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这是川渝两地数千万人民对于祖先的共同记忆。在世界被称为“地球村”之今日，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应用，“环球同此凉热”的趋同性，使人们愈加怀念并刻意追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根问祖，已成为初步走向小康的诸多中国人（包括海外侨胞）共同的心理需求。近年来，到麻城寻根问祖的川渝（含由川渝两地又转迁滇、黔等其他地区）移民后裔摩肩接踵，来电、来函、网络寻根，更成为热门。令人遗憾的是，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历史遗存，极难在各种文献资料中查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以至于研究中国移民史的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也为难地说：“我们在撰写《中国移民史》时，也以这一重要的移民发源地（指麻城孝感乡）不见踪影为憾。”

为满足各地人士的寻根需求，近四年来，笔者查阅了麻城120姓（此120姓覆盖麻城现居人口90%以上）160支宗谱，对孝感乡移民现象形成两点粗浅认识，简述如下。

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流基本同步进行，从战乱流徙到奉旨移民，由自发西迁到“徙实填空”，麻城及孝感乡逐渐成为长江走廊上的移民集结地。

(一）麻城土著流徙四川综括麻城各姓氏族谱的相关记述，元末明初自麻城移民四川有下列几种情况：

1、随红巾军将领明玉珍入川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麻城铁匠邹普胜与罗田布贩徐寿辉、江西和尚彭莹玉等人扯旗造反，聚众起义，建国改元。徐寿辉当了农民皇帝，邹普胜为太师，国号“天完”，全盛时拥有百万军队。麻城与罗田是邻县，作为“南红巾”的发源地和根据地，众多当地农民参加了这场持续18年的农民战争。 其中部分人离开家乡后，转战各地，又随义军将领明玉珍辗转进入四川。我们从《陶氏宗谱》的相关记述中，可见一斑。
陶家在北宋初期入籍麻城，至元朝已成为当地土著。《陶氏宗谱》卷首中保存有一篇《五户叙》，文中说：“大元至正间，红巾作乱，先是妣陈氏携三孤（源、海、梁）及叔僎（名细宝）僭逃避难，贼兵逢之，掳细宝。陈氏思叔乃公姑之脉，必欲留之，哀求贼众，愿将三子任取其一以易叔。贼悯其哀，遂取梁而去。”

在陶氏瓜藤谱中，陶梁名下亦有一段文字: “值元时红巾贼起，公母陈妣携公兄弟三人与叔僎避乱。忽僎公被掳，陈妣将公换叔。贼遂将公掳至四川成都府，离城五里，遂入籍焉。

这是麻城人跟随邹普胜起义，后来又随红巾军转进四川，在蜀地入籍的典型案例，余不赘述。

2、因战乱引起的麻城难民大批流向四川红巾军兵分两路，挺进湘赣，一直打到浙江福建。至正十三年（1353年）遭到元军 围剿，进入低潮。十五年（1355年）春又大举反攻，在汉阳县城重新建都。到至正二十 年（1360年），红巾军内讧，先是陈友谅暗杀徐寿辉，篡权夺位改国号。三年后，朱元璋又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战死，邹普胜下落不明（有说被朱元璋俘杀，有说被陈友谅暗杀，有说兵败后到寺庙出家）。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未参加造反的麻城土著，大多因战争逃难四方，其中又有一部分流向当时相对安定、更有楚人明玉珍在那里主政的蜀地。到明朝立鼎后，麻城已成为人烟稀少之地。

阮姓是宋代端平三年因官留籍麻城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阮氏宗谱序》说“迄其元末流氛猖獗，井里邱墟，城郭皆非。三乡人民仅存八户，其余黔氓徙自江右。

