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是一部雄伟壮丽的移民史，是四川社会重构的变革史，也是“天府之国”新一轮的开发史。“湖广填四川”引起了地方社会的巨变，在重构四川经济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幅繁荣与矛盾、发展与冲突相互交错的四川社会图景。在这次移民中先后大规模产生的“移民会馆群”与“流民武装集团和秘密帮会”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民间社会组织成为了“湖广填四川”的重要历史见证。在新时代重新审视与研究这次移民运动，仍具有学术求真的史学意义和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

一、“湖广填四川”概述

“湖广填四川”一词最早见诸书面语言，得到比较广泛认可的是魏源《湖广水利论》一文：“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语。’正如魏源所言，四川从南宋末年到清代初年经历了连续数次的大战乱，尤其是在清初，四川成为了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南明余部以及吴三桂叛乱等与清军作战的火线，而且战乱之后疫病接踵而至。当时“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四川遭受了巨大的摧残，传承千年的巴蜀经济、社会、文化几乎损失殆尽。“湖广填四川”正是在此背景下，由清政府下诏推行的移民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川文明的浴火重生，既不是四川中古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晶”，也不是周边两湖荆楚文化、陕西秦文化等文明“磁场辐射”的结果，而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指腹为婚”的产物。当幸存的为数不多的古蜀人顽强地保留下来了“火种”，重新点燃了文明的圣火时，四川文明得以重塑与再造。

现代学者研究表明，在四川历史上共有两次“湖广填四川”，一次是在元末明初的洪武大移民，一次是在明末清前期的康乾大移民。也有的学者把同光年间的四川移民也归入了“湖广填四川”中。但移民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还是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这次大移民比美国开发西部时的大移民要早一百多年，所不同的是美国开发的西部是亘古的荒原，而且在“西进运动”中充满着暴力与血腥；而中国的西部是早已拥有巴蜀文明的“天府之国”，且大部分民众是白发自愿的进行迁徙。

而所谓“湖广填四川”，并不是说只有湖广人移居四川，而是说湖广移民是构成“湖广填四川”的主力，他们与闽、粵、赣等籍移民成为了今天四川人口的主要来源。在犍为县“由湘鄂赣闽粵诸省移来占籍者，其中尤以湘鄂人居多数，故今尚有湖广填川之谚”。湖广行省，元始设，辖今湖北、湖南两省及广西、贵州部分地区。明沿元制。清康熙二年（1664)设左右布政使司分治，遂为湖北、湖南两省，但依旧沿用旧称。道光《巴州志•风俗》：“国朝康熙、雍正间，秦、楚、江右、闽粵之民著籍插占”；同治《仪陇县志》: “邑人湖南、湖北人最多，江西、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间入籍”；光绪《新繁县乡土志》：“康熙时招徕他省民以实四川，湖广之人首先麇至，于是，江西、福建、广东继之。”清人傅崇矩言：“成都之地，古曰梁州。历代皆蛮夷杂处，故外省人呼四川人为川蛮子。也不知现在之成都人。皆非原有之成都人。明末张献忠入川，已屠戮殆尽。国初乱平，各省相率入川，差占地士，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余皆从军入川，及游幕、游宦入川，置田宅而为土著者。”他统计出来的成都居民原籍：“湖广籍占四分之一，云贵籍、江西籍各占二十分之三，陕西籍、江浙籍、广东广西籍各占十分之一，安徽籍、河南山东籍、福建山西甘肃籍各占二十分之一。’民国时期成都市金堂县统计该县居民的原籍：“楚省籍约占37%，粵省籍约占28%，闽省籍约占 15%，其余各省籍共占20%。’湖广籍移民庞大的人口与分布，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四川的风俗习惯，史料记载，大宁县“接壤荆楚，客籍多两湖人，风尚所乎，由来久已……岁时同乎荆楚，今犹昔也”。芦山县“汉夷杂处，无不夷音。楚人徙居。独存楚语”。

