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仲任楚国第三十一任君王（楚简王），于公元前431即位，公元前408年去世，在位24年。 

楚简王熊仲雕像

    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楚简王率楚军北伐，一举灭了莒国(今山东省莒县)，并以莒为楚邑。楚国灭莒后，发现魏国将成为自己的劲敌，于是就停止了东北方向的战略进攻，加强了对正北方的战略防御。
    公元前419年（楚简王十三年）开始，魏国与秦国争夺河西，并且得寸进尺，不断地继续扩展。
    公元前417年（楚简王十五年），楚国出兵伐周，但军队攻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县）就按兵不动，显然楚伐周是名而援助秦才是实，因魏、秦罢兵而中止了。
    公元前413年（楚简王十九年)，楚国与齐国、秦国相约攻伐魏国，因三国军队没有统一思想和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其结果是无功而返。
    公元前412～409年（楚简王二十至二十三年），楚屈将闻墨家非议斗士之勇，乃危冠带剑往见墨子弟子胡非子。经辩论，终为胡非子“五勇”之说所折服，遂释危冠，解长剑，请为弟子。昭、惠以来，楚贵族佩剑成风，死后亦以青铜剑或钢剑、铁剑随葬，少者1件，多者高达30余件。
    公元前409年（楚简王二十三年），魏文侯大胆起用从赵国投奔到魏国的青年奇才吴起为将，成功地突破了秦国在黄河一带设置的军事战略防线。
    公元前408年（楚简王二十四年），魏国夺取了秦国的河西之地后，在此设立了河西郡，并在西至今陕西澄城，北至今陕西韩城，修筑长城抵御秦军，魏文侯派曾参弟子、大将军吴起为河西郡守。三晋解除了后顾之忧后，便把主攻方向转向中原，首先集中力量打击齐国。当年，楚简王熊仲去世（熊仲娶李女为妃，生子熊当），其子熊当继位。
    熊当任楚国第三十二任君王（楚声王），于公元前407年即位，公元前402年去世，在位6年。

 
楚声王熊当画像

    楚声王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历史发生大变革的时代。公元前403年，也就是楚声王死去的前一年，瓜分晋国已成既定事实的魏、赵、韩三家首脑被周威烈王正式删封为诸侯，成为三个独立的诸侯国，至此标志着历史已正式进入了战国时代。
    公元前406年（楚声王二年），魏国出兵攻伐中山国，入其都城顾（今河北省定州市境内）。中山国乃狄人所建，其文明程度在狄人诸国中最高。魏占领中山后，魏文侯任命太子击为中山君，李克为中山相，将中山君臣迁于灵寿（今河北省灵寿县境内），仍自为一国。
    公元前405年（楚声王三年），齐国田氏内乱，三晋趁火打劫攻打齐国，由于寡不抵众，齐军大败于廪丘（今山东省郓城县西北）。
    公元前404年（楚声王四年），三晋联军乘胜追击，攻入齐国的长城（西自今山东省肥城市西北，东至琅玡入海），三晋大显神威，齐国节节败退。
    公元前403年（楚声王五年），周威烈王册封魏文侯、赵烈侯、韩景侯俱为诸侯。当时，魏都为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赵都为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东南），韩都为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韩国的疆土，已经伸到楚、郑两国之间了。
    进入战国时代后，中原各国都在竞相改革，奋发图强，希望在列国争雄之时，能够始终保持优势地位，并伺机向外扩张。此时的楚声王似乎也不甘寂寞，不愿坐以待毙，等着别人打上门来，也想显示自己有所作为。经过再三考虑，楚声王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地处楚国东北部的宋国。
    据《吕氏春秋•察今篇》记载：楚国人要去偷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水里设立标记。澭水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道，还是顺着原来所设立的标记在夜间渡水，结果导致兵士淹死无数，也无法攻破宋国的城池，只好无功而返。所以《吕氏春秋•慎势篇》记载这次徒劳无功的军事行动只用了一句“（楚）声王围宋十月。”有的学者对楚声王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说：楚声王是一个无能昏暗而又穷兵黩武的国君！因为他身为一国之君，面对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他既没有办法和能力“治标”，也没有办法和能力“治本”，更没有气魄和胆识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而导致民怨四起，反抗不断。
    公元前402年（楚声王六年），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国事积弊日深，楚声王被“盗”所杀（这“盗”，或是刺客，或是某个颇有权势的贵族豢养的死士）。楚声王被盗而杀，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楚国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声王的治国无方和穷兵黩武。所以，他死后，楚国为其谥号为“声”，称为“声王”。《史记•谥法解》云：“不生其国曰声。”楚声王的昏庸无能，不仅让自己命丧黄泉，死于非命，而且使一个好不容易重新兴盛起来的楚国，再度步入衰落之中。楚国政治上的落后，经济上的萎靡，军事的虚弱，使楚国陷入到了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而此时的北方，正呈现出一片朗朗的新气象。秦国在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改革新政，国力大增；三分晋国而新起的韩、赵、魏三国大倡改革，扫除积弊，国力日盛，开始对南方的楚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
    熊当娶王女子为妃，生子熊疑。公元前402年熊当去世后，由其子熊疑继位。
    熊疑任楚国第三十三任君王（楚悼王），于公元前401年即位，公元前381年去世，在位22年。
    楚悼王在位期间，任用吴起为令尹，变法图强，曾先后伐周、韩等国，北胜魏国，南收扬越，取得苍梧(今广西自治区西北)，开拓了楚国疆土。

