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的编篡在我国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各级行政区官员多会通过编修地方志，以历史记录和叙述的方式表达地方文化意识。编修地方志大多是地方长官挂名，甚至成立专门的修志机构编纂，因此，地方志书实际上反映了地方官绅对当地历史的话语解释权。从某种意义上讲，清前期的四川社会属于移民社会，各地移民进入四川落籍，五方杂处成为社会人口结构的重要特征。不同省籍移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又在四川建立了各种地缘、血缘的社会组织。这种民间自发的社会组织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将同籍移民纳入地缘组织加以管理，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因这些以地缘、血缘构建的组织而使移民间产生对立。地方志对移民的社会组织记载较为详细，但《华阳县志》的两个版本却对此不尽一致。

华阳县在清代隶属于成都府管辖，其建制在清代前期有过短暂的变动，据嘉庆《华阳县志》卷3《建置沿革》载，康熙九年（1670 年）华阳并入成都县，雍正五年（1727年）才复置。建国前，《华阳县志》共有两部，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刻本，编纂者为吴巩、董淳、潘时彤等，计45卷；民国21年 (1932年）刻本，编修者为陈法驾、叶大铿、曾鉴、林思进等，计36卷，比嘉庆版少8卷。嘉庆版比民国版较详细，对当地各类事件多有记载。

修志本身具有增加民众对地方认同感的意蕴，大凡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均应有所体现。然而，嘉庆版和民国版《华阳县志》对清前期移民这一朝野皆知的大事却反应不同。嘉庆版几乎没有涉及，民国版则给予一定篇幅。从传统王朝观念来看，清代和民国分属两个朝代，后者在推翻前者基础上建立，纂修方志的官员和士人心态可能有所不同。但可肯定的是地方志多由地方官和士人共同参与完成。嘉庆时期，四川移民浪潮已经停止，移民及其后裔正向土著迈进，移民社会的痕迹应非常明显，嘉庆版篡修者应该会涉及这一话题；民国时期，四川移民已融入了当地社会，移民后裔的祖籍观念大多只限于书本，民国版方志似乎可以不要特别强调移民现象。可事实并非如此。嘉庆版对本地移民很少提及，民国版则多有记录。这其中的缘由，颇值得我们思考。

一、私家族谱记载的华阳县移民

华阳县位于成都平原，隶属于成都府管辖。明末清初，成都作为四川的省会，在战乱中遭受的灾难最为严重。康熙初年，费密著《荒书》记载，顺治四年（1647年）清将李国英入成都，“留张得胜守之，辟草莱而居”。不久张为其部下杀死，“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说明顺治时期成都已被全面大破坏，守将也只能“辟草莱而居”，虎患省城连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成都府志•序》也称，成都平原在战后“城廓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清前期各地向四川的大移民，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成为移民入川的首选地，而华阳县自然也是移民迁入的重点区域。有关移民迁居华阳的事例，我们可以从清代广东移民后裔编修的私家族谱中得以验证。兹以刘义章、陈世松主编的《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为依据，将清代广东移民落籍华阳县罗列成下表：

从表1可以看出，从清初开始直到乾隆年间，不断有广东移民进人四川，或直接迁居华阳县，或经过再迁移而落籍华阳。表1中的新都、简阳、金堂等县也有广东移民落籍，时间也在清初。这些县与华阳毗邻，如华阳的仁和场，即石板滩，在县治东北五十里，与金堂、简州、新都交界。广东由于距离四川较远，入川时间比四川毗邻省份相对较晚，但上述族谱记载说明，广东移民四川主要发生在清初至乾隆年间，也就是说，嘉庆时期，移民入川已经基本结束，移民此时已进入“立业置家”的定居状态。但由于移民不断累积进行，因此，移民的第一代乃至第二三代等交叉现象仍然存在，移民社会的表象应该很明显。