“湖广填四川”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大移民后，四川人口得以大量补充。据统计，四川“清初全省约8万人，至乾隆四十一年 (1776)，人口达779万，超过了明朝万历间四川人口数2倍余”。人口的大量增加，使荒芜的土地迅速被开垦出来，伴随着各省先进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的传人，四川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乾隆之后，四川重新焕发出了“天府之国”的英姿与雄风。

二、移民会馆——民间主流社会发展的纽带

(一）“九宮十八庙”庞大的移民会馆群

会馆是明清时易籍人在客地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顾名思义，会馆就是聚会和聚居之场所。四川会馆兴起于明，兴盛于清，境内会馆之多、分布之广、建筑之密集与豪华，位居全国前列。在四川，常有“九宫十八庙”的说法。“九宫十八庙”，也就是指称各省移民在四川所建立的移民会馆。如湖广会馆常称“禹王宫”或“禹庙”；江西会馆常称“万寿宫”或“江西庙”；广东会馆常称“南华宫”或“龙母宫”、“粵东庙”；福建会馆常称“天后宫”、“天上宫”、“天妃宫”或“妈祖庙”贵州会馆常称“忠烈宫”、“黔阳宫”或“黑神庙”；广西会馆常称“荣禄宫”、“寿福宫”浙江会馆常称“列圣宫”或“三元宫”；陕西会馆常称“三圣宫”、“武圣宫”或“三元庙”；山西会馆常称“秦晋宫”或“甘露寺”。实际上，“九宫十八庙”是一种虚指，形容移民会馆之多。

作为四川民间主流社会发展纽带的会馆，其形成与四川特定的历史条件有极大的关联。无论是湖广移民或是其他地区的移民，他们原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行为规范与生活方式。当他们被迫或自愿远徙他乡时，就会对外界的事物产生大量的陌生感并往往难以理解，更需要寻求一种为其原乡心理依存和利益关照的组织，“在移民集中的地方，移民中首先就会在乡土观念的旗帜下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种自我保护机制不是先出于政治、经济的考虑，最初它简直可以说是自我生存的本能需要”。而四川的移民会馆的建立正是起到了“联系乡谊及护持初来乡之人”的目的，进而达到了“统摄于以坚团结而通情谊”的效果。会馆在“湖广填四川”这一大环境中应运而生，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移民会馆的修建方式，一般分为三类：民建、官建和官民合建。但会馆主要是由同籍乡民共同出资筹建的，“不分畛域，万姓集资建庙” , “往往醵为公产，建为庙会”。当然也有个别会馆是由官宦或大户独资修建而成。会馆寄托了客居民的一种感情文化，因此多具有原乡的建筑风格，各省移民“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

由于湖广籍移民相对于其他各省的人口及地域优势，所以湖广籍会馆无论在数量或是地域分布上都要远远超过其他省的会馆。史料记载，“邑多楚人，各别其郡，私其神，以祠庙分籍贯，故建置相望”。据统计，在清代四川的103个厅州县中，湖广籍会馆的总数约为477个，如表1所示。

湖广籍会馆最常用的名称是禹王宫。大禹是中国古代的治水英雄，地处长江两岸的湖南与湖北经年饱受洪水之害，当地人民祭祀禹王，意在祈之以保平安。湖广移民入川后，也就将他们崇拜的神灵带进了四川。湖广籍会馆也经常简称为“楚馆”，其他还有寿佛寺、湖南馆、湖北馆、湖广馆、湖广会馆、两湖公所等名称。成都洛带湖广会馆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可谓气势恢宏，虽在民国元年（1912)时毁于火灾，然次年即得以复建，如今它已经成为这一移民奇迹的重要历史见证。

(二）分散到联合：移民土著化的必然结果

随着四川经济的不断恢复，移民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也不断加强，各省移民间的隔阂与乡土观念也处在不断融合之中。经数百年间移民数代繁衍逐步土著化后，四川移民社会逐渐成形。典型的代表就是共同的交流语言——“四川话”的诞生。在大量湖广籍移民的主导与影响下，现代的四川话主要是以湖广话为基础形成的。在大足县“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卒视原籍，通行者而自为风气。厥后客居日久，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粵俗，粵人遵用楚俗之变例。”在安县：“前清时，县属民皆由各省客民占籍，声音多从其本俗，有所谓广东腔者，有所谓陕西腔、湖广宝庆腔、永州腔者，声音多浊。近数十年来交通便利，声音皆入于清。”在四川中江：“多由闽粵楚赣而来，先至者或恣睢自雄。今则靡相龃龉，互通婚姻，欢洽大和，无复南人来土之患也。”