麻城土著到哪里去了？因绝大多数明代麻城族谱毁于明末战火，仅有个别家谱中保留了零星信息。

中馆驿镇甘姓始祖甘理于北宋太祖八年 (967年）迁入麻城田水畈，谱载族人甘永发在元顺帝（1333—1370)时迁居四川。

城区坝陂李氏始祖李季八于宋朝末年“提兵抗元”，自江西南昌入籍此地。季八次子玄(元）中、三世孙振纲、五世孙义甫、六世孙信忠等人，相继迁往四川。

3、洪武初期奉旨移民入川麻城土著被朱元璋视为敌对势力，实行强制迁徙。明朝初期，战乱平息，参战和逃难的人群回到已经残破不堪的家园，面对的是新的强制性迁徙。

郑家是元朝望族，始祖郑亨于宋朝晚期因军功授职百一总管，入籍麻城。其长子郑和，元朝初年升任千一总管。三世郑绥，又因军功晋升万一总管。大元王朝近百年，郑家一直是麻城的统治者。到明朝初年，郑家已有大小人丁500余人。朝廷规定，除长房长孙文英留本地守护祖墓外，余皆分迁各县。文英叔父郑荣庆急中生智，以入赘妻家为借口，改名梅敬立户，得以留在麻城，后来发展成颇为兴旺的梅氏望族（见《郑氏族谱》《梅氏族谱》)。并且，据郑家族人口耳相传，至今仍在说他们的祖先曾经与皇帝争天下。可见郑家是因被视为新朝廷的对立面，才强制迁 徙分散各地的。

另一家旧氏族《陶氏宗谱》中保存的《五户叙》一文，一针见血地掲示出麻城土著被强行迁徙的历史原因，“妣（陈氏）携三幼入金刚台（河南商城县）。大明定鼎六年方归麻邑。邑只有秦黄陶李毛五姓，以麻城好反，众皆掉于四川矣！”

(二）“江西填麻城”与“孝感乡填川”为了比较准确地说明这一问题，我对以原孝感乡为主的120姓160支麻城各姓氏家谱进行了摸底统计。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至明洪武末年（1398年），48年间迁入麻城的家族计有107支，除1支来自蒙古、2支来自福建，还有本省蕲州府1支、襄阳府枣阳 县1支，其余102支均来自江西，占95%以上。而这些元末明初自江西迁入麻城的家族 中，又有大量人群迁徙四川（含滇、黔）、陕西和邻近的德安府（今孝感市地区），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江西百姓因何成群结队迁徙麻城？《余氏族谱》中保存了一篇《二世祖君义公迁麻遗文》，文中转述了他父亲余万伍对迁徙历程的口述：“我父之迁麻城也，在洪武之八年，十年生我。我八九岁时，父尝对母言曰：迁居之苦，当为儿言之矣！陈友杰（谅）抚有江西福建，太祖未下，兵燹之忧，日无宁刻。虽大军爱民如子，而百姓见之提防，人各避锋，士如瓜裂。我于是携母走浮梁，过余干，至庐山、鄱阳，澎湃惊人，月余始渡。寄食于兴国州之胡姓家数日，胡姓诚恩人也。后忽至武昌之金牛，欲居焉。然江分南北，南岸干戈如故，不若江北之稍宁。春三月渡江， 由齐安北上，幸遇故土之郝公、秦公、曹公，亦逃居于窳泥陂之所，我始安焉。儿记之， 以遗后人。”

从余万伍的迁徙历程看，余家是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元至正二十三年）之前离 开老家，沿途经过浮梁县、余干县、庐山、 鄱阳。在鄱阳湖岸等待“月余始渡”，又在兴 国州一胡姓人家“寄食数日”，然后在武昌住下来。因长江南岸仍在打仗，而江北相对安宁， 便渡江北上，正巧遇到原来江西老家的几户 人家，一起来到麻城。足见这一迁徙过程持 续了至少十二三年之久，迁徙原因是“兵燹之忧，日无宁刻”。值得注意的是，《余氏宗谱》 在提到原籍时，舍掉了这一复杂经历，只简 而言之“江西瓦屑坝”。