移民进入四川经过一段时间修整后，开始构建家族组织，作为私家文献族谱的序也多为地方志注意，反映了移民在地方社会的势力。嘉庆版《汉州志》卷37《艺文志•序》记载如江西移民黄景的《黄氏祠序》载，黄氏由江西虔南大埠头，于“康熙初年间，占籍西蜀者不过数家……越数十年而子孙众矣”。湖南移民王光明的《王氏祠序》载，“明初我祖贵公复迁湖南家武攸，我朝康熙时听民迁蜀，吾族之来于西者不下数百家，而隶州中者亦数十户。……家业各定，爰是二三族长相与谋曰：吾辈居蜀即蜀人矣。……因会族人营（祠）基于汉邑城内之西北隅……雍正二年寝庙告成”。又如福建移民张朝阳《张氏祠序》云：“张氏祠在汉州城凡三。……雍正间十三世等入川卜筑于州。”张拱裒《张氏溪南祠序》云，“溪南者，福建南靖大溪之南也，吾族来蜀数百家，州祠凡三，言溪南所以自别也。……经始于乾隆戊申（五十三年）冬，落成于壬子嘉平，历五稔而蒇事，共费八千缗有奇”。湖南王氏在汉州建祠堂的理由——“吾辈居蜀即蜀人矣”，这是不是当时移民的普遍心态，不得知之。但至少在方志编篡者看来可能是这样，卷15《风俗》云：“旧志称:五方杂处，习尚不齐。良然方今承平日久，一道同风,约言之，惟好礼而已。”查《汉州志》在此前只有乾隆版，也就是说，乾隆时移民还变动不居,嘉庆时则走上了稳定，以致有“一道同风”的新景象。

二、嘉庆版方志对移民记载的不同方式

有清一代，四川省各级官府编修的方志大约有150多部，其中康熙、雍正24部，乾隆41部，嘉庆43部，道光至光绪为49部。可见，嘉庆朝是四川纂修方志的高潮期，表明此时四川社会己走上发展期，地方官员可以将精力转向地方文化建设，编修地方志是地方官建设地方文化的重要举措之一。那么嘉庆版四川各地方志时对移民记载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以移民会馆为例，将嘉庆版地方志记载移民分为三类。

一是基本如实记载境内移民。清代移民入川后，以原籍为纽带建立地缘会馆，会馆内供奉的神灵主要是故土乡贤闻人。方志在《坛庙》、《寺观》或《祠祀》栏目加以记载，且多以宫、庙名称出现。如位于川南的南溪县，“天后宫在城南顺城街，即福建会馆；南华宫在城南顺城街，即广东会馆；万寿宫在城南顺城街，即江西会馆；禹王宫在城北水池街，即湖广会馆；荣禄宫在城南锦江门内，即贵州会馆”。位于川西的清溪县，嘉庆版《清溪县志》卷3《典礼》记载，汉源乡场东有万寿宫、禹王宫，分别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和四十年（1775年）建，场西的天后宫则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富林乡场西有万寿宫；宜东乡后街有禹王宫、场中有万寿宫、场东有贵州馆。俱未署建立年代。成都府的汉州在嘉庆版《汉州志》卷14《祠庙》对会馆无记载。不过，卷36《艺文志•记》却记载了时任四川布政使的江西人曹六兴撰《重修汉州许真人祠碑记》讲述嘉庆二十年（1815年）夏，汉州的江西移民重修讲真人祠落成，时任汉州知州的江西人刘长庚请曹六兴作记。碑记云：“康熙初，豫章人之客于州者，建祠于城内之西偏……邻邑德阳、什邡、金堂之同桑梓者复输银数百两，鸠工庇材。”许真人祠应是江西会馆，四川方志多称“万寿宫”。从碑记可知，江西移民分布在汉州、德阳、什邡、金堂等县。该志卷17《寺观》模糊记载境内有万寿宫、三元宫、天后宫、南华宫等会馆，之所以说模糊，是因为书中对这些会馆位置及建修情况无任何交代。但到同治时南华宫已成“古迹”。嘉庆版《金堂县志》卷1《建置会馆》载：“天后宫在治东城惶庙左，闽人共建，亦曰天上宫；三楚官在治东南仓厫右，楚人共建；南华宫在治南三清观左，粵人共建;三圣宫在治北学宫左, 秦晋人共建；万寿富在治南倚城，江右人共建；寿佛官在治北学宫右，湖广郴州人共建。右五省会馆乃各乡人共建，以不忘其所自者, 岁以各神寿辰庆祝赛会演剧，用答神麻，会乡里，全省皆然。各乡镇亦多有之，兹不备载。可见，金堂县的移民相当活跃，且各以原籍“共建”会馆。