 
楚悼王熊疑画像

    就在楚简王、声王两代无所作为时，三晋（赵、韩、魏）竞相改革，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田氏夺权成功，秦国实行“初租禾”后也国力日强，力图向外扩张兼并，由此可以看出楚国已开始落后了。
    楚悼王即位后，面临着楚国内部危机四伏，外部各国竞相改革成功后又重新开始激烈地争夺的局面。这个时期的争夺与春秋时期的争夺已明显不同了，过去是争夺与国，旨在立威定霸；现在则是攻城略地，并吞他国，具有新的封建地主阶级萌芽战争性质，特别是三晋的强大，使楚国处于一种被逼的窘境。
    公元前400年（楚悼王二年），楚抢先与韩、魏争夺郑国地盘，韩、赵、魏立即联军反击，攻楚于乘丘（今山东省巨野县西南）。乘丘是宋邑，为楚军所侵占。因韩、赵、魏三国联军猛攻，楚不抵众而败退。三晋的意图就是要通过削弱楚的右翼，以解除其左翼的威胁。
    公元前399年（楚悼王三年），楚国为了摆脱被动地位，连续进攻周、韩，为了缓和与郑国的矛盾，主动把榆关（今河南省中牟南）借给郑国。郑国受韩国侵袭后，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有了榆关，后方就变得广阔了。
  公元前398年（楚悼王四年），郑儒公杀其相驷子阳。楚国对此深表不满，便举兵伐郑。因周与郑历来关系密切，楚师同时侵入王畿，以示警告。
  公元前396年（楚悼王六年），子阳之党杀了郑儒公，立先君郑幽公之弟乙为君，这才使楚人放心了。
  公元前393年（楚悼王九年），魏国为了打击楚国，先攻郑国，并筑酸枣（今河南省延漳西南）城。楚国亦不示弱，于同年攻打韩国，夺取了负黍（今河南省登封县西南）。这不过是一次很小胜利，但它所引来的却是一次大败。
  公元前391年（楚悼王十一年），三晋（韩、赵、魏）联军又来报复，楚军败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榆关（今河南省新郑市东北）。楚国不仅丢失了这两处重要的战略要地，连楚国侵占郑国的部分地区也被魏国夺去，弄得楚国无法招架。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只得“厚赂于秦”，请求秦国援助，秦国出兵攻占韩国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取六邑，三晋便转而对付秦国，这样才减轻了楚国的压力。三晋见秦、楚联合，于是转而拉拢齐国，从此三晋与楚的矛盾也就更趋尖锐、复杂，因而对楚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楚悼王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急于摆脱这种困境，但自己又拿不出良策，不知从何下手。更令他伤脑筋的是，没有一个能替他分忧解难的大臣。屈、景、昭三家大贵族都有很大的势力，掌握着一些要职，他们向老百姓巧取豪夺有方，但在治理国家和抵御外侮方面却无策，他们依仗权势，为所欲为，连悼王有时也要让他们三分。悼王一方面羡慕他的先辈都有贤臣辅助，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访和物色人才。他为此作了多年的努力，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正当他热切盼望人才的时候，吴起来到了楚国，这对悼王来说，真是喜从天降，他感到这是上苍有眼，没有辜负有心人。因此，悼王用隆重的礼节和最高的规格接待了吴起。