文化与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作为四川文明载体的“四川话”的形成与广泛使用是四川移民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整个四川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在逐渐成形的四川移民社会中，那种以会馆为载体寄托思乡感情以及以会馆为依托向土著抗争的作用日渐削弱。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贸易的繁荣使会馆的功能也随之由同乡互助功能向商业功能转化。各省会馆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共同应对官方和民间各种势力，这又成为各方新的利益汇合点。各省会馆也就不断联合与重组，形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诸如三省会馆、五省会馆以及八省会馆等就是各省利益共同体的产物。

在犍为县，“道咸时各场承力、地方公务，有五省客长之目。治城所属场镇亦多建有各省会馆。顾省籍虽异，而无种界上之分歧，用能各安于无事，以生以息，相助相友，县境遂成乐土”。大竹县的五省会馆“原不相统一，光绪五年设立五馆公所……地方公务，即由公所办理”。在灌县，原建有秦晋馆、湖广馆、广东馆、四川馆、贵州馆、江西馆、福建馆，到清末时诸馆已联合为“七省会馆”。“所谓七省会馆，是旧以客长轮总之，享荐各有其时焉……其在场集之会馆大率类是。”客长，实指会馆中的管理者。客长轮总，说明会馆已经趋于联合。而最为著名的重庆八省会馆则包括了湖广、江西、广东、浙江、福建、江南、陕西、山西会馆。八省会馆与官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广泛参与地方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事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上著名的长安寺教案，就是由八省会馆出面解决的。咸丰八年（1858)，法国传教士看中了重庆城长安寺，并向清政府索要长安寺，要求以之改建重庆教堂，此事得到了清廷的准许。由于长安寺位于重庆市的脊梁，地势显要，同时又是八省会馆会首办公的地方，民众对此愤然不平，加之与天主教早有矛盾，遂聚众反对，并砸毁了法国在重庆的天主教堂，因而引起了外交纠纷。为妥善协调解决此事，最后由八省会馆出面，赔偿教会银20余万两了结此案，长安寺则转给八省会馆，永作办公之所。

综而论之，四川的移民会馆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它的存在、发展乃至最后消亡都有其必然的历史规律。移民会馆的“义举”、“合约”对维护同乡利益，调节同乡经济和家庭纠纷，甚至对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一直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与赞扬。同时，移民会馆也举办大规模“祀神”、“合乐”和庙会等活动。历史性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会馆作为同乡之间交流感情、寄托思乡之情的产物，无疑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形态的一种大众行为。也正是由这四种功能所构成的这样一'个有机整体，才使得整个移民会馆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也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的蓬勃发展。

三、从流民武装集团到秘密帮会——民间非主流社会的变迁

(一）流民问题的产生

流民问题一直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而土地问题正是流民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次次的农民运动和激烈革命都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期望做土地的主人。从历史上看，当大部分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时，国家就稳定繁荣，相反，当大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所有权时，国家就动荡衰亡。四川流民的产生也不外乎此，然因其民众结构复杂等多种原因，流民问题较其他省份、其他时期就显得更为错综复杂，影响更为深远。