二是有所记载但说法暧昧。如川南的纳溪县嘉庆版《纳溪县志》卷2《建置志》收录了各类庙宇，包括会馆，但编篡者强调这些会馆都由知县修建，如帝主宫在安富街，乾隆十年（1745年）知县张纲建；天后宫在通裕场大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知县沈廷陛建;禹王宫在通裕场大街，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知县石峰建；许真君庙在县治西通裕场大江岸上，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知县石峰培修；六祖庙，乾隆五十年（1785年）知县刘申建。从上述金堂县会馆建立来看，这些会馆不可能都是知县带领建立。但可以肯定的是, 纳溪县移民会馆均在乾隆年间建立，方志之所以要将原本由移民自发捐资建立会馆的事加到知县头上，可能说明地方官对移民社会的重视，或许知县确实积极倡导建立会馆。而知县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又反映了知县试图通过移民会馆建设来加强对移民社会控制。

三是基本不记载移民状况。嘉庆版《华阳县志》不仅对移民绝少提及，且对会馆也只字未提，卷17《祠庙》记载关帝庙9座,文昌宫6座，川主庙5座，东岳庙7座，这些祠庙大多始建于明代，清代只是重新修茸。除此之外，该卷没有记载与移民相关的地缘性会馆。会馆在嘉庆版华阳志中处于“失忆”状态。而从表1可知，清初华阳县确实有大量移民进人。那么，是否在嘉庆年间篡修《华阳县志》时，尚无会馆修建呢？非也。从民国版《华阳县志》中得知，移民以宫、馆等形式建立的会馆共有25座，其中嘉庆以前建立的就有14座，占会馆总数的一半以上。兹据民国《华阳县志》卷30《祠庙表》罗列成表2。

表2显示，清前期华阳县移民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陕西等6省。不仅如此，民国版《华阳县志》《祠庙表》后还附录了“会馆公所表”，分别是广东会馆在西糠市街，江南会馆在江南馆街，江西会馆在棉花街，湖广会馆在湖广馆街，云南会馆在通顺街又名双眼井街，贵州会馆在贵州馆街，浙江会馆在金玉街，福建会馆在总府街，广西会馆在金玉街，黄陂公所在北纱帽街，两湖公所在东丁字街，燕鲁公所在燕鲁公所街。民国版编纂者将这些会馆单独以附录形式列出，且标明在“城区”的街道，估计这些会馆的商业气息较浓厚，与乡村场镇会馆以祭祀为主不同。城区这些会馆建立时间，估计也应在清前期。

非常明显，华阳县在嘉庆以前就有14所会馆建立，这表明在嘉庆年间纂修县志时，移民仍非常活跃。可是方志编修者却刻意回避了这一移民事实，其动机何在？颇令人费解。不过，细读该志，还是有一些移民信息的透露，卷33《列女》记载，“何氏，邑人范云义妻，年二十三而寡。范本粵籍，病剧，嘱氏曰：老母犹在，未及归养，汝善事之。氏葬毕，携幼子振先至粵，孝养孀姑，丧葬如礼，服阙，仍返蜀居焉，历节四十四年卒”。这则史料的重心是“邑人”而不是移民，讲述何氏孝姑育子守节的感人事迹。文中并没有交代何氏为何地人。但从何氏携幼子往返粵蜀间且在粵孝养婆婆来看，她的祖籍或许也在广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与婆婆的语言沟通障碍。

