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上移民文化对巴蜀文化形成的影响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交通枢纽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积淀地和交汇地，形成了一个纵横东西、贯通南北、融合汉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大文化圈”。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不间断地接纳邻近地域的移民。各个时期迁居四川的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交融，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巴蜀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先秦时期，在巴蜀文化融合的格局中，主要有三支文化加入其中：一是来自甘青地区的古氏羌文化，一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再一支就是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文化。晚商至商周之际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掲示了古蜀文化的多元化和复合型特征。这种特征，成为我们研究巴蜀文化发展史的一个基点。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和古楚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开明王朝治蜀，九世开明“始立宗庙，以酒曰礼，以乐曰荆”。邓少琴云：“言荆是指巴人初自荆楚而来也。”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改变了蜀国“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状况, 蜀地“民始能秦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大量六国移民、徙徒、迁虏强制在蜀中安置。此举提高了蜀地的经济文化水平，缩小了同中原文化的差异，使巴蜀文化逐渐融入到中央集权的统一文化之中。这是巴蜀文化涵化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夏大文化圈的开始。

两汉时期，蜀地殷富，中原移民“就食蜀汉”的情况一直存在。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蜀生张宽等18人被派往京师攻读“七经”博士，数年后归蜀，标志着中原学术文化引进蜀地。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蜀地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更以“蜀学比于齐鲁”誉之。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巴蜀成为中原移民进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要地。一方面，中央集权大一统文化在蜀地扎根，巴蜀文化成为西南地区文化中心，留下了汉代画像砖、石图像百科全书；另一方面，巴蜀文化也承载着汉民族文化数民族文化融合之大任。巴蜀文化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快速发展，繁柴昌盛。

东汉末年以降至三国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巴蜀成为移民投足之地。“南阳”、“三辅”流民西迁巴蜀，刘备人蜀建蜀汉政权，集各籍高官、学者人蜀。陈寿的《三国志》奠定了流传至今的“三国文化”的兴起和发展。西晋陇西六郡流民入蜀、成汉巴蜀大姓流徙荆湘，再次促成陕西、两湖地区与巴蜀文化的融合。宗教的传播，也是形成巴蜀移民文化多元性的一个原因。张鲁在大邑鹤鸣山创五斗米道，北传中原；最早的佛教图像，在乐山东汉晚期摩崖石刻上留下珍迹。不论是道教出川还是佛教入川，都在巴蜀地区得到熔炼。四川出土不少东汉晚期和三国蜀汉时期的佛像和文物，如成都万佛寺废址出土南朝佛教石刻造像，都是中国早期佛教文化的珍品。在北方中原石窟塑像的影响下，四川于北魏晚期开始凿造石窟，唐宋时期达到极盛，延续到元明时期，清至民国仍有余绪，长达1400年，留下不少珍品，令人叹为观止。

隋唐五代时期，每遇天灾、战乱，都有大批中原移民避难人蜀。安史之乱时期，黄河流域移民大批南迁，不少人避难入蜀，连唐玄宗都亲带1300宫宦逃蜀。藩镇割据时期和唐末战乱，再次造成大规模北方移民入川，唐僖宗亦来蜀避难。许多迁蜀官宦、文人在蜀定居，传承后代。五代时期，北方人氏王建和孟知祥先后在川任官。由于四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不少北方官员和百姓、入川投靠,先后建立前蜀（907)和后蜀（934)政权。

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北方移民入川，有些人士定居下来，使巴蜀地区再一次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文学上，以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均在巴蜀留下佳作；数十位著名作家来到四川，诗名远扬；五代时期，创“花间派”词的18位作家中，韦庄等人均为入川移民。“花间词”以四川和外省的民间小曲为词牌，填词唱曲，不仅开创了新的文体，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学与音乐的结合、文人创作与民间艺术的结合，孕育了说唱艺术“诸宫调”的产生，以至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出现，都以曲牌填词为基础，因此，“花间词”派的出现，在巴蜀地区移民文化发展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前蜀王建墓雕刻的二十四伎乐石刻图像，是隋唐至五代宫廷乐舞的生动刻画，它真实地记载了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向巴蜀文化的渗透和传播。

这一时期，因中原学者人蜀，儒学在巴蜀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四川成为儒学教育的一个中心。一方面是官方办学堂，修学馆；另一方面，一些中原衣冠士族，或者在官办学堂授课，或者办私学传授儒学。后蜀宰相毋昭裔是河中龙门人，他不仅重视儒学教育，还历时八年，以《开成石经》为蓝本，刻《孟蜀石经》，用于学堂。入蜀学者带来大量书籍，仅“杜天师在蜀”就“集道书三千卷，儒书八千卷”。