 
吴起画像

  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省曹县）人，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从小喜好军事，为了实现其志向，不惜倾家荡产奔走于列国之间，希望得到诸侯的重用，以便施展抱负，干出一番事业。不料他却到处碰壁，回家反遭到乡亲邻里的讥笑。吴起一气之下，杀了诽谤和侮辱他的人，决计外出求学。和母亲告别时，他发誓不做到上卿或相一级的高官，决不返回家乡。他先来到鲁国，拜当时的儒家大学者曾子为师，攻读儒学。不久，他的母亲去世，曾子要他回家去尽孝道，他感到自己学业无成，立下的誓言没有实现，无颜回家去见母亲灵位，就没有回去。曾子很恼怒，便把他逐走了。吴起离开曾子后，便一心攻读兵书，研究韬略。有一年，齐国发大军进攻鲁国，鲁君惊恐万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命吴起为统帅，没有想到竟大破齐军。但吴起立了战功，不但没有受到表彰，反而遭到鲁国贵族的疑忌和排斥，他们对鲁君说：“鲁国是个小国，打了胜仗，出了名，其他诸侯国就会一起来攻打我们，鲁国就会大难临头了”。鲁君听信谗言，冷落了吴起，吴起不得不离开鲁国。
  吴起听说魏文侯很贤明，正在任用李悝实行变法，也亟需人才，他便来到魏国。魏文侯问李悝，吴起这个人怎么样，李悝说：吴起很会用兵打仗，即使齐国名将司马穰苴再世，也不能超过他。魏文侯非常高兴，便任命吴起为大将。吴起与李悝一道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尤其在军事改革上创立了“武卒制”，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吴起还著《吴起兵法》四十八篇，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齐名。吴起思想宏富，兼采儒、兵、法各家。他认为为政之道，应“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对内要“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对外要“使秦不敢东向，韩、赵兵从”。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卒，魏武侯继位，吴起受到大臣王错的排挤，于公元前395年被迫离魏奔楚。
  吴起到了楚国，悼王十分高兴，对吴起在魏国的功绩早有耳闻的楚悼王，更坚定了重用吴起的决心，于是把吴起调回郢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吴起到郢都后，楚悼王虚心地向他请教：“吴将军，你看楚国的主要弊端在哪里，为什么对外作战经常打败仗？”吴起说：“我看楚国的主要问题在大臣权势太大和封君太多。大臣的权势太大就不听您的指挥和调度，直接威胁到大王的权威和信誉，他们的权越大，老百姓也就越苦。封君太多，他们不只在各地作威作福，而且大部分肥沃的土地都被他们侵占，国家的赋税也就征收不上来，府库空虚，国家自然贫弱。”悼王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也深有同感。还有哪些问题，请你再说说。”吴起又说：“楚国有的是土地，列国中哪一国也没有楚国的土地广阔，但楚国的土地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楚国所不足的是人口，然楚国也并不真的是人口不足，关键是楚国的人口绝大多数都被大官僚、封君、贵族控制了，因此，国家要人，感到人力不够；要兵，感到兵源不足。而且，下层人负担过重，难以养家活口，他们的生产所得全被盘剥而光，谁又愿多种粮食和开垦荒地？”吴起通过他在宛地的实践，谈了楚国官场中许多不正之风以及军队中组织涣散和虐待士兵等许多问题。他和悼王谈了三天三夜，越谈越投机。悼王深为他的洞察力、判断力及渊博的学识所折服。最后，他向悼王提出：要想富国强兵，只有实行变法改革。悼王说：“我听你的，变法这件大事就交给你了。”
  于是悼王就任命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并当朝宣布：令尹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敢违抗者，杀无赦！吴起非常感激悼王的知遇之恩，决心充分施展抱负，报效楚国。因此，上任之后，即大刀阔斧地开始改革。
  首先，削减大贵族的特权，制定明确的法令，对大臣的权力进行限制。如颁布“减爵禄之令”，就是减少和减免爵位和俸禄，这显然是针对大臣和封君的，也就是降低他们的爵位俸禄，缩小他们的领地，减少他们的属民。又根据不同对象，采取“损”、“收”、“平”等不同的作法。如“损”即将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中那些霸着位子不做事的人裁汰下来，也即史书所说的“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收”即收回来，也即史书所说的“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也就是封君的封号和他的领地，只有他本人一代、儿子一代和孙子一代有效，到第四代国家就要收回去，再不能像过去一样，世世代代享受下去。“平”是针对尚在位的高官，即史书所说的：“平其制禄”，也即限制其收入，对其赏赐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限制其权益不能过大，自然更不能无功受禄和任其巧取豪夺。
  其次，整顿吏治，也即史书所说的“明法审令”。吴起从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入手，削去了许多不必要的官职，严厉打击不正之风，“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即堵塞和杜绝私下里的请托（行贿受贿），改变楚国的不良习俗；禁止结党营私，勉励百官奉公守法；反对为了一己的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制止奸佞之辈用谗言诽谤陷害忠臣的行为；提倡和鼓励为了“行义”而不顾牺牲个人的名利。同时，还提拔和起用一些有才有识之士，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国家机关的行政办事效能。
  其三，积极开发边远地区。吴起让那些收回了爵禄的贵族“往实广虚之地”，也就是把他们迁到地广人稀的地区，特别是楚国的南方。这样不仅通过移民新开垦出许多耕地，增加了楚国的粮食生产，而且这些贵族在失去了俸禄之后，有的就从寄生虫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与此同时，他们原来占有的土地收归国（王）有后，又可出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国家收入，也缓和了阶级矛盾。
