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析缘由与理论背景

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自此，女性开始绝对地囿于男性藩篱，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凸显，来自于强权下的奴化，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虚弱，最终被完全消弭。《礼记•郊特牲》中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人从夫，夫死从子。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男尊女卑”到汉代的“三纲五常”再到宋代程朱理学的“三从四德”，经过反复积累不断被“丰满”的一套封建宗法制度把女性定位于依附与服从的角色，女性自史前到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完结之后就被长期排斥于人类性别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外。男权制意识形态以霸权话语秩序和性别秩序为支撑，有效地长期维持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纵观中国文明史，创造文明的女性和男性虽然数量相差不多，但是在社会文化史籍记载中，有关女性记载相对很少，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在社会化过程中被女性内化，形成了她们集体无意识，造成她们自我关照意识缺乏，默默无声地处于历史帷幕之后也许才是她们自认为最好的归宿。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专家和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众多有关性别意识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讨，主要是对性别意识进行科学界定和对影响女性性别意识的因素进行分析。西方学者将性别意识称为“Genderroleatti-tudes”、“Gender—inequality”等。对于“性别意识”一词，国内学者有不同的概念表述。王春柴教授认为性别意识是指女性对自我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学者李国华认为性别意识是指人类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关系、地位、价值、权利、责任、使命的一种认识和评价，其核心是两性关系学者李慧英则认为性别意识就是从性别的视角观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对其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虽然学者对性别意识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对其内涵解读的趋同，即性别角色意识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男女两性所承担的权利和责任的一种认识。社会性别理论认为，人的性别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是人的生理属性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性别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的规范，是后天文化习俗对性别角色的形成产生影响的结果。社会性别理论首先承认和肯定男女两性生理差异，但着重强调男女两性作为社会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规范，规定女性的社会属性，认为女性的性别角色是社会文化规范决定的。

有关女性意识、社会性别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涉及文学、女性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对其理解是各持己见。本文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迁川女性性别意识的探讨以史实为切人点，区别于以往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探讨途径，如王乾的《宋代妇女词中的女性意识》、姜平的《清代小说中高扬女性意识的两部杰作——社会性别视野下〈红楼梦〉〈镜花缘〉的比较研究》；选择迁川中普通劳动女性为对象，区别于以往以都市女性或者知识女性为对象的研究，如邵自玲的《民国女子社交生活与女性意识研究——以都市女性为主题》、蒋勇军的《清末民初女子文化生活与女性意识研究——以知识女性为主体》。本文的探析试运用相关社会性别理论，以地方文献民国《简阳县志》为文本，以“湖广填四川”这场波澜壮阔的移民运动为背景，以移民迁川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移民迁川女性是如何安排仅有的“一两盐、半袋干粮半袋糠”，携老扶幼走完“八千余里”迁川之路的，试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初步解读民国《简阳县志》这部男性文本中的移民迁川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略陈管见，敬祈方家教正。

二、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萌发——家庭角色身份的构建

父权文化世界中，男性是一个时代的主宰，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男性一直扮演着以权威、尊严、力量为标志的主体角色，而女性只是男性生活的一个陪衬、说明。虽然女性意识经历了从“原始自然化”到“礼化”进而到“封建化”的过程，但是，纵观历史，从春秋的《诗经》到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从李清照婉约词派到明中后期闺秀文学，从清末民初女子教育思潮到新中国成立至今对女性的关照，女性自我认同意识和自我价值体现经历了从沉潜到萌发再到觉醒的漫长而艰难的抗争过程。这个持续而长久的过程几乎是以文学、史籍等男性文本的形式体现出来，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姜进教授在题为《女性与中国政治》的演讲中指出：“妇女在历史中的缺席其实是在史学家著作中的缺席，历史上的妇女就像我们今天的妇女一样，是从来不缺席的。