这一时期，宗教文化的传播，随着僧人、道士游历于各省际，有些定居下来成为移民，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宗教文化在传教行为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中，在巴蜀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西天取经的高僧玄奘法师也曾在唐初入蜀，在广元净土寺修行四年后又北上长安，终为唐代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两宋时期移民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特别是在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又有不少新的建树。正如近世历史学家刘咸昕所言：“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此当就六朝以来南北文化论之，盖自永嘉南渡，文风南盛而北衰。唐以科举取士，又重门阀，不重乡贯，士多以官为家，始聚于北。五代之乱，北纬兵躏，惟吴、蜀二方多收文士，北宋资之以开一代之文，欧、曾、王、苏其著也。宋复南迁，得有吴、蜀，掌故文献，蜀人保存之力为多。”苏轼开创豪放派词，传遍大江南北；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流寓或宦游四川多年，后又出川，留下脸炙人口的佳作。绘画艺术，自唐代画家移民入蜀，五代时期西蜀和南唐成为全国两个绘画中心，中国绘画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石窟艺术达到高峰，与北方石窟艺术渐趋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其中移民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四川民间艺术的发展，适应都市经济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需求，兴盛一时在中国民间说唱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都等地“游赏”之风畅行，“瓦肆”、“勾栏”兴起，形成南北民间艺术交汇、百花争艳的局面。许多新的艺术形式由民间艺人创作，开启了我国西南地区说唱艺术的先河，也留下了我国宋杂剧、元诸宫调等新起艺术的珍贵资料。广元宋墓出土大曲、三弦、唱赚、路歧人等艺术图像，正是该历史的见证。南宋遂宁（今属四川）人王灼在成都碧鸡坊用4年时间（1145—1149)完成《碧鸡漫志》五卷，对南北词派、南北音乐、南北歌曲的演变、交流、风格，作了记述整理，记载了北宋民间艺人张山人、孔三传等活动和首创诸宫调等艺术形式的史实。这部作品对人物和事件的记载，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宋代以前我国民歌的演变过程，反映出移民文化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两宋时期，南北艺术的交流和融合，主要是通过文人和民间艺人的迁徙实现的，也更加直接地反映了宋元时期移民所带来的艺术流变，表现出宫廷艺术向民间艺术转化、文人创作与民间艺术结合的趋势，对我国明清时期戏剧艺术起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四川世家大族辈出，人才极盛，前若汉唐，后若明清，皆远不及。举其著者，如华阳范氏，阆中陈氏，梓州苏氏，眉山苏氏、任氏，绵竹张氏，丹棱李氏，井研李氏、牟氏，临邛常氏，蒲江高氏、魏氏，仁寿虞氏等，悉皆出自大家名族。这些世家大族科甲蝉联，青紫相属，文章勋业，称著一时，有史为证。他们主要聚居在四川文化水准较高、文化底蕴较厚的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川北的名州大郡。仅在隆州（今四川仁寿县）这一狭小的地域内，就聚集着十多个这样的世家大族，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政治、学术、文化等领域有成就和影响的人物。这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兴盛，起于北宋，极盛于南宋时期。

刻印于南宋灭亡前十年，即度宗咸淳二至三年（1266—1267)的《方舆胜览》，通过诗文辑录的方式，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元朝灭宋前夕四川地域文化兴旺发达的图画。其中，尤以川西的成都路和川北的撞川路最为繁盛。如称嘉定府"汉以来号为多士，莫盛于眉、益二邦，而嘉定次之”眉州“学者最多”，“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隆州“家贫而好学，颇慕文学”潼川府“士通经学古，罕为异习”资州、“为多士之国”普州“占籍为士者多于民”‘蜀东西州论士所出，必曰眉曰普”蓬州“少为商，多为儒。家诗户书，文物甚盛”。学校教育发达，科举人才鼎盛。整个四川社会文化风气的盛兴达到巅峰水平。

元代，随着蒙古族军队攻入四川，一些 蒙古人、色目人定居下来，他们的后裔受到汉族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化的影响，逐渐成为名家学者。在川滇边境的泸沽湖畔盐源县的蒙古族后裔，至今还保存着家谱和元代传世法器羊皮鼓；在西昌、甘孜、阿坝等地，还保留着元代回族穆斯林建筑的清真寺。