如前文所述，康熙初年，由于四川地多人少，所以清廷对于移民入川垦荒不仅没有数量上的限制，也不需经由原籍官府批准，入川的移民可以随意占田垦荒。许多家谱记载其入川始祖通过“跑马”、“插茅”、“削树白”等方式占地。只要骑着马围绕意中的土地跑上一圈，插上树枝或削掉一块树皮作为标记，圈内的土地即归其所有，事后“牒于官，官不问其地方数十里、百里，署券而己”。这就使得先期入川的民众都有了一份不菲的田产。但经过百余年机械式移民与早期移居四川人口的自然增长，四川的人地关系逐渐紧张，人浮于土的现象在一个时期内迅速凸显出来。乾隆九年（1744)御史柴潮生奏：“窃照四川一省，人稀地广。今年以来，四方流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于是有禁止流民入川的议论。乾隆皇帝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贫民远图生计，亦不可持之太峻。盖伊本籍如有产业，必不肯轻去其乡，何用阻截？若因亲族可依，就食他处，必尽行逐凹，转绝其谋生之路。即如山东流民，往来各处种地者甚多，亦难概行禁止。……嗣后入川民人给照查察之处，如系奸拐兴贩匪类，断宜严行究处；至实系良民觅食他乡者，虽未便明弛其禁，该督抚亦宜酌量办理，不必过于严紧。”又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将错综复杂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小民的生计问题，他的决策失误是造成四川流民日众的主要原因。而民众对新的生计之图与生存空间的寻求、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进而实现兴旺家族、功成利就的目标，形成了移民四川根本而持久的驱动力。这也是流民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因素。

乾隆中期，四川人口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四川荒地，业经认垦无余”。“昔之蜀，土满为忧；今之蜀，人满为患”正是一时期四川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真实写照。尽管清政府对日益严重的流民采取了“保甲之制”等一系列控制方法，但由于根本的土地问题得不到解决，流民问题也就愈发严重起来。很多后期入川的移民由于得不到土地，不得温饱，更无法返乡。于是一部分人成为了先期入川人的佃农，但绝大部分却沦为了无业游民，即“外省民人入川，往往习为匪类”。并且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土地兼并也不断上演，大量的农民处于地主与官吏的盘剥压榨下成为了流浪城乡的“闲打浪”。这也就加剧了四川无业游民数量的膨胀。

(二）初级流民组织啯噜的形成

在土地与人口问题不断加深，矛盾不断恶化的情形下，四川民间的非主流社会中就产生了啯噜，亦称为啯噜子。有学者将啯噜定义为“外省入川的流民和四川本地的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结成的互助自卫团体”。但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以后，啯噜出现新的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功能，“昼抢市场，夜窃富民，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掲竿谋逆”，是为啯噜之“互助”。一开始，这些人仅仅是同乡间自发的三五成群、数人结伙地会集在一起，在山林中拦路打劫以求生存，但随着无业游民的日益增多，小规模的抢劫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于是，这些人便开始推举团伙的头领，建立自己团伙的名称，并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这便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

啯噜早在乾隆初年己见于政府文书。四川巡抚纪山在一份咨文中说“川省地方，有湖广、江西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奸棍，三五成群，肆行乡镇、集场之间，名曰‘啯噜子’。强索酒饭、盘费，行凶抢夺，往来招示，羽党渐多。《清史稿》也载：蜀民失业无赖者，多习拳勇，嗜饮博，浸至劫杀，号为啯噜子，至是益众。他们或在各州县场市，或偏僻的道路地区，或在江河湖上，带刀抢掠民间财物，频繁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严重骚扰了地方官府及其秩序。随后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兵加入啯噜。“初，四川有啯匪而无教匪。啯匪者，金川之役，官兵溃于水果木，其逃卒之元归者与无业役夫，无赖悍民，散匿川东北，搮掠为生。’官兵的加入更是给啯噜组织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啯噜原本只会抢劫，不懂得兵法与韬略，然而溃散的官兵却拥有较强的军事素质，其中也不乏智谋之士。于是啯噜活动渐成规模，啯噜组织也成为与政府对抗的力量之一。他们广泛参与抗捐、抗税、抢粮与抗官等活动，并自制武器，常常攻入县城，捣毁官役衙门。乾隆中后期，白莲教徒在川陕鄂三省接壤的地方传教，立即得到啯噜的响应。他们与白莲教汇合，形成了强大的反清力量。地方官员对此甚为慌恐，连连具奏：“啯匪滋扰，邪教萌生……此时保甲比平时更为吃紧。”