从相关记载看，“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是同步进行的。

1、元朝末期及明初几年自发入川

因朱元璋的军队在洪武四年才平定四川，所以我们将洪武四年之前视为自发入川，并 入元末时期来综合记述。

元代晚期自江西迁居麻城举水河东沈家庄的熊朝武，生有5个儿子，长子次子同迁 四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自江西南昌迁居麻城县城的熊易甫，4个儿子中就有1人 迁四川邻水县。

2、   随明朝军队入川平乱

来自江西浮梁县的丁宏，元朝末年官黄冈县正堂，其长子定居麻城宋埠，次子提兵 赴四川重庆府平乱，遂定居。

3、“孝感乡”填川

这一现象比较复杂，我们先从对孝感乡范围的界定说起。

关于“麻城孝感乡”，清康熙九年《麻城县志》作为官方历史文献，留下了唯一的一 条依据。原文是：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

孝感乡作为一级乡级建制，在明朝前期仅存在百年时间，因何能有众多人口输出？ 今年春天，热衷于收罗民间掌故的麻城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市政协委员刘明西先 生，从收藏中拿出数页清代《邹氏宗谱》复印件（系邹氏1995年续谱时复印留存），名为《都碑记》。这一新的发现，使我们对孝感 乡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

此文是邹家十三世邹知新所写。文中提到：“去城东南七里，有乡碑石磨当路，云是古之孝感乡都。麻邑存四乡，独孝感乡有 遗碑。耆老谓之世宝也。

邹知新据此“又读《志略》，称孝乡犹尚小，是以户丁为制，不以里数为限。河东 先生《龙池闲话》亦曰：“久居湖边孝都里区， 八百户丁音声皆悉。”观数典而综之，地狭而 鸣世也。惜新（邹知新）幼时未知，不知究辨。今徙（疑为错别字）古乡，见其山川明润，风 泽清丽。遥闻豫章（江西）人鸠集，悦余乐而 忘归。自赵宋胡元以来，丁旺常为乡之患害。 明圣初云传蜀地土广，川道虽险，乡之迁入皆居之。今民散久矣，百遗二三，莫一能奉。
邹知新在文中详述碑石上的文字是：“邑 东南七里磨子场，大明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 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 未秋邑候陈兴谨识。

邹知新在当时还对孝感乡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证，“往牍曰，当洪武初，太祖定迁民 之策，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十年， 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未几罢之。永 乐中复旧治。弘治时都崩基坍，故今不知有其乡云，非虚语也。

据此，我们可确认以下几点：

(1)在麻城县城东南七里处，明初曾设 置孝感乡都。

(2)孝感乡都为移民所设，先是接到移 民圣旨后，县衙迁至磨子场，主要办理移民事宜，江西移民“鸠集”于此。到洪武十年（1377 年)升格为州，管辖七县，后撤消。到永乐年间，县堂才迁回县城。

(3)明代嘉靖年间编修的《麻城县志略》 对孝感乡有明确记载：孝感乡以户丁为制，不限里数。

(4)孝感乡“鸠集”的“豫章人”皆迁入四川，留居在当地的，仅仅是“百遗可见，在明初“洪武大移民”中，孝感乡是“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集 合地和出发地。江西移民在这里停留了或长 或短的一段时间后，又经历山遥路远的长途 跋涉，才得以进入巴蜀之地。“豫章人”、麻城人便共同把“湖广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 移民四川之前的祖籍地。此种现象，与华北 移民后裔统称自己祖籍“山西洪洞大槐树”， 江西移民后裔皆言来自“瓦屑坝”极为相似。至于后来清朝初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也称来自“麻城孝感乡”，另当别论。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如一条长长的历史河流， 江西为上游，巴蜀为下游，麻城孝感乡则是 中游的一个交汇合流处。她汇聚起千川万溪， 又向西涌去。