明清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化趋于成熟， 在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中，不断互相借鉴，互相影响，繁荣发展。藏族曲艺曲种“亚热阿索”、“百汪扎”、“仲谐”等出现在四川藏族地区。藏族戏曲剧种“德格藏戏”、“康巴藏戏”、“嘉戎藏戏”等在四川藏族地区广为流行，对川剧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历史上少数民族迁徙定居四川，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艺术，形成了巴蜀文化融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为一体的显著特点；而巴蜀地区也成为汉族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枢纽地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巴蜀文化的形成受到移民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兼收并蓄的鲜明特征，以及多民族文化并存、百花争艳、姹紫嫣红的多元化格局。另一方面，巴蜀文化的特征，也进一步证明了移民在地域文化格局和风格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

二、“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对巴蜀文化 的影响

(一）湖广文化与巴蜀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如上所述，四川地域文化的发展变化， 长期以来主要是受来自秦岭以外的中原文化的影响。从秦灭巴蜀开始，大批中原居民迁入四川，导致四川渐“染秦化”。此后，历汉唐五代而及两宋，历代中原墨客骚人、商家大贾、避难流民源源不断入川，致使四川文化更多地反映出中原文化的特色。自从宋元战争以后，及至元明时代，四川文化的特色因大规模的省际人口流动有了许多变化。

由于四川原有土著居民在宋元战争中大 量死亡流徙，几无孑遗，这就为外省居民进入四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南宋以来长江中游一带经济发展，以及江西、两湖之间的移民运动，则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人民向四川启动移民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因此，从元朝后期开始，便有源源不断的湖广行省的居民迁徙入川的活动出现。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起义爆发，徐寿辉领导的义军转战江淮，又有一大批江淮百姓人蜀“避兵”、“避乱”。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率湖北籍红巾军将士入川，在重庆建立了大夏政权后，采取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政策，吸引和安置了不少湖北难民。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派廖永忠入川，消灭了大夏政权。随后又将一批来自江淮的明军将士留驻四川从事戍守和屯垦。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空虚，还采取强制措施安置了大批来自湖广的百姓，而另一大批江淮百姓也趁机迁居四川。

从元代后期启动的江淮移民入川运动，带来了以湖北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东南文化，并从根本上遏阻了自秦汉以来以秦陇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四川的影响。随着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秦陇文化本身的影响力也在减弱，经过长时期的文化交流、碰撞与吸纳，以湖北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东南文化逐渐与四川本土文化融汇在一起，从而使得本土的巴蜀文化更多地表现出湖北文化的特色。由于湖北在文化地理上居于东西南北要冲的位置，不仅能代表长江文化，还能沟通黄河文化，在文化特色上具有鲜明的交融性和沟通性。这样的特色文化的注入，为明清以后巴蜀文化的铸造、巴蜀人才的崛起带来了新的活力。

其中，以四川境内黄州府“麻城孝感乡” 的移民群体的崛起最为突出。早在元明时代 就已进入四川的“麻城孝感乡”以及黄麻籍 的移民群体，不仅定居时间长，历史悠久， 人数众多，势力强大，而且人才辈出，人文 荟萃，颇多世家望族，社会知名度高，影响 十分广泛。以至到了明清时代，“以文章功业 震耀当时”的四川文化精英，其先世大多来 自于麻城。据光绪《麻城县志》记载，先世 原籍为麻城，其功业足以“增光梓里”的四 川文化名人中，地位最突出的有三位：一位 是杨升庵，称其为“新都人，先世由麻城迁 蜀”；第二位是来知德，“号瞿唐，精通易理， 原籍由萧山徙楚麻城，元末祖泰由麻城迁蜀” 第三位是张鹏翩，称其“麻城人，入四川籍。 康熙九年进士”。县志编者还评论说“麻虽蕞 尔一隅，其懋迁外徙者，多以文章功业震耀 当时，洵足增光梓里。如上数公者，诚所谓 自楚往也。即近代以科甲显……皆称祖籍麻 城。访求宗谱，岂迁地而益能为良欤！”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四川历史论著中， 把元明时代大规模省际移民的兴起为四川注 入了新的文化特色，作为元明时期影响深远 的重大事件。

(二）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清初以来，跟随湖广人之后，来自东南 地区和闽粵赣边的客家人开始大量涌入四川。 当闽粵赣客家人随着西进的浪潮，再次移民 四川，来到巴蜀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时，为适 应四川盆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他们也必然 会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碰撞。