  其四，改革军制，“要在强兵”。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吴起建议悼王“砥砺甲兵，以时争利于天下”，也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当然更符合悼王的心意。吴起建议把收回的俸禄和裁减官员省下来的钱，用来抚养士兵，扩充军备。悼王也很钦佩吴起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才干，便把重新组建和训练军队的任务全权授予了他。吴起来楚国之前，曾著有《吴起兵法》或简称《吴子》，在魏国他按自己的兵法进行了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现在再一次进行实践，并结合实际作了许多补充：第一步是在全国招募兵员，选择年轻力壮之士，视其身材和特长分类编队，对善于使用五种兵器（戈、矛、戟、殳、弓箭），身强力壮，行动敏捷，“志在吞敌”的人予以提拔。第二步是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包括单兵技艺训练、阵法训练、编队训练以及联络记号训练等。他还特别注意训练骨干，“一人学成，教成十人；十人学成，教成百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正是用这种方法，使全军的素质迅速得到提高。除了反复地严格操练之外，又特别强调纪律和赏罚分明，一切行动必须坚决听从指挥。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吴起领兵和秦人作战，两军尚未击鼓交锋，有个士卒克制不住杀敌情绪，不待上级令下，勇猛地冲上前去，杀了两个敌人回来，吴起不仅不予奖励反而下令把这个士卒斩了。军吏前来劝说：“这个士卒非常勇敢，很有才干，将军为什么要杀掉他。”吴起说：“他虽然很勇敢，却不按命令行事，触犯军纪，就该斩啊！”军吏等无话可说。这就是用刑“不可不严”，罚得要准，惩处要及时。吴起不仅讲求重罚，更注重重赏，他将军功分为“上功”、“次功”，根据不同军功给予不同奖励。对立有大功的不仅升职提拔，对其家属和子女也予以赏赐，不只让为国杀敌立功的个人感到光荣，还让他全家都感到光荣。在两千多年前能考虑到这一点，的确是很不简单的，吴起不愧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
  与此同时，吴起还极力奖励耕战。史书说他：“禁游客之民，励耕战之士”，也就是禁止士民脱离农耕和行伍，鼓励士民努力耕种，储积粮食。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达到兵精粮足的目的；同时也改善了士民及其家属的生活，从而解除了士卒的后顾之忧。
  吴起还禁止纵横家到楚国来游说，以便让全国更安心地变法和发展生产。
  吴起在楚悼王的全力支持下，变法得以顺利展开。但因他触犯了王公大臣的利益，一开始就遭到了激烈反对。如大贵族之一的屈宜臼就直接指责吴起说：“吴起，你搞变法，是变故易常，不守祖宗之法，阴谋逆得，好用凶器，图谋把楚国搞乱。你是扰乱社会的罪魁，是危害楚国的祸首。”吴起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说：“楚国只有强大，才能争霸天下；只有实行变法，才能富强；因循守旧，只能处处挨打甚至有亡国的危险。你们为了一己私利就不愿楚国强大吗？你们只怕楚国‘乱’，却不怕楚国亡，是何居心？”屈宜臼无言以对，却并不就此罢手，他散布种种破坏变法的言论，甚至纠集一伙旧贵族到悼王面前去诬告吴起，想要悼王终止变法，遭到悼王的痛斥：“前些年，三晋来犯，向你们要粮草，迟迟不给；调来你们的军队，不堪一击。现在国家府库充实，令尹训练的军队威严齐整，百姓安居乐业，街头无业行乞的游民已大大减少，这些有什么不好？乱在哪里？坏又在何处？”悼王环视了一下来进言的人，发现其中有几个正是按规定应到边远地区去的，便指着他们说：“你们怎么违背命令还不快去？这是我的命令，不是令尹的命令，令尹不过是执行我的旨意！”有人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没有犯法，为什么要去充军？”这个话被悼王听到了，他怒声驳斥道：“这不是去充军，这是去建功立业。充军能让你带那么多家财吗？这是给你新领地，你在那里干得好，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受奖，充军能和这相比吗？还有一条，你不愿去戍边，还可以到军队中去服役，在军队中立了军功，也可以受到奖励。这些都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为什么不去？现在你们捣乱居然捣到我的头上来了，表面看是说令尹的不是，实际上是在攻击我，要变法是我决定的，这些命令是我要令尹发布的，你们要造反吗？”这些反对者一个个被悼王训斥得目瞪口呆，有的头上冒出豆大汗珠。悼王提高嗓门说道：“我若再听到半句攻击变法的言论，定杀无赦！谁再敢抗拒不执行命令，定严惩不怠！听清楚了吗？”这些人只得乖乖回答：“听清楚了。”刚来时的嚣张气焰一扫而光，一个个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走了。
  由吴起领导并得到悼王全力支持的变法，取得了巨大成果，原来“贫国弱兵”的楚国很快强盛起来了。吴起统率楚军，驰骋征战，首先征服了南方五岭一带的百越部落，使楚国南部的领土，扩展到今湖南和广西交界一带。当楚人经略今湖南省南部时，北方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公元前387年（楚悼王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在秦岭南麓，居汉水上游，是由秦入蜀的必经之地，秦人得而复失，又重新占据其地。
  公元前386年（楚悼王十六年），赵国迁都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境内）。
  公元前385年（楚悼王十七年），韩国攻伐郑国，夺取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东北）。
  公元前384年（楚悼王十八年），秦国率先废除了殉葬制，这是在文明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公元前383年和382年（楚悼王十九年、二十年），魏、赵两国因争夺卫国而交战，卫国亲附魏国，魏出兵攻打赵国，齐国协助魏国，魏、齐、卫联合伐赵，夺取赵地刚平（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进而又攻取赵国的河东地。其战况十分激烈，于赵国极为不利，赵走投无路，便向楚求救，楚国立即出兵救赵。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命吴起率楚军伐魏救赵。吴起分析了当时的战局，如果直接赴赵，一是路途较远，楚军需要长途跋涉；二是魏军的主力都到了赵地，而自己国内空虚，不如直接攻魏，攻魏薄弱的地方，这样，既可解赵之围，又可迅速取得战果。这一招果然十分灵验，楚军攻势凌厉，前线的魏军只得赶紧撤回，在州西被楚军打得大败。楚军所向披靡，横扫中原，一直打到黄河边；而赵军也趁势反击，占领魏的棘蒲等地。卫军成了缩头乌龟，齐军则跑回老家了。这一仗打出了楚军的威风，一举收复了楚国北疆的失地___包括陈地和蔡地在内。吴起为后来齐人的围魏救赵做出了榜样，而且为后来秦人的远交近攻开创了先河。
  正当楚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捷报不断向郢都传来的时候，悼王可能太兴奋、太激动了，突然病逝。吴起只得从前线赶回都城，进宫料理悼王的后事。然而，旧贵族屈宜臼、阳城君等人不甘心失败，认为复仇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纠集在一起，借到王宫对悼王进行悼念之机，丧心病狂地向吴起发起突然袭击。吴起情知自己性命难保，急中生智，挣扎着卧伏王尸，并大喊“群臣乱王！”这些疯狂的贵族，仍未停息，继续射杀吴起。乱箭射中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他们将吴起射死犹不解恨，还把吴起的尸体拖出去肢解了，可见他们对吴起的痛恨程度。
  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前后不过8年左右的光景，却使楚国从一个贫弱挨打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富裕、强盛的国家，并以强国的姿态活跃在争霸的舞台上。这既反映了楚悼王的远见卓识，善于用人和敢于用人，又反映了吴起的聪明和才干，他不愧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是这样评说的：“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能重用吴起的楚悼王是楚国历史上一个不甘落后、敢于改革的明君，也是一个任人唯贤、勇于担当的明君。
  熊疑娶妃生子熊臧、良夫。楚悼王熊疑去世后，其长子熊臧继位。
  熊臧任楚国第三十四任君王（楚肃王），于公元前380年即位，公元前370年去世，在位11年。

