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从广义上讲，改变了居住地点即为移民；从狭义上讲，移民是指具有一定数量，一定的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段时间的迁移人口。“湖广填四川”这一移民活动是一次迁移数量庞大、距离遥远，并且在四川安家落户的迁移活动。它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之一，因此研究此次活动兴起的原因和它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对于全面把握这次移民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湖广填四川”的兴起、高潮和平缓

“湖广填四川”在元末明初已初具规模。元末，随州人明玉珍率领部分湖北的红巾军挥师进攻四川，并于1362年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实行“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的政策，出现了“境内不见兵革几十年”的景象。

于是，许多湖北民众为了避免战火，纷纷追随明玉珍迁往重庆。洪武四年（1371)，廖永忠率军入川，消灭了大夏政权，之后又有部分湖北居民迁入。从此“湖广填四川”开始初具规模。光绪二十六年（1900)《简州傅氏族谱》卷《四川诸宗》记载：“洪武中，平明玉珍，以楚实川，故蜀人多麻城籍”。

湖广填四川的高潮出现于明末至清朝中期的两百多年间。湖广的民众纷纷迁往四川，并在四川居住下来，垦荒种田，安家置业。魏源曾在《湖广水利论》中对这一阶段的移民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民国十九年（1930)《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九《功亮公传言》也有记载：“四川经明季流贼之乱，杀戮残酷，居人死亡殆尽。川东各属尤空旷，草蓬然然植立，弥山漫谷，往往横亘数十里而无人烟。康熙中，地方既数平，大吏招两湖高农实之。荆楚人前往撤迁及占籍者，所在多有。’

清朝中后期，由于大量移民涌入四川，使移民与移民之间的矛盾、移民与当地土著之间的矛盾、移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因此雍正帝对当时的移民政策作出了改变，由康熙年间不辨身份，只要入川居住便允许占田为永业转变为只安置本分的无力穷民，对游手无赖者不予安插。正是政府政策的转变，“湖广填四川”开始趋于平缓。这一政策的转变马上在地方官员中有所表现。1728年初，湖广总督迈柱曾派专员带着银子来到四川，“招徕情愿回籍之楚民交该委员给发口粮，运回原籍安业。”

可见从雍正后，由于政策转变等原因从而使“湖广填四川”这一迁移流趋于平缓。

二、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高潮出现的原因

移民不仅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二维性，而且深受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如果大量的人口离开自己原先的居住地，而且不约而同持续不断地向一个区域迁移，那么它必然受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是自然环境的影响。“湖广填四川”移民高潮到来的根本原因来自于社会因素。

(一）社会动荡是形成“湖广填四川”迁移流的内驱力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长年的战乱使四川民众数量锐减，这就为“湖广填四川”高潮的到来提供了前提条件。崇祯十七年（1644)初，张献忠率起义军由楚人蜀，与当时镇守的四川巡抚陈士奇在重庆境内展开激战。起义军于一六四四年六月十日早晨攻下重庆，杀死了陈士奇和刚好来重庆避难的瑞王朱常洛。同年七月四日，张献忠率其余义军开往成都。经过几个月的战争，攻破成都城。蜀王朱至溺见大势已去，最终投井而死。成都攻克不久，张献忠又率领起义军向四川各州府进兵，不久除遵义外，四川大部分地区被起义军所占领。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建立大西政权，改元大顺。这次张献忠起义军入川，虽然历时不到一年，却给四川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部分川民因战争而死，一部分川民逃离了四川，使四川人口大量减少。

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后，出于自身对明朝宗室的憎恨，再加上他残暴好杀的性格,不仅对明朝的宗室大开杀戒，就连四川的广大民众也未能幸免于难。曾有记载说：“顺治元年十月，逆令各郡县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数万人，皆杀之。惟富顺之镇国将军平檙，蜀王弟子也，间道走荥经县。’张献忠曾两屠成都。一屠成都即各史书上记载的“中园之役”。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决意杀全城居民。据《圣教入川记》记载：“残杀之后，成都为之一空，除少数官员外别无居民，荒凉惨相，不忍瞩目。献忠剿灭成都后命令各乡镇村民移居成都。（作者是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被张封为“天学国师’第二次屠蜀是大顺三年（1646)张献忠撤离成都，焚毁全城。明史中记载：“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虎豹。”张献忠的屠蜀举措，给四川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进一步减少了四川人民的数量，使四川更加成为了绵延数百里而无人烟的地方，因此四川迫不及待地需要大量移民的迁入来补足人口，开垦土地。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接着尚之信和耿精忠也起兵响应，广西、四川、湖南的一些督抚也加入叛乱阵营，三藩之乱爆发。为了镇压三藩之乱，清王朝派出大量军队，在四川掀起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事。由于军需困难，清军采取就地“打粮”的办法，肆无忌惮地掠夺财物和杀害农民。三藩之乱整整延续了八年才被镇压下去，使处于恢复阶段的四川再一次遭受了民众死亡和外流的打击。

