行真伪考辨，已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看到了来自官方的记忆，为民间记忆提供了构建的历史依据和自由发挥的空间。

其次，社会名流的记忆，为传说的定型和保存奠定了基础。

在民间记忆的传承过程中，历史犹如一支“无形的手”在对各种各样的传说进行“选择”。史学大师钱穆曾经指出，古史既经后人层累地造成，也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在元、明湖广大移民的过程中，从楚地迁川的人户以数十万计，究其原籍地，何止千百个。为什么最后只有一个麻城孝感乡成为“幸运儿”，得以被当做“集体记忆”传承下来，而其他原籍地则难以保留呢？这显然是经过历史筛选淘汰的结果。而谁有这个能力来操弄这一选择？首先当然是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文化名人。而谁又能请动他们出来选择操弄？首先当然是在地方社会经济中占居优势地位的望族。民间记忆的重要来源和载体是族谱，以及编修族谱的重要依据墓志。上述墓志铭大量撰写于嘉靖以后，这与明世宗嘉靖朝发生的“大礼议”改革有密切相关。嘉靖朝皇室宗庙制度改革后，放宽了对官民祭祖的规定，由此开了民间建立家庙、祠堂进行常祭的先河，这也就为民间修谱之风的普及与丧葬志墓风气的盛行提供了契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崛起于四川社会的麻城孝感乡望族，凭借其在地方上的实力地位，得以率先延请社会名流，并通过他们的如花妙笔，来建构自己的祖先记忆。而在明代社会中拥有话语优势的一批文化名流，欣然为之命笔撰写墓志，不仅使这些家族更有了炫耀于人前的资本，而且也为麻城孝感乡记忆的定型和保存奠定了基础。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他们这么卖力地鼓吹，其后麻城孝感乡传说能够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吗？

最后，民间记忆的传承，为传说的普及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由官方历史和社会名流的记忆的保存选择，麻城孝感乡文化符号代代相传，深深地烙在了四川湖广人的历史记忆之中。但仅有文化符号，传说是记不住、传不下去的。这是因为，传说是形象思维的东西，它不是历史，它之能够传承下去，就在于它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形象生动。而为了做到这一切，它必须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从事再创作。由于明代后期许多姓氏对于始迁祖入川原因、经过早就开始模糊不清，因此，在经过明末清初的社会浩劫之后，当四川社会经济面临重新建设的同时，如何传承这种记忆便成了四川社会精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清代是家谱编修的兴盛阶段，修谱几乎成了中华民族一项全民性的文化活动。到了民国时期，民间修谱活动持续高涨。得此契机，不管是明代湖广土著居民的后裔，还是清代湖广移民的后裔，无不在这种形势下努力发掘新的史料。而编修者也根据史识的增长以及所处时代取材的需要，不断对始祖的迁川来历进行新的诠释和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一些新的内容增添进去。于是，一些充满虚幻传奇的故事情节，乃至于一些场景颠倒的附会，都可能派生出来。与此同时，保存记忆的书写方式，也由过去的语言温和，文字简约的墓志文体，扩展为一种带有更多自我渲染色彩的故事体裁。

因此，当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审视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的内容时可以看到，这一传说正是在官方史料、社会名流与民间传承的共同作用下，早在明代后期即已形成。今天人们所普遍流传的传说文本，大都是在清代至民国以来，不断被叠加起来的故事内容的基础之上演绎和传播的。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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