 
楚肃王熊臧画像

  熊臧即位后，那些杀死吴起的家伙，不仅弹冠相庆，而且又都跑到肃王面前来邀功请赏，开始肃王不露声色地说：“吴起该杀，你们杀得好，应该赏赐，还有哪些人参入了？”那些利令智昏的蠢货，一听说有赏，便一个个跑来邀功。肃王要新令尹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一个也不要漏掉，然后要他们回去，等待赏赐。正当这伙权贵在梦想受赏的时候，肃王下了一道命令：要新令尹把他们统统抓捕归案，依法惩处。因为按楚国的法律，凡用兵器触到国王尸体的，一律处死，并罪及三族。除阳城君一个人逃走外，其余70多家都被一网打尽。阳城君的封邑也被没收。
  公元前379年（楚肃王二年），徒拥虚号的齐康王去世，吕氏绝祀。
  公元前377年（楚肃王四年），蜀人伐楚，蜀地在楚之西，从前是巴人所据。此次蜀国伐楚，夺取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县）。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扦关（今湖北省宜昌市西）以距之。”蜀攻取兹方后，迫使楚国在扦关筑城，进行防御。
  公元前375年（楚肃王六年），魏国攻打楚国，战于榆关（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南）。同年韩国乘机攻灭郑国，并迁都至郑（今河南省新郑市）。
  公元前371年（楚肃王十年），魏再次伐楚，取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魏国势力拓展到了楚国方城以北，楚肃王没有组织反击。楚国的重镇失守，楚人的心情十分难过。此时的楚国穷蹙，只能采取谨慎自保、休兵息民的政策。
  公元前370年（楚肃王十一年），楚肃王熊臧去世，因他无子，其弟熊良夫继位。楚肃王在位11年中，楚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少久经考验的贤臣和良将。所以，对内既未继续坚持先王和吴起变法的改革路线走下去，对外也只能一再忍让被动挨打，在边境冲突中丧失了一些城邑。然而，楚肃王虽不是楚国有所作为的国君，但他诛杀了背叛先王改革的一群乱党贼子，让国民休养生息，为后来宣、威二王为楚国恢复和振兴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
  熊良夫任楚国第三十五任君王（楚宣王），于公元前369年即位，公元前340年去世，在位30年。