笔者以“湖广填四川”这场浩荡的移民运动为切人点，通过男性文本《筒阳县志》所记载的移民迁川妇女为探析对象，探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女性性别意识的萌发。据《简阳县志》记载：原籍广东长乐县的钟母杨氏，在丈夫去世后，独撑家务。在家庭人口日渐增多，“家计日渐萧条”“殊难俯畜”的情况下，她断然决定，将家庭成员分阶段向外迁移。但是，“连命三次上川”，都不足以打动长子钟宏宇。钟宏宇“哭泣不忍别，未行”。她暗自思量，可能是“长子素有孝心，惯听母言，随命随作；今不如命，谅是我说顾他儿子，他便不往”。如此，只要“还须说要顾我，他便会行”。于是，她决计巧言说服儿子心甘情愿前往西蜀。有一天，她对钟宏宇说，“母命你上川不去，倘我儿孙都像邻家一样饥饿涂地，我纵饿不倒，亦会气倒。你若不放心，留你第四子璁服劳，遗一角田土，又有三个胞弟照料。如何为我多活几年，你都不去？”至此，钟宏宇终于决心迁川。“届时拜别祖宗慈母，及三弟族众等，始行”。透过这段史料，我们可以解读出：从父系社会开始，男性一直处于家庭和社会的决策者地位。但是此时在钟氏家族内，已经不再有《礼记》中“妇人，夫死从子”这样严格的封建宗族等级制度，丈夫死后，钟母杨氏毅然挑起家族生计的重担，面对家人生活日益困难的境况，能够作出“迁川求生”的关乎家族生存延续的重大决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女性是没有声音的性别，而杨氏作为女性成为一家之长，决策家庭事务，无疑是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强音。长子钟宏宇妥善安排慈母“领母命而入川”。又“雍正丙午，粵旱，成上持金归省。其母谓之曰：‘汝弟明上，丁繁室罄，恐作饿殍。’成上告母，愿即引弟至简，合爨同耕，其母欢喜不己”。作为长子的钟宏宇并没有成为继父亲之后的一家之长，依然是以作为儿子的身份接受母亲对家族事务的安排。这样的实例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尤为突出，女性的家庭角色身份开始构建，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开始萌发。

《简阳县续志》记载：“巫维舒，原籍广东惠州府连平州人。祖仁福，祖母冯氏。时，粵省岁大饥，薪桂谷玉，待哺殊难。维舒意欲远迁，因祖母、双亲尚在，未之敢行。双亲故后，祖母窥其意，谓之曰：‘吾之奉养，有汝叔在。汝有远志，可速行!’维舒于是同仕鼎，贸易至简西高明场置业兴家。’同钟母杨氏一样，巫母冯氏丈夫先逝，独自撑起家业，毅然支持儿孙迁川人蜀。作为女性, 具有如此豁达的胸襟，令人肃然起敬。冯氏八旬高龄，经八千余里颠簸，至简与儿孙团聚。

我们不可否认，处于父权制社会的钟母和冯母，作为家族中年龄最高的长辈，原始女性的权威性在“母亲”的角色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尊母”是中国性别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虽然有母系氏族的遗留，与父权制家族夫妇一体的家庭结构有关，又与家国一体化的社会构造有很大关系。在“长幼有序”和“孝”的伦理关系中，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处于被尊敬的地位，甚至成为女性家长，主持家政。但是从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视野来看，她们角色的扮演从传统依附地位转向主人公角色，家庭首先成为实现她们人生价值的场所。她们从家庭权力结构的边缘地带转为中心地位，拥有某种程度上的自主身份、权力和地位。她们成为“主内”的家庭角色兼及“主外”的社会角色，是“湖广填四川”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给予移民迁川中这群特殊女性构建自身性别角色的一次机遇。

三、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觉醒——社会角色身份的构建

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写道：“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对女性的一系列强制性的规范，使得女性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性别观念，特别是性别角色意识，都深深打上男权制的烙印，具有极强的稳固性,并且深藏在人们意识深处。但是在“湖广填四川”这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迁川运动中，来自于女性卓然超群、敢当大丈夫所为的表现,令人为之振奋。

民国《简阳县志》记载：“江母，陈宜人者， 籍隶粵东，系出名门。其夫渊明，因故乡家事中落，谋生不易，遂借宜人来川，家于简州北关外之落带镇。未几，渊明殁。斯时，宜人年仅三十有一，欲以身殉，恻念怀有遗腹，倘从夫地下，江氏之嗣于兹斩矣……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恩勤鬻子，备及劬劳。缘长于针灸，远近之来求治者，以其贫而孀也，多厚酬之。晋怀幼则篝灯夜读，长者令其学习贸易于石桥镇。’江母陈氏和丈夫迁川居于简阳，未完全安定下来，丈夫突然去世，年仅三十一岁的她身在异乡，孤苦无依，本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念及尚未出生的孩子，为了延续江氏家族血脉，她选择活下来。此时的陈氏面临的不仅是母亲的家庭角色，而且是肩负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独自抚养晋怀长大成人，更是代表江氏迁川一支，是一种社会角色。为了生计，她需要“抛头露面”替人针灸治病，收取佣金谋生。在父权制社会，女性不能抛头露面参与社会活动，只能安于本分，留待家中。所以江母陈氏被誉为“巾帼之英，闺阁之杰”。受制于封建礼教压迫之下的女性，承担一种社会角色，不仅需要突破自身长期以来受父权制禁锢的思想意识，更需要承担来自于世俗的眼光和压力，江母陈氏无愧于“巾帼之英，闺阁之杰”。