嘉庆版华阳志对移民的失忆在嘉庆版四川各地方志中似乎是个特例。而嘉庆版四川各地方志对移民记载情况也不尽一致，这说明移民到了嘉庆年间正处在某种程度上的转型，一方面根据王朝法律移民已取得了人住权,据嘉庆《四川通志》卷60《食货志户口》记载：康熙十年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入四川籍，二十九年十一月又规定准许移民子弟在四川一体考试，“著为例”；乾隆五年（1740年）“令外省入川民人同土著一体编人保甲”。另一方面，移民到了嘉庆时在心态上对故土和四川新家乡的认同可能尚在摇摆之中，所以才会有乾隆年间官员倡导建立会馆，以稳固移民社会的事发生。事实上，移民以原籍为标志的族群身份与对新家乡的认同并不截然对立，而是纠缠在一起。但从官府来看，官员们不愿意自己管辖区域的移民继续变动而给人混乱的错觉，所以一些方志编修者们回避了这一话题。

三、民国版方志复原对移民的记忆

表2显示，民国版华阳志编修者们又恢复了对清前期移民的历史记忆。其实，这一记忆在华阳自清初以来直到民国年间始终被移民传承着。从表2可以看出，从清初到咸丰年间，各省移民一直在不断修建具有移民记忆的地缘会馆。民国时期的华阳县，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仍然对清代移民有相当深刻的“集体记忆”，官方的表现就是在方志中记录移民历史，民间的表现则是直到1928年，广东移民后裔还对永兴乡土圭庙场的“南华宫”进行增修。

其实，四川各地官员和士人对移民原籍的重视，并不是从民国才开始。现有的地方志资料表明，道光以后，各地方志都相当关注对移民身份的考察，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2《舆地志•寺观》几乎将县境各地会馆加以记录，其中广东、江西、两湖、福建、贵州等省移民会馆建立情况如表3所示。

绝大多数都在嘉庆以前建立，尤以乾隆年间为最多，再次显示移民的分类意识在乾隆年间达到高潮，而嘉庆以后会馆建立明显减少，大多是修葺而已。这一现象说明嘉庆年间是四川移民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嘉庆以后，移民在经营原籍会馆的同时，也开始有了共同的神灵信仰，据同治《高县志》卷27《寺观》记载，该县有15所会馆，其中禹王宫6所、万寿宫4所、南华宫3所、荣禄宫和天后宫各1所。这些会馆均置有街基店房“收租焚献”。而该县罗家垇的紫云宫又称杨泗庙，是由上述“五省捐修，置买街基店房收租焚献”。可见，移民在认同原籍“乡神”的同时，已经转向塑造跨地域的共同神灵信仰，说明移民对四川社会产生了认同感。晚清以来，这一现象特别明显，民国《犍为县志•居民志》记载：“道咸时，各场承办地方公务，有五省客长之目。治城及所属场镇亦多建有各省会馆，故省籍虽异，而无种界上之分歧，用能各安于无事，以生以息，相助相友，县境遂成乐土彬彬然。”这些移民虽仍有“省籍”观念，但已无“种界”分歧，各省移民在当地“相助相友”，基本认同了四川社会。移民习俗也由早期的多元发展为互通，“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又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率视原籍所通行者而自为风气。其后客居日久，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粵俗及粵人遵用楚俗之变例”，冈俗互通，反映移民在文化和心理上对四川的认同感。