 
楚宣王熊良夫画像

  熊良夫即位后，正值各国竞相改革之际，对外“广辟地”、“著税纲财”，兼并战争十分激烈，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这时，三晋同盟瓦解，魏国陷于孤立；西秦经秦献公、孝公的改革图强，国力进一步强大起来；东齐因齐宣王任用邹忌进行政治改革，获得大治。这样一来，随着秦、齐的强盛，魏与秦、齐的关系就必然紧张起来，并不断发生激烈的战争。在这种形势下，楚宣王十分冷静，他的策略一是坚持休兵息民，保持实力，不轻易出击；二是观察形势，抓住有利时机，加入兼并战争，攻城略地，开拓疆域。
  公元前369年（楚宣王元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三分晋静公食邑，晋乃绝祀。魏、赵、韩和秦、齐二国势力与日增强，相互竞逐，尤以魏、齐二国为盛，而魏惠文王东征西讨，南侵北战，成了天下霸王，威摄天下。使楚、秦姻亲，相互照应，共同抵御魏、齐的南侵西征，并取得了商洛、泗上的胜利。
  公元前367年（楚宣王三年），周室内乱，经赵、韩两国干预，分为西周、东周，从此便“天有二日”了。
  自公元前366年（楚宣王四年）开始，秦国加强了对魏国的攻势，在今河南洛阳打败了魏、韩联军，魏对秦只能采取防守战术。
  公元前365年（楚宣王五年），魏、赵、韩西征伐秦，秦与魏、赵战于今陕北、河西，与魏、韩战于洛南，三晋联手，打得秦军节节败退，魏军取河西的华阴、潼关，赵军夺陕北的榆关、延安，韩军取关东的灵宝、潼关。在陕西东南部，魏、韩二国联手，大败秦军于洛南，兵指商州古道。楚宣王闻讯，随即举兵十万，经少习关(武关)、商邑（丹凤）至商州，大战韩、魏联军。翌年，楚、秦十八万联军于商州丹阳击退魏、韩二十万联军的进攻，并于同年在洛南大败魏、韩联军，魏军败退至潼关、安邑，韩军则败退到洛地三川。当时楚为大国，地阔三千余里，将兵七十余万，与秦国世代为姻亲。于是，楚宣王随即将商州古道以北的广大地区让与秦献公，秦献公铭感五内。及后，楚宣王挥师北上，与魏军战于鲁阳、禹州，大败魏军，夺回鲁阳、禹州二地，围困魏军于许昌。秦师则与魏军战于石门、少梁，秦军虽然大败魏师，但还是未能夺回河西之地。
  公元前364年（楚宣王六年），据《史记•秦本记》纪载：秦与晋（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夏，楚天文学家甘德观测天象，发现岁星(木星)旁有橙黄色小星(木卫三)，当即作了记录：“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媭女、虚、危晨出夕人，其状甚大，有光，旁有小赤星附于其侧。”
  公元前362年（楚宣王八年），魏与韩、赵发生军事冲突，秦乘机派庶长国进攻魏的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县西南），俘虏了魏相公孙痤并占领了庞城。
  公元前361年（楚宣王九年），魏惠王被迫自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徙都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当年，秦孝公即位。
  公元前363～359年（楚宣王七至十一年），肃、宣以来，楚西侵，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王孙袖被任为楚君临，受命监管楚所占巴国东南部地区。州侯为令尹，贵而主断。
    公元前358年（楚宣王十二年），楚师伐魏，决河水以攻长垣。
    公元前357年（楚宣王十三年），齐国在威王即位后，起用邹忌进行改革，使齐的国势又强大起来。楚右尹黑迎女于秦。
公元前356年（楚宣王十四年），秦以卫鞅为左庶长，厉行变法。卫鞅出身卫国公族，后封在商邑，号为商君。
    楚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国力逐步增强，特别是新一代的贤臣良将脱颖而出，楚又以强国姿态登上了争雄舞台，攻城略地，扩疆拓土。
    公元前354年（楚宣王十六年），魏惠文王兴兵南侵，与楚军决战于许昌之南和方、叶两县西北的禹州、古城，双方各投入兵力二十万，楚军在许昌之南大败魏师，韩哀侯出兵十万帮助魏军打击楚师，楚宣王见状，随即收兵退守方、叶，汝州、禹州、古城又被韩、魏军队所占领。卫鞅则乘此机会率秦军东进，与魏军战于河西，大败魏军于华阴，兵指潼关、韩城和安邑。这时，魏军因主力在许昌、禹州与楚师交战，华阴、河西的防守相对薄弱。魏惠文王闻讯，急从晋城、晋中调二十万大军进攻安邑，于韩城、潼关大败卫鞅，击退秦军的进攻。卫鞅随即率军南下，攻击洛川的韩军，拓地至商南以北。
    这年魏伐赵，进围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形势十分危急，赵国同时向齐国和楚国求援。楚宣王召集众臣商议对策，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楚令尹昭奚恤说：“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司马景舍说：“不然。……夫魏之攻赵也，恐楚之攻其后。今不救赵，赵有亡形，而魏无楚忧，是楚、魏共赵也，害必深矣！何以两弊也？……故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昭奚恤的意见是不出兵，让魏、赵相拼，使他们两败俱伤，以达到“两弊”之目的。景舍的意见是要想让魏、赵“两弊”，楚国必须少出兵，促使魏、赵相拼，然后利用齐、秦去破魏。两人的作战策略虽不同，但其目的却是一致的，即保存自己的实力，削弱魏国。楚宣王采纳了景舍的意见，便派景舍率军救赵。于是，齐、楚重演了伐魏救赵的故事，此次战役的风云人物是齐将孙膑。孙膑是孙武的后裔，曾与庞涓共学兵法。庞涓做了魏国的将，齐威王以孙膑为师。齐救赵，元帅为田忌，孙膑则安坐在辎车中出谋划策。楚军持重缓进，齐军则直奔大梁。
    公元前353年（楚宣王十七年），魏军攻克邯郸，回救大梁。齐军转移到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北），因险设伏，击溃魏军。这就是著名的桂陵之战，或称围魏救赵之战。其后两年魏国把邯郸归还了赵国。在这次战役中真正得利的是楚国。因这时楚国有名臣昭奚恤、名将景舍，俱以多谋善断著称。楚宣王命景舍和昭奚恤领兵伐魏，楚军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攻夺了睢、哕两水之间（今河南省东部）的土地，其地与魏、宋、卫三国相接。
    公元前352年（楚宣王十八年），秦伐魏西境，取安邑。齐、宋、卫乘机伐魏东境。魏与韩联军，击败齐、宋、卫联军于襄陵（今河南省睢县）。齐国请楚国名将景舍出面向魏国调解求和，魏深恐三面受敌，便同意罢兵，从而使齐魏战争结束。在魏、齐、赵这场争战中，楚国受益最大，既夺得了魏国的大片土地，又与赵、齐结好，魏也不敢得罪楚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楚为“七强”之一。