客家文化在其形成发展的历程上，曾经 多次与周边汉族诸民系和少数民族文化接触。 但这些文化均不及巴蜀文化历史悠久，而巴 蜀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客家文化在清初与巴蜀文化发生文化接触之后，所承受的侵蚀力远远甚于其他汉文化（包括广府文化和福佬文化在内），接触中所发生的文化变容也最为显著”。客家文化在与巴蜀文化接触中所遭遇的侵蚀，不外乎来自于巴蜀特有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的影响。面对四川盆地优裕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生存条件，以及深厚而强大的巴蜀文化的包围，客家文化在完成传播、移植使命的同时，也不能不面临迅速被侵蚀、被同化的危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文化接触之后，还会通过传播、进化、复合、变容、变化、重组等形式产生新的文化变异。

——接触中的文化转移。最明显的就是由原产于华南地区热带或从海外进入的农作物，经闽粵客家的拓垦而传播到巴蜀文化圈，最后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定位下来。其中，以甘蔗、烟草和番薯等农作物的文化要素最为突出，这是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接触所带来的文化转移效应的结果和明证。

——接触中的文化脱落。突出表现在衣 饰文化上。由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的变化， 原来以蓝色为基本色调、以唐装为中心的客家传统服装，几乎已经全部脱落。四川客家人在衣着上与本地人基本没有差异，就是一些老年客家妇女，其头饰也与当地四川妇女一样，头上缠的是一大圈青色布帕或丝帕。闽粵赣客家妇女戴的那种绣花头巾，或有布帘的凉笠，在四川则难见踪迹。

——接触中的文化取代。以语言为例， 在四川一些客家人聚居区内，如成都东郊和 北郊的“东山客家方言区” 内，在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约聚居着50万的客家人，客家话至今仍是此区的通行语言，许多非客家人也能够操客家语。客家的语言、习俗在这一范围内处于文化强势，压倒并在部分内容上取代当地的土著文化。像这样的方言岛，还存在于沿沱江流域的简阳、资中、内江、隆昌以及川东的仪陇和川西南的西昌的一些乡镇和村社。

——接触中的文化创新。一种是附加型 创新，指的是客家文化在收入某种文化要素 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再加入某些新的内容。 最典型的是，在饮食口昧上，巴蜀饮食文化 是尚辛香，重剌激，以麻辣为基本特征。客 家人进入四川后，在保留传统客家饮食偏咸 味重的特点的基础上，又吸收四川饮食的长 处，在菜肴上加入一定的辣味，但却是具有 南国风味的带甜酸的辣。如在东山客家区内 流行的“热窝姜汁鸡”，就是一种既不同于四 川的麻辣鸡，又不同于北方的烧鸡的菜品。 另外，闽粵客家人的梯田文化传入四川，使 四川盆地四周的边缘山地得到开发。这些山 地原本是先来的移民所不愿意开垦，或者丢 荒抛弃了的，闽粵客家人创造性地通过筑陂 引水、绕山耕种、改良种子、堆制肥料等一 系列的文化创新举措，终于使山地经济得到 开发，从此梯田文化也就为当地居民所接受。

一一接触中的文化复合。主要是指从本文化圈中的旧文化与外来文化要素中各摘取一部分，互相融合，最后形成新的文化要素甚至新的文化体系。从复合程度看，有微观文化复合与宏观复合两种形式。微观文化复合形式的典型，莫过于东山客家地区的丧葬仪式。在这一区域内，客家人保存着较为浓厚的崇敬祖宗的传统和家族观念，凡家族中的长辈去世，都要举行隆重的家祭仪式。据调查，此区客家人家祭，原本以佛教仪式为主，但来到四川后，发现当地流行的道家的祭祀方式——做道场更热闹，于是，在做佛教祭祀的过程中，又吸收道家的祭祀方式，主祭人又说又唱又表演，锣鼓音乐，吹拉弹唱，一直要闹几天几夜。明明做的是道场，而供奉的却又是佛像，纯粹变成为一种佛道揉合的家祭活动。

客家文化在与巴蜀文化接触中，通过各种形式，使原有的文化嬗变。这些嬗变的文化形态，成为移民文化中的新元素，融入巴蜀文化之中，极大地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这是继元明时期湖广文化之后，掀起的又一次移民文化与巴蜀文化接触的高潮。

三、结论

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本地文化为主体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总会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移民文化的影响。巴蜀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强烈地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广泛地影响到巴蜀文化的各个领域，也在巴蜀地区积淀下移民文化的精粹；移民文化与巴蜀文化融合的新成果，传播到周边地区，丰富并促进了周边区域文化的发展。“巴蜀文化对移民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在中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深印记。”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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