除了以上三个比较大的事件对四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外，这期间还充斥着南明政权和清廷的战争，南明政权内部的战争，清军与大西政权的战争等等。其持续时间之长、争夺之激烈，史所罕见。由此造成四川、重庆生灵涂炭，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正是由于这种种的战乱给四川带来的重大创伤，急需招徕外来移民进行重建，这就为“湖广填四川”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条件。

(二）统治者实行的“安民”“惠民”等政策为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政策的保证

清朝初年，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吸取了明朝覆灭的教训，实行了“安民”为首、“惠民”为本、休养生息的治蜀方针。为了招民垦荒，恢复四川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重建四川，巩固自身的统治，统治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鼓励移民人蜀、赏罚官员、精简机构的政策。

顺治帝时期，从顺治元年（1644)七月开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减免田赋，或全免，或免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并于顺治三年（1646)重修了《赋役全书》，于顺治十一年（1654)修订完成。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为四川解决“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的问题提供了政策的保障，使大量的湖广人民迁往四川垦荒种田。到顺治五年（1648),在四川设置巡抚一职，以李国英为巡抚，驻保宁，实行屯垦，对四川实行有效的管理。据《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记载：到顺治十八年，由于“惠川”政策的实施，四川的人口已经达到约五十万人。

康熙年间由于三藩之乱，四川又出现了“地广人稀，土地荒芜”，“各州县惟恐招之不来”的局面。清廷于康熙初年遂制定了重奖组织移民入川有功的各级地方官吏的政策，提高了地方官吏组织移民的积极性。康熙二十九年(1690) 又颁布了“凡流寓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1712)为了稳定移民队伍，便于赋税征收，康熙帝颁布了“嗣后湖广人有往四川种植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龄、姓名、籍贯，查明造册，称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的对策。康熙五十二年（1713)再次颁布诏谕称：今四川垦荒者甚多，果按田起课，则四川省一年内可得钱粮三十余万，朕意国用已足，不事加征。’这些惠川政策的实施，使湖广地区的民众大量迁往四川，垦荒种地，四川的人口和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人口增长、粮食供应偏紧的苗头。到康熙六十一年，四川总人口已达579309户。

雍正五年（1727)，由于从湖广等省份迁移入川的人数不断增加，为了使移民程序更加规范化、系统化，雍正帝谕令：“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其应准入籍者，即编人保甲，加意扶绥，毋使所失。”同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雍正帝得允，令“拨银十万两，解川应用，倘有不敷，再为奏请”。雍正帝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湖广等地的逃荒之人“擎家眷入川者甚多”。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大量移民的迁入导致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移民与移民之间有关土地争讼等问题大量出现，影响了社会安定。于是到了雍正五年（1727)末，清廷对入川态度发生了变化，鼓励入川垦荒的政策基本停止。雍正皇帝政策的改变，马上在地方官府中有了反映。雍正六年（1728) 初，湖广总督迈柱便派专员带着银子来到四川，“招徕情愿回籍之楚民，交该委员发口粮，运回原籍安业”。

虽然清廷的入川政策发生了改变，但移民 入川的潮流并未戛然而止，湖广填四川的运动 仍在继续着，并且余波一直持续到了晚清。乾隆年间的移民规模仅次于康熙年间。乾隆四年 (1739)覆准“贫民入川垦地者……督抚将姓名、籍贯开造，移询各原籍，限文到三月内，备造清册，回复川省，核实稽查。……仍入土著同编人保甲，互相察觉”。乾隆二十二年 (1757)，清廷变更了保甲法，专门对“外省入川民人同土著一例编察”作出了规定，使安插移民的工作更加规范化和有法可依。

正是由于这些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制定了不同的入川政策，才使湖广两省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四川，为恢复四川的社会和经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湖广填四川”高潮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三）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大量移民迁徙的原动力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农民依附于土地之上，一辈子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具有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即使是现在的社会，绝大部分的人也不愿离开自己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而迁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居住和生活。正是国家给了他们丰厚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他们才选择了离开。当时大量湖广人民迁移到四川，必然离不开经济利益的驱使。

首先，由于以上所列举的统治者实行的 “惠川”、“实川”、“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四川的赋税负担相对于湖广地区轻了许多，并且迁移来的民众可以无偿地获得土地，占为永业。其次，当时的四川地广人稀，物价低廉：雍正年间四川米价每石三钱，较之于当时的惠州“三钱一斗”，二者价差是100倍；较之于乾隆年间长乐每石800余钱，二者价差将近300倍。在这样巨大的反差面前，外省移民从切身利益出发，很少有人不为之动心。由于湖广地区地狭人多，土瘠民贫，而四川人少地多，物产富饶，每亩种一石可收百余石；由于湖广地区谷价腾高，而四川百物俱贱，米价仅及广东的百分之一至三百分之一；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在利益的驱使下来到四川安家置业。

