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研究，受到高产作物引种、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以及自康熙至乾隆年间连续发布“开垦山头地角的畸零土地”诏书的推动，乾隆、嘉庆、道光之际出现了一次各省人口涌向巴蜀的浪潮。实际上，这次移民浪潮是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流的继续，另文有述。本处拟运用档案、古籍、方志、巴蜀地区族谱资料，对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这一时段各省移民迁移巴蜀浪潮作一个分析，试图进一步弄清楚清代前期各省移民迁移巴蜀的时空特征。

一、从地方大员的疏奏解读康熙后期至乾隆初期的移民潮

自顺治至嘉庆道光年间，各省人口迁移巴蜀持续时间长达一两个世纪，但出现移民“浪潮”从而引起地方大员注意，却是出现在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乾隆嘉庆道光之际这两个前后继起的时段。解读魏源《湖广水利论》、《湖贵征苗记》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苗防备览》、和琳《钦定平苗纪略》等资料可以管窥乾隆嘉庆道光之际发生的移民浪潮。分析南方各省地方大员的疏奏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即可以证明，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也确实存在过一个各省移民迁移巴蜀的浪潮。

康熙四十七年（1708)湖广提督兪益谟 奏折称：

湖南衡（州府)、永（州府)、宝（庆府）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 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盖以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川巡抚李先复疏奏 ：

巴蜀界连秦楚，地既辽阔，两省失业之民就近入籍垦田实地，方渐增赋税，国计民生包不两有攸赖，乃近有楚省宝庆（府）、武冈（州）、沔阳 (州）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俱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

一些移民家谱记述，早在康熙三十三年 (1694)就有专门鼓励湖南百姓迁移巴蜀的“移民诏书”虽然是否真有颁诏之事尚须考证，但在此前后湖南百姓涌入巴蜀之众是毋庸置疑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衡州府、永州府、宝庆府迁移巴蜀百姓日不下数百名口，宝庆府、武冈州、沔阳州携家迁移巴蜀者不下数十万。康熙年间，迁移巴蜀移民以永州府及其所属零陵县籍最多，而衡州府、宝庆府、沅州府、常德府、长沙府籍移民次之。

康熙五十九年（1720)，川陕总督年羹尧也奏称：

陕西流民自去冬至今，有携其妻子, 随带驴骡，数十成群，来川就食。

稍晚于湖广人和陕西人，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为广东人口迁徙巴蜀的高峰期。广东地方官吏在奏折中也屡屡提及该省人口移居巴蜀的情况，这已引起研究者们注意。

乾隆六年（1741)两广总督马尔泰奏称：

广东惠（州）、潮（州）、嘉（应州），二府一州，所属无业贫民，携眷入川。

事实上，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有大量 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 人口涌向巴蜀大地，形成了各地移民涌向巴 蜀大地的浪潮。

《全蜀典故》卷三记载：

乾隆十八年，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四百零八户，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先等九百九十一户，广西省入川民人胡志章等八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肖药荣等三百九十四户，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十七户。乾隆十九年，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二百八十一户，湖广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一千六百一十二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肖天祥等一百四十户，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七十三户。乾隆二十年，湖南省入川民人蔡之茂等一千八百六十户，广东省入川民人高三才等五百九十户。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两湖入川民人计有四千四百六十三户，广东入川民人计有一千二百七十九户，广西省入川民人计有八十一户，还有福建入川民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仍然是“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

依据上述资料分析，自康熙四十七年 (1708)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有一个各地人口迁移巴蜀的浪潮，这个浪潮由湖南衡州府、永州府、宝庆府人口肇其端，武冈州、沔阳州、沅州府、常德府、长沙府的人口续其后，随之，长乐（今五华）、兴宁、镇平（今蕉岭）、平远、龙川、河源、连平、永安、和平、大埔、揭阳等惠州府、潮州府、嘉应州、韶州府百姓蜂拥而来。“其自陕西、湖北往者，更不知凡几”。江西省、福建省百姓也在这个时间涌向巴蜀地区。

