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形成一般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地理因素：由于受到高压、大河、沙漠等自然屏障的阻隔，某一地区的人长期生活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地方，缺乏与外界的交往，因而逐渐形成了该地区人的说话特点；

第二是移民：当大批移民定居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时，他们原来操的方言就称为定居方言的主体。

从历史缘由来看，形成四川方言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后者。

我们这里说的四川方言，指的是以成都话为代表的四川话，简称四川话。虽然四川各地的方言与成都话有一定的不同，但成都话始终是四川话的核心。为便于讨论，我们暂且不考虑四川各地方言的差别，集中探讨成都话的起源。

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乱和饥荒使成都地区的原来居民所剩无几，真是到了“千村辟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步。为了弥补人口的严重短缺，刚在全国立足不久的清政权不得不胁迫和利诱大批外省人移居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区。这样爆发了举世闻名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关于这段历史，清人傅崇矩在《成都通览》里说：“成都之地，古曰梁洲，历代皆蛮夷子，也不知现在之成都人，皆非原有之成都人，明末张献忠入川，已屠戮殆尽。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差占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余皆从军入川，及游客、游宦入川，置田宅而为土著者。”关于移民的原籍，1908年的统计数字是：成都警察区内人口为299149人，其中湖广占5/20,江西、云贵各占2/20，陕西、江浙、两广各占2/20，安徽、河南、山东、福建、山西、甘肃各占1/20。成都郊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拿大邑来讲，“土著历来惟有汉人，并无苗蛮番回异种。难贼乱后，几无孑遗，全资两湖、江西、两广、山峡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峡次之，两广又次之。俗传湖广填四川，其明证也”。民国《金堂续志》统该县居民的原籍是：楚省籍约37%，粤省籍约28%，闽省籍约15%，其余各省籍约20%。在四川居民祖籍的比例中，可以说以楚省或湖广为首的南方籍、占8/10，这就是为什么要叫“湖广填四川”的缘由。

“湖广”在明清两代指的是湖广省，在行政区划上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湖北和湖南两省。当时的“湖广总督”节制的也是这两省。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填四川”的主要是南方各省的人。其中尤以湘鄂两省为主。于是，就可能产生两个问题。其一，既然是南方人来得多，为什么现代四川话属于北方话体系呢?其二，既然是湖南和湖北两省为主“填四川”，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语理应与湖北话平分秋色，在四川话中各占一席之地，可是今天的四川话里确鲜有湘方言的成分，这又是为什么?

要弄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就要追溯发生在“湖广填四川”之前200多年的另次大移民，即对四川话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并为之做铺垫的元末明初大移民。

元末明初的战乱和大移民，大批湖广籍和部分陕西籍、安徽籍和闽南籍的平民、军人留居四川。他们带来了属于官话方言的湖北话、陕西话、安徽话和河南话。这几种话均属北方话系。湖北的地理位置虽然处于长江流域，但湖北话并没有像湘方言那样成为汉语的八大方言之一，而是隶属于北方官话的系统，成为其“次方言”（subdialect)之一。因此可以说，早在六百年前，官话方言就从东面和北面深入到了四川了，并在四川扎了根。到清朝前期，以湖广地区，特别是湖北为主的大批移民入川后，以麻城方言为代表的湖北话在原先扎下的根上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四川官话和西南官话体系。这也许可以看做是“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又一表征吧。

尽管以成都话为代表的四川话在四川各地通称“湖广话”，但作为“湖广”另一部分的湖南话却没有在四川普及。怪不得由湖南来的移民后裔把今天四川境内流行的老湘语称之为“老湖广”和“死湖广”，这就把它同“湖广话”区别开来了。四川话虽然在语音和词汇上有自己的特点，但它有着与其他北方方言一样的“共核”(common core)。比如入声不明显，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而湘方言却有入声，音不短促，自成调类，其语音和词汇与四川话和北方话有较明显的差别，比如[n]、[l]不分，“南”和“蓝”同音，“家”不念jia，而念ga等。此外，湖南话特有的词汇，如“伢子”、“里手”(内行)、“冒得”（没有)等在四川话和北方话中都是没有的。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点使得湘语不能为广大移民所接受，从而成为四川方言的基础。南方其他各省来的移民所说的方言差别就更大。他们来到四川后至多能在狭小的地域形成一个个“方言岛”，如成都郊区以洛带为中心的客家话区。

笔者多年在成都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北方人在成都居住多年仍少有“转码”(code-shifting)现象，即他们不太想说成都话，也没有有意识地去学成都话。即使有人说一点成都话，听上去也很别扭。相反地，南方各省的人来成都后要不了几年就能讲一口流利、地道的成都话，有时甚至听不出他是外省人。撇开个人的语言模仿能力不谈，北方人不愿说成都话可能出自这样的心理：“我讲我家乡的话别人也听得懂，别人讲的话我也听得懂，有什么必要去学成都话呢?”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成都话与北方话很接近。南方人则不然，他们如果不学说成都话就无法同本地人交际。

下面再谈谈四川话的范围。

在本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开展的四川方言普查中，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丁声树、杨时逢等5位先生和四川省方言调查组的学者们选择的调查点遍及全省160个市县，达219处之多。这219个点除3点(史语所调查的遂宁拦江镇属湘方言，华阳龙潭寺属客方言，调查组调查的西昌市区属北方官话河南话)外，都是属于西南官话的四川话。不仅如此，就是今天各族人民杂居的地方，如康定、雅江、丹巴、越西、喜德、马尔康、理县等州县的政府驻地也都风行四川话，而且语音多半接近成都话。地处凉山的越西、四周山上都是讲彝语的彝胞，县城及周围的平坝地区近10万汉族人却都讲一口流利的“成都话”。他们自称成都人，还说是从湖北麻城来的。

这段记述表明，上面提到的几位专家的看法是四川话区的同言线应该划到今天甘孜、阿坝和凉山三州的边境。这些地方汉族人讲的话当然与成都话接近。但我们不应忘记，上述那些地方历史上讲不属于四川省；1954年以前它们是西康省的一部分。而且凉山州南部的方言与成都话还是有相当的差距，有些接近于云南话。就算“湖广填四川”涉及到了前西康省东部，造就了近10万“讲一口流利成都话”的汉族人，也没有听说过“湖广填西康”一说。当地的主体居民世世代代就住在原地，他们的方言与移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把上述地方的方言看成是西南官话的分支，或者说是介乎四川话和云南话之间的过渡方言似乎更确切一些。四川方言区还是应以成都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分别辐射不同的距离，但不应过分扩大，否则云南话和贵州话都要纳入四川方言了。

注释：

光绪《四川邛州大邑县乡土志》。

引自崔荣昌《成都话是咋个来的》。

引自崔荣昌《成都话是咋个来的》。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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