历史的机缘，使麻城孝感乡成为明初“西部大开发”长江走廊上的移民集结地、出发地。

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与“乡绅山寨兵”风生水起，割据麻城，张献忠在麻城重建“孝感厅”，“麻城孝感乡”名声再起。大西军入 据四川兵败，残兵隐居民间，自称原籍“孝感乡”。

明代麻城孝感乡至成化八年（1472年） 即已撤并入他乡，而大量清代前期迁徙四川 的移民仍自称来自麻城孝感乡，此种反常现 象，惹出种种非议，众说纷纭，至今未能有令人信服之说法。笔者从麻城谱牒中窥得只 鳞片甲，愿与诸君商榷。

《邹氏宗谱》卷之四邹知新《都碑记》云：“然崇祯间，适值献祸，邑名更长顺，八大王 广置乡闾，招合流旧，计丁授田。时于富人 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依议复置。献力置孝 感厅，耀恩风相传。析其故地，添置信义（后面有三个字原文空缺）和清平，一时避地逊 名者，多有附焉。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 从上述引文中，可知张献忠到麻城后， 曾在原孝感乡都重建“孝感厅”，并且特别提 到，“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为阐述张献忠重建“孝感厅”与清代所谓“孝感乡填川现象” 的历史渊源，不可不对明朝末年麻城的“地 域社会”作一简析。

(一）梅之焕的“乡绅统治”

据光绪八年（1882年）《麻城县志》载： 崇祯“八年乙亥，流贼往来如织，然未尝攻城， 止肆野掠杀，掳无算，房屋尽毁。各乡依山 结砦保众，官兵坐视不援。凡贼魁谓之‘掌盘子’，余以绰号行，曰‘紫微星'‘老回回' ‘闯塌天’、‘射塌天’、‘老曹操’、‘过天星'‘一只虎’、‘隔帘燕’、‘扫地王’、‘闯王’、‘闯将’、‘一斗粟’、‘混世王’、‘八大王’。邑绅 梅之焕倡率捍卫。

梅之焕（1575-1641)其先祖就是由郑荣 庆改名梅姓的梅敬。他本人曾官任宁夏巡抚， 立有军功。卸任后居乡十余年，仍以济民除 害为己任。梅之焕挚友钱谦益在他去世后三年所写的《梅长公传》中述及，“（公）家居 门无重闭，室无典谒；杀鸡饭黍，宾客杂坐， 笑语喧阗，几案狼藉。小夫孺子、乞儿贩妇， 冤愤赴想，直入坐隅。公召其所与交哄者，往复譬解，平亭曲直，务使得当而止。县中 桀黠奴与奸猾吏，盘互渔市；闾里冤结者， 不之有司而之公。公必擒治，痛折辱之，列 其罪狀付守令，案伏其辜，不得以势力变诈自解。由是，筚门圭窦，倚为司命；势豪虽 侧目视公，亦不能不为绌服也。”可见，当 时梅之焕所居住的县城河东沈家庄，已成为 事实上的“城外衙门”。

(二）麻黄山寨与农民起义军之对抗

面对天下变乱迭起，官军缓不急用的危局，梅之焕自崇祯七年起（1643年），“即请 于江西、南赣两抚军处，得大炮手数百，自 馆谷之。又购红衣炮（明天启年间自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重型大炮)于粵东。扩沈庄旧居， 筑垒濬渠，堡曰‘护生’，与邑城犄角。远近 避贼者聚居之，乡人壮勇者练为兵。又募深山杀虎药弩手数百，皆月饩之。大炮备城守， 药弩伏关隘。自乙亥至今八年，每年贼凡数至， 终不敢近城堡，每次活人以万计。’

钱谦益在《梅长公传》中也谈到：梅之焕“用军法部勒材官乡人子弟僮奴，……畜 养赣儿数百人为正兵，备出战；收无籍恶少 为游兵，资应援。在天下大乱的危机下，梅 之焕建立起一支“梅家军”，保家保乡保地方，“张献忠西兵所在焚掠，每过沈庄，必敛兵免 冑，稽首而去”。