其实，华阳县移民在晚清以后也积极参与地方公务活动，在民国版《华阳县志》中给予了回应，卷3《建置》记载的义学、乡学就多设在移民会馆，如大面铺乡学在南华宫内，“光绪十一年邑人冯子发捐地约四十余亩于文昌宫，每年提钱三十钏以为修补”。冯子发或为粵人移民后裔，但此时身份为“邑人”。中兴场乡学在湖广馆。永兴乡区立第一和第二初级学校分别建于光绪二十年（1904 年）和三十三年（1907年），分别设在永兴场的禹王庙和南华宫；西河镇大面铺区立第一初级学校在大面铺禹王宫，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建；隆兴镇仁和场三邑共立小学校在本场正街南华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建；永安乡区立第五和第六初级学校均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分别在黄龙溪禹王庙和顺河场南华宫；中兴镇区立第一初级学校于1920年在中兴场江西馆成立；太平镇附设女子初级学校于1924年在南华宫成立；永安乡女子初级学校于1926年在黄龙溪禹王庙建立；华阳县立职业初中学校于1929年在县治东三十里中和场的南华宫、黄州馆、陕西馆建立。所有这些学校的经费，大多从庙产中划拨。

民国时期，华阳县不少慈善组织也以会馆为中心展开，据卷3《建置•善举》记载，第二区有清明会创建于道光年间，地点在华兴场南华宫，创办人唐万盛、廖元盛、宋诗等；第六区乐善会创办于1930年七月，地点也在南华宫，创办人廖锡棵、高锡爵、廖国栋等；第八区恒河善会于1921年设立，地点在西河场南华宫，创办人朱道难、钟华清、张秋屏、林转卿等；第九区从善公所于1920年在南华宫内成立，创办人钟炳文、钟鉴清、李吉仁、曾祖兴等。这些慈善机构尽管设在南华宫内，创办人也极有可能是广东移民后裔，但这些组织多创立在道光以后，受益者应该不仅仅限于广东移民后裔，而是面向社会大众。

民国版《华阳县志》除了记录移民群体性活动外，还在卷17《人物第七之十一》记录了不少移民家族的成功史。如钟鸿埙字树菴，“先世由广东迁华阳，遂为县人。……年二十六补县学附生，旋食饩，十试乡阁弗售，以恩贡教谕蒲江，颇称能悔士。……馆简州，主人欲卖官谷，鸿埙谓此监守自盗，于法不可，弗听，乃辞去。主人卒以此败，人服其持正。子桐山，同治丁卯副榜，为令湖北，迎养至官而卒”。并在钟鸿损传后专门附录了缪荃孙撰写的《蒲江县教谕钟君墓志铭》。又如尹培镛字世菴，“其上世自湖南武冈州迁蜀，……乃占籍为华阳人……年十七八即勤力服贾，以致孝其亲……县人有成姓者，私度培镛能用，好语结约，从事懋迁……”后被清政府“以覃恩赠资政大夫”。该传后附有高赓《恩清封资政大夫华阳尹君墓志铭》。其子昌治为附贡中书科中书候选教谕，昌龄为三品衔凤翔府知府署西安府知府。又如苏宗洵宇小泉，其祖于雍正间由湖南邵阳入蜀“占垦华阳万弓堰田，遂著籍为华阳人”。宗洵以教书为业，同治初，在江油署刑友严某处课其子，时蓝大顺陷城，严全家遇难，泉百计敛葬，“乡人高先生风概，至大集全浙会馆，盛宴以劳”。这里记载的移民后裔在晚清元论教书还是从商，面对的都是四川整个社会，而非原先的移民族群。