“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雍正五年（1727) 的十五年，虽湖广人迁移巴蜀者仍年年不息，但终因有禁有限，获政府安插者甚少”。各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迁往巴蜀。从雍正十一年（1733)广东龙川县客家人《赴川告帖》可知，各地人口迁徙巴蜀的热情仍然很高。为了到达巴蜀，不惜“伴命走小路，山高水深，万一不测，跌死下山，淹死下水，亦是我等之命。我等实有不能转回”。各地人口迁徙 巴蜀决心之大可以想见。

二、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客家大量迁入

巴蜀从客家人大量移入巴蜀的时间，也可以分析客家移民迁移巴蜀的高潮所在。《四川客家》收集了大量客家家族迁移巴蜀的时间，本文将之整理入表。表中共有160个对象，其中，康熙四十五年（1706)至乾隆二十年 (1755)之外的共有51个对象，其余109个对象都在此区间。这表明，在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的半个世纪，有一个客家人迁移巴蜀的浪潮。

三、族谱对移民祖乡及迁移巴蜀时间的记忆

据上表统计，客家人迁徙巴蜀的时间主 要集中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至乾隆二十年 (1755)之间，但这一统计不足以说明移民祖乡，以及各省移民迁移巴蜀时间的基本面。下面根据移民家族族谱整理出187个统计对象，将各个统计对象的来源地、迁蜀时间、迁入地进行统计（其中有的对象出自通谱，因此会出现一个族谱统计有多个对象的情况)。

依据该表统计的187个对象（其他各省 迁入巴蜀的17个对象不在此叙述，单就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五省而言），湖北迁入巴蜀的“统计对象”共44个，其中，明初来自以麻城为主的湖北移民有32个，清初来自以麻城为主的湖北的移民只有12个。湖南迁入巴蜀的“统计对象”共56个，迁入巴蜀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康熙三十年（1696)至康熙五十年（1711)间。其中，23个有确切的迁入时间，占56个统计对象的41% ;还有康熙年间迁入巴蜀的统计对象15个；其他情况 18个，因记载时间不确切，难作判断。因此，就“湖广填四川”移民迁出地而言，明初主要是湖北人“填四川”，清初主要是湖南人“填四川”。

该表187个对象中，来自江西的只有11个统计对象，故对江西移民迁入巴蜀的时间难以发现其规律。

福建迁入巴蜀的16个统计对象中，迁移巴蜀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 至乾隆十八年（1753)。据该表，康熙五十年 (1711)至乾隆十八年（1753)迁入巴蜀的统计对象共有9个，占迁入巴蜀的福建移民统计总数的56%此外，对迁入巴蜀的时间记录不明者有7个对象。

广东迁入巴蜀的统计对象共有43个，迁入时间主要集中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乾隆十五年（1750),其间迁入对象共有25个，占统计总数的58%。乾隆十五年（1750)的统计对象有6个，康熙五十七年（1718)前迁入统计对象5个，其他记载不明者7个。

在该表统计的187个对象中，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迁入巴蜀的移民家族所占的 高比例，反映出这一时间段确实存在着一个各地人口大量迁入巴蜀的浪潮。据研究，“各省移民入川的时间，湖北、湖南移民在前，康熙十年（1671) ‘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关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移民。接着，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主要区域。到雍乾之际，才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入川的高潮所在”。

四、自然灾害与移民浪潮

自康熙四十年（1701)至乾隆前期出现 各地人口涌入巴蜀的浪潮，可以通过在此期 间湖广与广东的自然灾害得以说明。据研究， 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四十二年（1703)、 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四十四年（1705)、 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四十六年（1707)、 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五十五年（1716)、 康熙五十七年（1718)等年份，湖北、湖南都 发生过大面积水灾、旱灾、蝗灾和瘟疫，引起过普遍性的饥荒，“死者甚众”。在严重的自然灾害打击和繁重赋役的压力下，湖广人口大批向外逃荒。前清逃荒到巴蜀的湖广移民络绎不绝。湖广人口大量迁入巴蜀与康熙四十一年 (1702)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湖广地区频繁发生灾荒在时间上吻合，这表明灾荒是导致湖广人口迁徙巴蜀的重要推动力。