自梅之焕始，麻城乃至黄州、蕲州，各地官绅地主多行仿效，聚家丁、族人于山寨 自保。一时间，大别山南北涌现数百座山寨，最著名者有蕲黄四十八寨，后发展为江淮 七十二寨。这些山寨始则御草寇，继则拒清 兵，风云数十年，此蹶彼兴，直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被于成龙最后剿灭。此种现象 也吸引了欧美汉学家的眼球，四年前，美国 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先生专程来到麻城，请笔者带其考察麻城山寨，听说回 国后写了一本关于麻城的书，名为《红雨》。

(三）“里仁会奴变”与张献忠据麻城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十二日，梅 之焕病逝，年67岁。未及两年，麻城即发生“里 仁会奴变”。

清代史学家计六奇对这次事件作了相关记载：“癸未（崇祯十六年）四月，麻城宦仆李人（里仁）会聚众叛主，城中大乱，乡野 亦起兵数万，围困半旬不克……（里仁会）遣人缒城下，由间道请救。时献忠……麻城使者至，大喜，即刻期进兵。乡兵闻之，各解围走。献忠入麻城。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献忠别 立一军，号为新营。勇士将之，势复大盛。”“里仁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因何聚众叛主？《梅氏族谱》中存有一篇《雪萝答客 问》。雪萝自称老僧，在梅之焕去世五年后作此答客问。文曰：“里仁者，故居士（指梅之焕）所募练游兵。流寇甫入楚，居士虑诸恶仆及城中无赖子莫羁縻，故集而为兵，署五哨， 自将之，日与周旋。匪利以御寇，正防其投 寇。岁费廪饩数千金。……居士殁，部曲零落。 李沧汇将凌逼梅李诸孤，惮诸恶少，欲芟除之，有漏言，又平夺其队长商元之子妇，人 人自危，起而图之。虽地下两大老与沧汇相忘， 而洪明诸人顾以为国士报冤也。由是两会合 并，事益侜张”。

可见，所谓“里仁会”，其核心骨干，正是梅之焕所招募的那些寨兵，其中自然 也包括那些“江西炮手”和钱谦益所说“无 籍恶少”。这些人在失去强权者的阴翳后， 在面临新的统治势力强暴凌逼下，铤而走 险，终于奋起造反了。参加奴变起义的，自然还有其他巨族的家丁仆隶。清代方志 学家王葆心曾说，“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 下，麻城尤甚。梅、刘、田、李强宗右姓 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麻城在明代考中进 士者136人，大小官员数以千计，其他世 族著姓也或多或少蓄有家奴。故在明末清 初二三十年间，曾先后三次发生奴变。至顺治八年（1651年），终于迫使大清律例对 主仆关系作出专项规定。

再者，雪萝僧以同情口吻提到的“洪明诸人”之事，光绪《麻城县志》记述为，“里民明承祖及仆辈洪楼先等结里仁直道二会，活埋杀所仇以倡乱，各乡寨鸠众围城讨乱”。梅家在这场奴变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令人疑惑。
总而言之，“里仁会奴变”的直接结果是， 被乡绅山寨势力围困在县城中的造反者派汤志 缒城，至安徽潜山县请来张献忠农民军解围， 四月初六日张献忠入城，城中五万七千人归附张部。以故，在四川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张献忠，在麻城的表现是“献忠终未戮城内一人”。“武进士洪正龙率千余人降，献忠优礼相待。并改麻城为常胜州，以曾参与里仁会诸生周文江为知州，农民军始建地方政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梅之焕的外孙、尚书李长庚的侄孙李中素，当时年仅10岁，也偷偷跑出家门参加了起义军。