四、华阳旧志纂修者的身份嘉庆版《华阳县志》鉴定为钦命分巡建昌上南兵备道前任成都府知府军功加三级记录十次叶文馥（陕西长安甲寅举人）、署成都府事绥定府知府加五级军功加四级记录十三次余永宁（浙江山阴供事）；总裁为前任成都府华阳县知县陛授直隶邛州知州卓异加一级记录十次吴鞏（江苏阳湖供事）、特调成都府华阳县知县卓异加一级记录十次董淳（山东邹县癸卯举人）。监理分别为成都府华阳县儒学教谕张瑞（嘉定乐山戊辰举人）、成都府华阳县儒学训导杨冕（保宁广元廪贡）、成都府华阳县县丞孙旭龄（浙江山阴监生）、署成都府华阳县县丞许铭金（湖南湘潭监生）。督刊为成都府华阳县巡检陈鉴（湖北黄冈议敍）、署成都府华阳县巡检徐柱（江苏阳湖议敛）、成都府华阳县典史严学淳（江苏丹徒监生）、署成都府华阳县典史杨声铎（江苏阳湖监生）。这些由于身居一官半职，地方志为了抬高身价，总会给这些人安置各种头衔，而士人追求留名千古，他们也愿意被署名。但事实上，这些人都只是挂名而已，而没有真正参与地方志纂修。

纂修为甲子科举人拣选知县潘时彤（邑人紫垣）、丁卯科举人拣选知县邓学深（邑人萃菴）、丁卯科举人拣选知县黄廷璧（邑人苍亭）、癸西科拔贡候选州判张延熙（邑人春海）。校对为辛西科举人拣选知县袁士煜（邑人昭德）、岁贡生候选训导黄様（邑人东堂）。原监理为内阁中书潜溪书院掌教蔡毓琳（成都人丙辰进士）；（原采访为岁贡生候选训导牟毓秀（邑人）、优贡生候选训导谭典（邑人）、儒学生员余骧等10人、国学生陈郁芝（邑人）；勝禄童生徐步云等5人;绘图布衣孔裔显（邑人）。可见，《华阳县志》的真正编篡者均为“邑人”，即华阳人，且全部为地方仕宦人物。而总裁、监理、督刊大约只挂名不干实事，这些人则全非华阳人，他们不了解华阳的风土人情，不会对县志修篡提供有价值的意见。但邑人对家乡的历史多较了解。当然，这些“邑人”编纂者是不是移民的后裔，已无法知晓。但是他们作为王朝官僚的后备人选，对移民社会的转型一定有所体会，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王朝并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法。对他们来说，淡化移民问题，也许是最好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民国版《华阳县志》对嘉庆版方志篡修者潘时彤并没有单独立传，而将其附在其父后，卷13《人物第七之七•列传七》记载，潘元音，华阳人，乾隆庚辰举人，“两应礼部试不遇”，历任綦江、盐源诸学教谕，授广东阳山县知县。返蜀后，“身外无长物，仍授徒自给，远近从学者甚众，与罗江李调元、汉州张邦伸、内江姜锡嘏及县人余骥辈结社唱和”。接着介绍潘时彤，字紫垣，嘉庆甲子举人，“旧县志即其所纂，甑录，体例亦弗能善。然在当时，士皆究心手帖括，固无足讥焉。”所谓“帖括”即是科举考试，“元足讥”，不代表就不讥讽。民国版《华阳县志》卷36《序第十三》就含有明显的批评之意：“自明至清数百年，惟省志再修，而华阳元闻，当嘉庆修省志日，县举人潘时彤始创为县志，大约因仍省书或钞撮而剪割之，既病芜冗复多伪舛，不能善也。”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如时间紧、经费紧等问题，至少嘉庆版《华阳甚志》记载的时任成都、绥定知府山阴余永宁序言就说，嘉庆十七年 (1812年），四川总督要求重修《四川通志》檄征各邑县志，而邑无以应。前令吴君谋诸绅蓍，咸乐从事，采访未竣，旋赔擢去，后令董君继之，延集博雅之士，广为搜罗，详加订正，逾年书成”。嘉庆十九年（1814年），冬董淳出任华阳知县，一年后，华阳县志刊刻成书。可见该志篡修之仓促。而此前华阳一直未有方志，董淳在序言中说：“雍正七年纂修四川通志，各郡县类皆有志，而成都与华阳独无，迄今已八十余载矣。……因与邑孝廉潘紫垣诸子谋，正厥伪补厥遗，咸乐赞其成，潘子家世藏书，性复好学，一切篡修考核悉以任之。……历一载余……裒然成帙，为卷四十有四，为目四十有六……兹志独无蓝本，而颇擅巨观……”董知县的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作为“邑人”修篡者对移民问题的回避仍难以解释。