无疑，灾荒亦是造成广东人口迁入巴蜀的重要原因。资料显示，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雍正四年（1726)、乾隆十五年（1750)，潮州、梅州地区发生过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前文已经指出，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特别乾隆初年，梅州、潮州有大批人口迁入巴蜀，这与这一时期潮州、梅州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有直接的关系。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受灾地区粮价腾贵，而此时巴蜀米价相对平抑，各地人口纷纷迁徙巴蜀就食。这就解释了前述各省大员相关奏折出现的原因。雍正四至五年间（1726—1727)，潮州、梅州地区的大灾荒造成当地人口向四方逃难，雍正年间道员杨锡绂奏折、雍正六年 (1728) —月广州将军署理巡抚石礼哈奏折、雍正十一年（1733)十月广东总督鄂弥达奏折正是出现在此背景下。

这表明，雍正年间嘉应州、惠州、潮州人口大量外迁不是偶然的，它与当地发生的灾荒密不可分。而许多来自潮州府、梅州的巴蜀移民对这次大灾荒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绵阳《李氏宗谱》记述：

李福长（1716—1806)，原籍广东省嘉应州（梅州）长乐县。雍正五年随 八叔李泳成迁徙来蜀，居遂宁，与人佣工度日。历数年，八叔仙逝，叔母易志，

福长时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德阳罗江《范氏族谱》记述：

雍正初,粤大饥。范养源闻蜀丰稔，且人稀土沃，乃鬻宅与族人，得金十余两，于雍正五年丁未春携家妇子，由嘉应州兴宁县迁徙巴蜀。……当是时，饥寒交迫，客路增悲。自春徂夏，始抵川东荣昌县。艰佃十六载，积金五百余两，乃相地于德阳。

成都《叶氏族谱》记述：

国康熙六十年辛丑岁饥荒，叶必浪（字荣山）夫妇遂携二子一女间关入蜀。

成都《陈氏族谱》记述：

因乾隆元年丙辰广东嘉应州（梅州）等处旱魃为虐，饥荒急迫，谋生艰难，陈华英始于乾隆二年丁巳正月，一家六人由嘉应州长乐县迁徙巴蜀。一路上，风尘辛苦，艰难万状，痛不忍言。及到成都时，仅剩钱七文。

雍正年间，不仅有广东灾民大量迁徙巴蜀，因灾迁徙巴蜀的湖广人口也为数甚巨。

据《夔州府志》记载:雍正五年（1727)， 湖广饥民沿长江水路人蜀觅食者“日以千计”。云贵总督张允随给朝廷的奏疏称，从乾隆八年（1743)到乾隆十二年（1747)的五年中，广东、湖南两省由贵州转赴巴蜀就食的流民达二十四万余口。“因逃荒而至者益众，谕令巴蜀各州县将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贯，果系无力穷民，即量人力多寡，给荒地五六十亩或三四十亩，令其开垦。’

综合各方面资料，可以说，虽然各省人 民迁入巴蜀肇端于顺治末年，基本上结束于嘉 庆道光之际，但在长达两百年的移民过程中， 确实存在两次突发性移民迁蜀浪潮。自康熙后 期至乾隆前期，移民迁蜀浪潮规模之大，牵涉 省份之多，曾引起了皇帝和地方大员的不安。 突发性的移民浪潮与巴蜀地区本身的人口骤增 以及严重的社会分化相遭遇，给巴蜀社会带来 了巨大的移民安置与社会控制的难题，进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亦是相当严重的。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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