商人也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行商来到四川后转变为坐商，慢慢定居下来，完成了由流动人口到移民的过渡。商人具有趋利性，哪里有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蜂拥而至。由于四川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贸易额随之也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不少商人前来经商，慢慢地转变为坐商在此安定下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四川药材和川盐十分丰富，药材和川盐成为当时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因此许多湖广行商来到四川以较低的价格购得药材和川盐运送到湖广地区销售，从中赚取高额的差价。后来为了进货方便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便携家带口地来到四川定居下来，由行商转变为坐商，完成了由行商到移民的过渡，成为“湖广填四川”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贡地区以产盐闻名于世，如富顺产盐“为全省盐场之冠”，形成了“县境富饶甲于全省的局面”。到了咸丰后自贡盐产量大体保持在1.5亿至2亿公斤左右，其产量为全国所需的三分之一。因为自贡盐业的发达，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移民来此经商和务工。故清代四川自贡地区共有313个移民地名，县均104.33个，是湖广商人和民众的主要迁移地。

随着迁移人口的不断增加，在利益的驱 使下出现了一种专门以游说湖广地区人民迁移入川的职业——“包揽棍徒”。陈世松在《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一书中曾写道：“这种‘包揽棍徒’通过如簧之舌，极力鼓吹‘省易于度’，一去入籍，便可富饶。他们就是看准了身处偏远山区的农民，不谙外部世界情况，急于外迁求富的道理，不惜采取散播蛊惑性信息，进行讹言煽动。当这些农民在他们的游说下，决意辞家远徒，他们又充当中转站的业务，包揽引路，送其入川，以达到捞取‘包银’的目的。’正是由于有这种职业游说人无孔不人的介入，才使得那些诱导移民迁川的信息，传遍了原乡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包揽棍徒”的信息传播对“湖广填四川”高潮的到来起了重要的作用，使湖广地区的人民争先恐后地涌向四川，向往着去过上富足的生活。

(四）“迁海”引发的政治悲剧推动了高潮的到来

清王朝建立后，反清复明的斗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着。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东南沿海地区的明将郑成功领导的反清义军，他们不断地对清王朝发动战争，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顺治四年（1647)到顺治六年（1649)，郑成功率领海上的义军连破福建的同安、泉州和闽南等沿海地区，进据金门和厦门，在金门和厦门地区建立抗清基地，并将厦门改为思明州，设立官职，健全行政机构，团结各方面的抗清力量。一时间各地的商民涌入思明州，支持义军的到来，义军队伍迅速壮大，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清军。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商民不断归附于郑成功，清朝的统治者不寒而栗。当时的福建总督在一份奏疏中写道：“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始于福建之郑贼也。”为了削弱义军的势力，切断民众与义军的联系，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颁布了“迁海令”，命令东南沿海的居民全部内迁，界线外不得耕种，渔船不准出海。这次“迁海”并不是人民自愿的，而是清政府通过极其残酷的手段，用烧杀掠夺的形式逼迫沿海的居民内迁。这次迁界引发的政治悲剧，使沿海地区民众的内迁推动了“湖广填四川”高潮的到来。

(五）湖广地区自然灾害的频发以及四川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是“迁移流”到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明末到清朝中期，江汉一洞庭平原一带自然灾害频发，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水灾。据统计明清时期江汉一洞庭平原的水灾周期为3.7年，也就是说每三年半多点该地区就会爆发一次比较大的水灾。水灾的频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根据湖北省文史馆1965年编《湖北自然灾害历史资料》和武汉中心气象台1978 年编《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中的记载：顺治到雍正的92年间江汉一洞庭平原共发生水灾46次，其中特大水灾13次；乾隆到嘉庆的85年间，该地区共发生水灾41次，特大水灾9次。水灾的严重程度和频繁程度史所罕见。伴随着水灾而来的是该地区的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降低，粮食大量减产和瘟疫的肆虐，从而使该地区的民众经常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因此湖广地区的民众为了逃离死亡的威胁，保护财产，大量地逃往四川，去那里垦荒种地，安家置业。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从三国时期开始，这一美称广为传播。四川盆地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十分适合人类居住，这也是为什么湖广地区的广大移民没有迁移到别的省份和地区而迁入四川的二个重要原因。

三、“湖广填四川”高潮所带来的双面影晌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某一事物给我们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它往往也会给我们带来某些消极的影响。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给四川乃至当时的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湖广地区大量民众涌入四川，给四川带来了充足的人口和劳动力，使四川的荒地得到大规模的开垦，粮食产量大大增加，改变了四川当时地广人稀、横亘几百里而渺无人烟的景象。同时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四川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出现了大量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量移民的迁入使四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使社会趋于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巩固了统治者的统治，使四川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一个事物带来巨大的好处的同时，它往往也会悄无声息地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大量移民的到来使四川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有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有移民与移民之间的矛盾，官府与移民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不时出现，对当时的统治者和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挑战。

移民高潮对四川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对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首先由于大量的土地开垦和烧炭的需求，使原先茂密的森林日益减少，出现了“老林无多”、“山渐为童”、“山木伐尽”的景象。其次随着森林资源的日益减少，其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也相应地产生，水土流失现象日益严重，土壤肥力下降，生物的多样性遭到破坏，抗灾能力下降，粮食产量减少，给时人和后代子孙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想避免这些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从现实的角度看，当时“湖广填四川” 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超过了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为当时四川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绵延数百里而渺无人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正是湖广等省移民的迁入，使这些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它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给子孙后代带来了沉重的影响。从这方面看，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又远远超过了它带来的好处。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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