“刘存哲妻，黄氏，广东人，生子镇玉、良玉。年二十六，存哲殁，携二子由粵入蜀，居邑洛带镇。坚贞自励，年八十六卒。”一位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携带两个年幼的儿子迁居四川，前途未卜，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但是黄氏定居落带，享寿八十六岁，“子孙繁衍”，家族兴旺。

钟俶沛妻，钟黄氏，原籍广东长乐。丈夫卒于某州任内，维持家庭的重任全由她一人承担。当时，钟氏家族六世同堂，“一家八十余人”，全由她主持。“康熙庚子岁大旱，长乐草根木叶，人食几尽。”有人劝她“迁入四川”，她因“老姑病瘫”，需要照顾，直至病姑去世，黄氏为之治丧服阙，后事料理完毕，才“率子孙自粵来川”。迁川路上，她每晚为家人安排好住宿，之后“必令孙辈读书，子妇绩麻”。在从粵东至简阳的“八千余里”路途中，钟氏后裔天天读书不止，夜夜绩麻不息。抵达简阳时，已绩麻“四十斤”。黄氏六十岁时，长乐贡生钟腾万寄诗祝贺，其中有句云：“驿路慈云蔼，高堂爱日鲜。仪发明三族，慈严任一肩。”钟母黄氏，此时不仅扮演家庭中的家长角色，决计迁川，更需要扮演社会角色，在迁川路上安顿家人生活，定居简阳兴家立业，都必须介于各种社会活动之中，担负家庭对外社交的角色。

性别是社会分层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构建个人和群体所面对的机遇和生活类型的决定性因素，强烈影响着个人和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她们的性别角色意识因为“湖广填四川”这场历史运动而得以唤醒。

此时，她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再是充当社会配角，不再是隐身在家庭的男性背后，而是具有决策权力的家庭、社会主角。由于男性从未受过性别歧视和封建礼制的压抑，他们能够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深刻的意识层面上对女性进行评价，在《筒阳县志》这部男性文本中，不仅是对陈氏和黄氏，包括其他女性，作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赏。尽管在民国时期，社会思想已经有所解放，但封建礼教依然居于社会主流；尽管我们还能看到时代和男性身份的某些局限，但是对女性予以赞扬无疑是宽容她们社会主流所不容之行为，肯定她们社会主流所不容之精神。这部男性文本中凸显出的女性关怀是不容忽视的。

四、结语：影响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因素及其探讨意义

女性意识历程，是一部女性意识在男性社会和个体家庭中沉浮的历史。女性意识，包括社会对女性的认识和女性自我意识两方面。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女性意识的觉醒不可能是普遍的。影响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女性缺乏自我关照意识，缺乏主体性，很多妇女将自身在社会和家庭中低微的身份和处境，将各种不平等的现象视为天经地义；其次，男权至上的传统社会，女性的存在和女性意识被扭曲，社会以男性为中心，随意将女性“天使化”和“妖魔化”，一方面把女性塑造成遵守社会伦理的模范而予以旌表，另一方面又把她们斥责为违背社会伦理的罪人而施以惩罚；第三，社会意识形态遵从父权制社会规则，以弱化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牺牲女性为代价，有意强化男性性别角色。影响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因素很多，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让我们无法因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缺失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需要分析历史上每个特定的时期，女性意识发生的轨迹，以期为我们今天女性意识的提升、女性权益的保障寻找出历史的依据和借鉴，从学术上对女性予以人文关怀。

历史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创造，没有女性参与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是不完整的。女性长期囿于封建礼教的压迫，缺失了她们所应该担当的历史角色、社会角色以及家庭角色。“湖广填四川”这场波澜壮阔的移民运动成为唤醒女性性别角色意识之嚆矢，是长期处于男权社会奴役和压迫之下的一种自发的抗争。在“湖广填四川”这场浩大的移民运动中，无论是迁川前期的准备、迁川途中的坚韧、还是迁川之后的创业，女性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表现出超常的远见和卓识，被誉为移民运动中的佼佼者。对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研究，有助于对今天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研究进行反思，特别是对广大农村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思索，警示我们构建两性平等和谐的关系任重道远。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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