(三）西南流民社会的泛滥与升级

嘉庆年间，川、鄂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因其发动者主要是白莲教会众，所以史称“川楚白莲教起义”。义军中就有大批的啯噜参与，有的还成为了起义军的首领和主力。随着起义的失败，啯噜也损失惨重，活动随之转入地下。为了加强内部组织联系，提高生存、发展和与官府对抗的能力，啯噜子逐步大量吸收了早已流传入川的天地会、白莲教等帮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白莲教融为一家，不少会众开始有目的地渗入到官府与清军之中。啯噜也逐渐从移民的武装集团向秘密帮会转化。

川江上也有为数不少的穷苦水手、纤夫加入啯噜。由于受到清廷的缉拿，他们便沿川江顺流而下，来到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后来在道光年间发展为清末流传最广、势力最大的帮会哥老会，在四川又称为“袍哥”，在长江中下游则称为“红帮”。左宗棠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又说：“自顷啯噜变为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晚清“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也说“窃查哥老会名目，始起于四川，而流于湖广。’蔡少卿也认为哥老会“不是明末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而是康熙雍正乾隆以来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不是郑成功派陈近南往四川‘开精忠山’的结果，而是四川民间自发组成的秘密结社；不是‘反清复明’的组织,而是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但哥老会却不是啯噜组织机械式发展的产物，而是以啯噜为原型，吸收、融合了白莲教、天地会的某些特点，仍以无业游民为主力而成的有组织的秘密帮会，所以其行为更加隐秘，成员更加广泛，活动方式更为多样。

哥老会作为一个封建性的会党，从事的 活动也基本上属于反社会的活动。这类活动 主要包括：（1)抢劫勒赎。四川的哥老会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前者一'般都有固定职业和收入，多为帮会各堂口提供活动经费，但后者便是专门从事抢劫勒赎活动的土匪组织。（2)走私鸦片。四川泸州是滇黔鸦片的走私孔道，外地烟贩来到泸州，通过哥老会来购买鸦片，并由会内弟兄以武力护送出境。⑶霸占码头。哥老会在城镇中建立山堂、码头，或经营赌场、妓院、烟馆等，或向其收缴保护费。（4)贩卖私盐。由于盐商拥有对盐的垄断经营权，他们可以任意抬高价格以剥削食盐的消费者，其价格往往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是贩卖私盐便有利可图，加之四川自贡等地盐井众多，哥老会便贩盐牟利。（5)从事各种诈骗或迷信活动骗取钱财。(6)小规模造反活动。哥老会在各地常常举行规模不等的造反活动以谋求经济利益。

由于秘密社会组织的流行与泛滥，（在社会各种矛盾交错的历史背景下）清朝中期以后，四川就成为了全国民变事件极为突出和集中的地区。据统计，从嘉庆到清亡的100余年中，四川发生了近300起民变事件，平均每年3起，对四川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自身的封建性与落后性，会党的大多数行为确实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严峻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会党作为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在特殊时期又成为了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例如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就把会党引为同盟，尤其是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同盟会与哥老会等帮会共同组建了保路同志军，与清军血战数场并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清廷也因此派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了武昌的兵力空虚，为武昌首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结语

清前期通过“湖广填四川”，使四川从荒凉、凋敝的状态中迅速恢复了它“天府之国”的本来面貌。民间主流社会中所建立的庞大的会馆群不但有效地联络了乡谊，而且对促进四川经济发展与增进客属团结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清政府在移民过程中政治、经济政策的连续失误，形成了进川的强大的、不可阻挡的流民潮，这种流民潮在一种惯性作用下延续、变化，成为当时许多社会问题的原始“病灶”之一。当这种惯性继续扩大与升级，并且当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腐朽时，在民间非主流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会党就成为了民意的代表，甚至形成了近代四川革命的重要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大规模人口迁徙活动势必将会陆续产生。而移民作为一个社会分离与重建的过程，由于涉及年龄差异、性别不同、社会阶层多样化的人群，其素质、观念也各相异，社会整合的难度也将扩大。“湖广填四川”作为大规模移民的典型代表，无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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