 
战国时期“七雄”分布图

    公元前351年（楚宣王十九年），魏又“归赵邯郸，与盟章水上”。魏与齐、赵讲和后，又以主力反击秦国。秦孝公不得已向魏妥协，在彤（今陕西省华县西南）与魏惠王修好。
    公元前350年（楚宣王二十年），秦国从栎阳（今陕西省临潼市东北）迁都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魏将孙何侵楚，入三户郛。
    公元前346年（楚宣王二十四年），魏章率魏、韩之师伐楚，取上蔡。
    公元前344年（楚宣王二十六年），魏君称王，是为魏惠王，或称之为梁惠王。当年，魏惠王为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之会，并率韩、卫、宋、鲁等诸侯朝见周显王。魏惠王踌躇满志，但不久魏就成为众矢之敌了。此时，陈侯、蔡侯背楚，北上朝见魏惠王，参与逢泽之会。
    公元前343年（楚宣王二十七年），魏惠文王命大将军庞涓率三十万大军伐赵、伐齐，齐威王用孙膑退避减灶、示弱骄兵和声东击西之计，于马陵大败庞涓，三十万魏军死伤殆尽。魏国因连年征战，再经此一败，元气大伤，由盛转衰。魏惠文王天下霸主的地位已开始动摇，而齐威王则趾高气扬，以为天下霸主非他莫属了。卫鞅乘机率领二十万秦军东进打击魏军，意图攻取魏国的河西之地，赵军也乘机尽出邯郸，南下攻取魏国的安阳。魏惠文王面对齐、赵、秦三国的军队入侵，随命大梁、濮阳魏军迎战齐师，魏公子卬率安邑、洛阳的二十万魏军迎战卫鞅的二十万秦军，自己率军迎战邯郸的赵军。后因魏公子卬受卫鞅欺诈，兵败河西华阴，随之向齐王割地求和，同时让出安阳给赵国，以求罢兵言和。魏国刚刚兵败马陵，死伤约三十万兵，现在又兵败河西，损兵十万，国势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这一年，楚宣王命景舍(子发)率军伐蔡。楚师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克高蔡，俘蔡圣侯。正月庚子之朝，子发系圣侯告捷于宣王。楚灭蔡。
    公元前342年（楚宣王二十八年），这时的淮北、泗上之间仍有十几个小国，楚宣王率三十万楚军东进淮北，齐威王则率二十万齐军南下泗上，越王之侯也率二十万越军出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北上淮北，就连宋君偃也率军十万军队东进徐州，四国军队为争夺淮北、泗上的千里膏腴之地而展开了激战。楚宣王审时度势，首先与越王的二十万军队战于淮北，于江苏的淮安、盐城大败越军，越王率着败兵退回广陵。楚宣王随即挥师北上，于徐州大败宋军、齐兵，夺得了徐州，宋君偃率着残兵败将逃回商丘。然后，楚军与齐军大战于枣庄、临沂，双方相持数月，互有胜负。最后，楚军集中优势兵力，于枣庄大败齐军，接着又在临沂打败齐军，齐军向东撤走，夺得了山东日照、江苏连云港等海岸地带。淮北、泗上争夺战以楚军全面胜利而告终，除了山东的几个小国外，淮北、泗上的十几个小国尽入楚国版图。
    正当楚宣王与齐、越、宋三国军队大战淮北之时，卫鞅不顾楚秦姻亲联盟，竟率着二十万秦军，趁楚军主力东进，于蓝关兵分二路，一路东出洛南，一路东出商洛古道，二路秦军会合于商州，赶走商州西南丹江一带的数百楚军。接着又挥师东出，夺取具有数千楚军把守的丹凤和少习关（武关），并派大军驻守商洛、丹凤和少习关，把丹江以北，少习以西，连同整条商洛古道并入秦国版图。楚宣王闻讯，随即命十万楚军驻守淮北、徐州、泗上，率二十万楚军班师回荆州。楚宣王派使者质问秦孝公说：“楚、秦世代姻亲，推心置腹亲如兄弟，昔日我出兵帮助秦国打败三晋，并将洛南至灵宝七百里地让与你父王献公，约定商州及其古道乃楚、秦二国所有，共同经营管理。今你趁我率师东进，兴兵东出商洛，赶走我商州、丹凤、少习驻军，是何道理？莫非你想摧毁楚、秦世代姻亲联盟，与楚国交恶吗？”
    秦孝公听后落泪地说：“这些都是卫鞅背着我干的，只怪我当初把二十万大军的兵权交给了他，而今悔之不及呀”！楚国使者随即回到郢都禀报楚宣王。秦孝公见楚国使者一走，立即八百里快传卫鞅说：“你有大功于秦，本欲与你共同分享秦国，今楚宣王派使者前来，它日必兴师问罪，奈何。现在我将商州、洛南、丹凤七百里地赐给你，命你为侯，封你为商，你可自立，不必再回咸阳了”。卫鞅随之号商君，并改姓名为商鞅，接着令军士大兴土木，建造了从商洛到商南的第一座规模宏大的城池商邑（在今丹凤县），阻断商洛到商南的商州古道，并增高加固少习关，以大军十万驻扎在商邑、少习，大军十万驻扎在商州、洛南，并招兵买马，扩军备战。楚宣王正想举兵讨伐卫鞅，忽闻齐威王正聚集军队南下泗上，魏惠文王举兵南下周口，只好将西伐卫鞅的事暂时放下，令大将屈武（屈匄之父）率十万楚军驻守商南、淅川，然后移师十万于周口、阜阳，十万于徐州、淮北。魏、齐军队闻讯，不敢南下。
    公元前341年（楚宣王二十九年），齐威王以田忌、田婴、田昐为将，以孙膑为军师，伐魏救韩。魏惠王以太子申、庞涓为将，率十万之众迎战。齐、魏军战于马陵（今山东省郯城市境内），齐大胜魏，魏将庞涓自尽，魏太子申被俘，魏军惨败，从此魏国由盛转衰。
    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齐、赵、秦分路伐魏，魏军疲于奔命。卫鞅率秦军大破魏军，并俘虏了魏公子卬。此战，楚国作壁上观，没有卷入北方的混战。这年冬，楚宣王病重，岁末去世。
    楚宣王在位30年中，实行的是一种“休楚”的政策，即充分利用魏与齐、秦的矛盾，避开与他们的正面冲突，与民休息；同时又善于任用昭奚恤、景舍等有识之士，积极开拓北部和西部的领土，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到楚宣王去世时，楚国已积蓄了十分雄厚的力量，为后继者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他儿子楚威王的时候，楚国的国力发展到了顶峰，故史称“宣威盛世”。
    楚宣王之所以能很快从吴起变法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主要是因为他不仅政治敏锐、审时度势、谨慎决策，而且胸怀大志、善用贤臣、善待人才。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魏王派大夫江乙出使楚国，多次向楚宣王进谗言，挑拨宣王与令尹昭奚恤的君臣关系，楚宣王均不予理睬，并将江乙之谗言亲自告诉昭奚恤，安抚他不要有任何顾虑。昭奚恤为此深受感动，更加全身心地辅助宣王。由于君明臣贤，上下一心，和衷共济，才使楚国在国内外复杂的困境中迎来了振兴复强的新局面。宣王在楚国历史上不愧是一个有作为的国王。
    熊良夫娶赵女为妃，生子熊商。楚宣王熊良夫去世后，由其子熊商继位。
    熊商任楚国第三十六任君王（楚威王），于公元前339年即位，公元前329年去世，在位10年。