(四）重建孝感厅

关于张献忠重建孝感厅，除上述邹知新《都碑记》所记外，钱谦益在《梅长公传》之结尾也述及，张献忠曾到沈家庄祭坟。“长公殁后二年，癸未三月，献贼陷麻城，戒勿犯梅氏，羊酒祭长公坟，罗拜而去。从“里仁会”与梅家的渊源，我们可以认为，已经“零落”的原梅家军“部曲”，构成了“里仁会”及刚刚成立之“新营”的核心力量，原来的“队长”之类，自然成为义军军官，他 们与旧主沟通，达成某种默契。其前因是，“李沧汇将凌逼梅李诸孤，惮诸恶少”，可见梅家主仆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才有了张献忠的“祭坟”之行，才能在沈家庄“富人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依议复置孝感厅”。以故，“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

“孝感厅”有何职能？邹文也说得明白，即“招合流旧，计丁授田”。流旧，自然是梅之焕那些“零落”的“部曲’而计丁授田，对以土地为命根的贫苦农民特别是流民，更具有极大吸引力。借用沈家庄的地名地利和“梅家军”的旧日声威，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连克鄂东各州县，5月克武昌，献忠称“西王”8月初，孝感厅随着张献忠在军事上的失利而垮台。虽然短命，但在麻城人，特别是那些先跟随梅之焕，后投入张献忠义军的将士心目中，对“孝感乡”这一地名，无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五）麻城“新营“大部入蜀，孝感乡地 名带入四川

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中麻城“新营”的最后归宿，《黄冈市志》的记述为“黄、麻归附张献忠农民军的人员大部随军西进入川。王葆心在《蕲黄四十八寨纪事》中则具体记述 为“七月，献忠拔营入蜀。其降贼诸孽随献忠入蜀者，有伪振武营总兵麻城洪正隆、伪英勇营总兵黄冈张其在、伪龙韬营总兵麻城商元。”主编《清代四川史》的王纲先生也认为“这些部队都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西进四川。虽然在作战中牺牲了不少，但有相当部分都仍留在四川，只不过因为大西军坚持抗清，被清政府一直视为‘贼寇’，他们在四川定居下来不敢言其身份而已。现在四川许多人都言祖籍系湖北麻城，可能有不少人的祖宗就是麻城参加大西军的那五万七千人中之一。”据道光《中江县志》卷六记载：“杨可举，字春吾。顺治三年（1646年）脱献贼之祸。六年（1649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中江未设县官，总督以可举能，又熟悉本邑事，檄委代理。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余人。”可见在清朝初年，四川中江县最早的人口来源，就是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残部的数百人，而且极可能有相当数量的麻城人。他们在向后人说起自己的籍贯时，极有可能笼统言之：来自麻城孝感乡。

有了这批清朝初年最早在四川落脚的“孝感乡籍”农民军残余，后来者或真或假加以附会，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自清初康熙年间至嘉庆年间，麻城各族谱牒大量记载着迁徙川、渝、陕、豫、黔、滇者和本省他县的族人名字，以川、渝为众。麻城中馆驿镇梓树畈刘氏谱谍记载，自麻城迁往川、滇、黔三省的第一代迁徙者有260余人（只载户主姓名，妇女儿童不计），散落在进川途中之鄂西、川北、陕南三角地带的寄籍者，亦有100余人（仅累计自麻城迁出的第一代迁徙者）。白果镇罗姓，清代也有300余人首迁四川。

上述两例，尚未统计其族谱中大量“被寇掳去”和“外出未归”的不知下落者。

清代麻城移民大批入川，除上述各种社会因素外，尚有两大要素有待考证。一是设在麻城西南水陆交通枢纽歧亭镇的黄州同知府（民间称“二府衙”）在移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二是清乾隆后因商品经济之发展而形成的“黄州帮”（由麻城人发起并占主要成分），往返川渝贸易，偕当地同籍移民广建“帝主宫”，联络同乡，其作用亦不可低估。因篇幅所限，他文另述。总之，笔者以为，探寻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之历史渊源，研究这一场持续数百年的长江走廊上自东而西、自下游溯上游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必须重视对“麻城地域社会”的解剖透视，方能破解众多“哥德巴赫猜想”。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园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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