民国版《华阳县志》开雕于民国22年(1933年），23年（1934年）毕工，时版藏华阳县立中学校图书馆。此时华阳县已步入了近代化的轨道。此次修篡总理为曾鉴，他在《华阳县志叙录》记载修志大致过程，嘉庆版后，华阳在同治、光绪曾两议续修，皆不果。“民国改革政治，风俗一切变易，百年之故阙焉无征，识者叹之。初是三四年间，县议会曾议设局收款，寻复罢不就，因循至十余年之久，辛未(931)岁，陈君启銮来为县长，县中著旧感于旁近县志事毕，起吾治倚郭号首善，不宜独辽缓，遂共申前议，甫萌芽而陈去。继任者叶君劎鸣颇知为当务急，于是屡召县庭，集议筹公帑订修……虽兵祸频仍，诸君子闭户著书无预也。癸酉（1933)秋藁既具，勼工镂版，至甲戌（1934)三月断手……虽愧受虚名，然所以副县人之望者，亦庶几可获免于戾也。夫民国二十三年岁次甲戌四月曾鉴题诗年七十有七”。和嘉庆版一样，华阳修志在各县中仍处落后状态，且真正篡修也不过一二年。卷36《序第十三》记载：“自嘉庆十五年至是盖历百有余年矣。迄民国县议会更议立局收款，数暮而事竟不就。辛未之岁，县庭集议重有此役，推乡先生曾侍郎鑑为总理，侍郎乃请同县林思进篡列传……民国二十二年岁次于逢阉茂二月县人林思进撰。”尽管有经费困难等问题，但修志工作还是启动了。所以民国版华阳志将修篡人员上推到前署华阳县长兼修志局长陈法驾、叶大锵、樊学圃、余顺猷，下及现署华阳县长兼修志局长黄幼甫。但实际工作则是由专门的修志机构完成，包括总理曾鉴，编辑林思进、祝同曾，分纂李固基等16人，舆地主任廖沅，采访主任孔庆成、屈鼎勲，城区采访钟文、姚策，乡区采访冯源椿等11人。参与这一修志机构人员的身份暂不明晰，但肯定是华阳县的士绅应没有问题。

总之，嘉庆版和民国版的《华阳县志》对当地清前期移民运动的记录采取了不同的姿态，从时间上来判断，似乎反映了四川移民运动在乾隆末已经结束，嘉庆时期正是移民由变动不居向定居发展的重要时期。私家族谱记载的移民入川时间表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移民进入四川的活跃期，而方志记载的乾隆时期又是移民在四川掀起建设会馆的高潮期。各地移民通过建立会馆的大整合，团结在会馆客长的旗帜下参与地方事务。晚清以后，移民在会馆“客长”的率领下积极参与四川地方社会公务活动，移民在文化和心理上已经认同了四川社会而乾隆和嘉庆时期移民原籍意识的活跃，影响了嘉庆年间方志篡修者们的心态，嘉庆版四川各地方志对移民的记述明显不同，有的全面记录，有的则几乎很少涉及，至少嘉庆版华阳志就属于后者。这或许显示，嘉庆时期是四川移民社会的重要转型期，此时移民在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等方面均面临着选择，社会稳定处于不确定期。因此嘉庆版《华阳县志》修篡者们对此采取了小心谨慎的回避。而民国时期，移民已几乎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对清前期移民的记述也呈现出开放的态势，甚至以此作为当地重要的文化资源加以发掘和利用，四川各地官府和民间社会于是共同参与来打造移民文化，因此，民国版的《华阳县志》将嘉庆版对当地移民“历史记忆”的遗失，重新捡起记录在案。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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