 
楚威王熊商雕像

    熊商在位时，楚国已积蓄了足以与任何强敌争胜的实力，其他大国则都遇到了出自内部或者来自外部的困难，而他继承了宣王救赵伐魏与开拓巴蜀的格局，是战国时代楚国自楚悼王以后把国家建设得最为强大的君王，他一生以恢复庄王时代的霸业为志业，力图使楚国冠绝诸国之首。
    公元前338年（楚威王二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君继位。此时，秦国内部发生动乱，商鞅被车裂。楚国、韩国和赵国奉行联秦以制魏的方针。
    公元前337年（楚威王三年），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都派使者前往秦国，向秦惠文君致贺。与之同时，蜀王使者也前往秦国向秦惠文君致贺。《史记•秦本纪》记载：“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但这并非意味着楚、韩、赵、蜀四国臣服于秦国。
    当时，齐国在齐威王的治理下已经日益强盛，最终在马陵之战击败了魏国。齐虽战胜了魏，但自己却受到越国和楚国的双重威胁。
    公元前336年（楚威王四年），鉴于威王不能尽观《春秋》，太傅铎椒写成史记40章，名《铎氏微》，供威王阅读。
    公元前335年（楚威王五年），越军北上，侵入齐国的东南部；楚军东下，危及齐国的西南部。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齐威王派使者对越王吴强说：“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吴强争胜心切，麾兵西上，攻掠楚地。
    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六年），魏国自从败于马陵之后，君臣危惧，魏惠王便巧施离间之计，与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省微山市东北）相会，尊之为王。魏惠王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想激怒楚国，促使楚国出兵讨伐齐国。齐威王不知魏惠王的真实意图，便与魏约定合力讨伐楚国。齐企图嫁祸于楚、越，魏企图嫁祸于齐、楚，两场国与国之间的阴谋在伐楚这件事上联合起来了。此事引起了楚国的极大愤怒，楚国求置身事外而不可得，于是毅然决定奋起反击。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越王无强按齐使之谋，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出兵兵反击，以景翠为元帅，歼灭越军主力，杀死越王吴强，尽取越人所占吴地至浙江一带，越人从此离散。同年，景翠在攻灭越国后，率军北上，与齐军大战于徐州，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击败齐国，进围徐州，取得了楚威王在位期间的最大胜利。这一年，是值得楚人为之自豪的一年，在楚国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在如此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此，《史记•越世家》是这样记载的：“越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军，杀越王吴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从此散，诸族子立争，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此战之后，楚国达到了它在战国时期的顶峰，其版图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抵五岭，北至汝、颍、沂、泗，囊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支流众多的淮河流域。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对楚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楚地多产黄金。楚以黄金铸行金币，铸有“郢称”、“陈称”、“[鬲阝]称”等印记，作为流通货币通行于全楚以至境外。为便于计量换算，以天平、砝码进行秤量。日常市场小量交易，则以铜币、布币为主。三钱之府为楚国贮存财富的中心府库，兼掌货币的铸造。楚在长沙铜官渚等处设有铸钱作坊多处。
    公元前332年（楚威王八年），魏国将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县东）献给秦国，从此掀起了割地赂秦之风。据《史记•魏世家》记载，苏代说：“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阴晋易手之后两年，河西魏地全部被秦国攻占。又一年后，秦国又开始侵占河东的魏地了。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楚威王曾对苏秦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县旌，而无所终薄。”由此可以看出，楚威王对当时楚国所处局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公元前331年--330（楚威王九年至十年），楚伐魏。魏将犀首迎击楚师。齐客张果问楚王于栽郢，楚贵族悼固卒，葬于纪南城西北望山，随葬有越王勾践剑等物600余件。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十一年），楚威王熊商去世。熊商是战国时期楚国最有作为的国君，他在位期间，灭国拓疆，使楚国成为当时东方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国（版图仅次于西方的亚历山大帝国）。楚宣、威王主政40年，励精图治，对外利用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伺机出击，连连获胜；对内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增强实力，扩军备战。从而使楚国成为雄路大江南北的泱泱大国。堪称楚国历史上“宣威盛世”。

 
战国时期楚国版图

    熊商娶肖女为妃，生子熊槐、熊炀。熊商去世后，其长子熊槐继位，是为楚怀王。
    就在这一年，魏国人张仪入秦为相。我们不敢说历史带有什么宿命之说，但张仪这个楚怀王的克星入秦，在我们今天看来，倒真有点不可思议，他居然能把一个大国之君玩弄于股掌之间，使楚国从此陷入屡遭羞辱、被动挨打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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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吉平，男，生于1947年农历3月11日（公历5月1日），湖北省竹溪县人。1964年11月参军入伍，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转业到郧阳地委组织部工作， 1984年8月，调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北省郧阳地区（现十堰市）中心支公司党组书记、经理；1989年8月调西藏自治区分公司任党组书记、总经理；1992年8月至2004年5月先后任湖北省分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 2004年6月至2007年3月任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高级经济师；湖北省人民政协第九、第十届委员、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湖北省第九届党代表。先后在《中国保险》、《世纪行》、《湖北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近百篇，并由长江出版社出版《人生旅途》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