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审任楚国第二十三任君王（楚共王）。于公元前590年即位，公元前560年去世，在位31年。

 
楚共王熊审雕像

    熊审即位后，在令尹子重、司马子反等大臣的辅佐下，料理完楚庄王丧事后，把注意力转向东方，一方面与齐结盟，另一方面把矛头继续指向晋国及其盟国。但楚共王缺乏治国经验，亦无争战阅历，全靠令尹子重等一班旧臣支撑。而子重等又居功自傲，在强敌面前，不顾国家利益，伸手要赏田，目的未遂后又贪婪侵占，终演成内乱，楚国霸业开始衰退。而楚共王在位后两年，利用庄王的声威，邀诸侯结下的蜀之盟，则是楚国霸业达到鼎盛之时。但盟后不久，晋与楚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焦点在于争夺郑、宋。楚共王虽然想在争霸中压倒晋国，但他却没有楚庄王那样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楚由此而衰也是必然的。
    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春，齐国出兵攻打鲁国，并夺取了鲁地汶阳之田。夏6月，晋国派郄克率兵和鲁、卫两国军队攻打齐国。郄克是满怀着怨恨率军伐齐的，那还是三年前的事，郄克为晋使，和鲁使卫使一起到齐国谒见齐顷公。齐顷公竟然派了三位身体有缺陷的人接待他们，在接待中，齐顷公母亲好奇，便在楼上看热闹，不慎笑出声来。郄克受辱，大怒，发誓要报此仇。这次伐齐，定报当年受辱之仇。郄克率兵和鲁、卫两国军队大战于鞍（今山东省济南市西北），齐军大败，齐被迫归还鲁之“汶阳之田”。
    这年秋，楚国为了援助齐国，准备讨伐鲁国。出师之前，派申公屈巫到齐国访问。屈巫一反常规，带着亲属和细软同行，他要利用这次出访之机到郑国娶夏姬（即夏征舒之母），决定一去不复返了。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联合沈尹和王子罢，以屈巫叛国之罪杀死了他的族人子阎和子荡，以及黑要和清尹弗忌，瓜分了他们的田宅和仆妾。巫臣自晋传话给子重、子反：“必使尔疲于奔命以死。”此后在巫臣建议下，晋景公遣巫臣去吴，与吴通好，教吴以先进军制与战术，并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以联络诸国，吴子寿梦开始强大。
    同年冬天，令尹子重率军伐鲁，先攻打卫国，接着又从蜀（鲁地，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南）攻鲁，兵抵阳桥（今山东省泰安市西北），鲁国无力再战，只好向楚国求和，赠给楚国执斫（木工）、执针（缝工）、织纴（织工）各一百人，以公子公衡为人质。子重同意并接受了鲁国的条件。冬11月，令尹子重与鲁、蔡、许等国国君及秦、宋、成、卫、郑、齐、曹、邾、薛、鄫等国大夫会盟于蜀（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南）。这次盟会规模甚大，堪称春秋时期最为著名的一次盟会。晋在楚北上伐卫、鲁及盟会各国中，始终不敢出兵对抗。此事虽发生在楚庄王去世后两年共王之世，但他的霸业与影响乃未衰退，故“蜀之盟”实际上是庄王霸业的继续。
    公元前587年（楚共王四年），郑国派兵去许国疆理田地，被许击败。郑又接着讨伐许，夺取鉏任、冷敦之田（今河南省许昌市境内）。晋国见有机可乘，以救许为名，兴兵攻郑。楚国立即派子反（公子侧）率军救郑，于是郑、许两国国君在子反面前争辩是非屈直，而子反却无法决断。
    公元前586年（楚共王五年），许灵公到楚国状告郑国侵犯国土等罪行，郑悼公也赶到楚国进行争讼。因郑申辩的理由不够充分，令尹子重未经深思熟虑的认真分析，便扣留了郑臣皇戌与子国（公子发）囚禁于楚，由此，把郑推进了晋的怀抱。郑悼公不服，回国后就派公子偃赴晋国请盟，与晋会盟于垂棘（晋地，今山西省潞城县北），背楚亲晋。同年冬，晋以郑服，而会齐、鲁、宋、卫、曹、莒、邾、杞之君与郑悼公盟于虫牢（今河南省封丘市北）。郑背楚附晋及诸侯与郑结盟，是楚国外交争霸斗争中的严重失策。
    公元前585年（楚共王六年）秋，楚国不甘心轻而易举地失去郑国，命令尹子重举重兵伐郑。当年冬，晋国中军帅栾书（栾武子）率大军救郑，与楚军在绕角（今河南省鲁山县东）相遇，楚见敌众我寡便主动撤退。晋军乘势攻蔡，楚公子申、公子成率军与申、息两国军队联合救蔡，相遇诸桑隧（今河南省确山市东），晋军是战是退，将帅意见不一，栾书持慎重态度，还是撤军了。可见楚国的霸威犹存，以至晋不愿与楚正面较量。公元前584年（楚共王七年），楚令尹子重又率军伐郑，驻军于汜（今河南省襄城县），八月，晋景公会齐、宋、卫、鲁、曹、莒、邾、杞之君会盟于马陵。诸侯不敢再南面事楚。郑趁势众围攻楚军，俘虏了楚郧公钟仪，并把他献给了晋国。巫臣为晋通好于吴，教吴叛楚。吴开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来。子重自郑东御吴，因吴国军队攻击勇猛，子重、子反兵败撤退。蛮夷属于楚者，尽为吴人占取。
    公元前583年（楚共王八年），晋栾书又领军伐蔡，接着犯楚，俘虏了楚大夫申骊；攻沈，俘虏了沈国国君揖初。这样一来，原从楚的中原诸侯，又都投入了晋国的怀抱。晋景公遣韩穿赴鲁国，命鲁归汶阳之田给齐。晋景公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引起了中原各国的不满。楚国抓住“诸侯贰于晋”的有利时机，采取拉拢与打击相结合的方针与战略，立即与晋展开了争夺与国的斗争。
    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秋，楚因北境、东境两面受敌，便以重赂求成于郑。郑成公与楚公子成会于邓国。同年秋季，郑成公害怕晋伐郑，亲自去朝晋。晋以其贰于楚，便把郑成公软禁起来，随即命令栾书率兵伐郑。郑派使者到晋国求和，晋不同意和，并杀了使者。楚令尹子重也立即举兵伐陈以救郑，陈对楚余悸未消，当即向楚求和。冬季，子重又领兵自陈伐莒（今山东省莒县），其意是警告晋的附庸。莒国毫无防备，楚军势如破竹，但在战斗中楚将公子平不慎被莒军俘虏。楚军要求以遣返莒国的俘虏交换公子平，但莒人不同意，并杀死了楚将公子平。楚军大举进攻，连破莒国渠丘、莒都、郓城等地，莒军大败。晋、楚在激烈争夺的同时，双方已开始进行试探性地讲和。晋景公在士夑（范子文）的建议下，把两年前被郑国俘获并转送给晋国的楚人钟仪放回楚国，让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好。晋景公以厚礼相送钟仪回楚国，据《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晋景公释放楚囚钟仪，“重为之礼，使归求成。”当年冬，楚国派太宰公子辰（子商）出使晋国，以表达楚与晋和好的诚意。此即《左传•成公九年》所记，楚共王也派公子辰使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
  公元前581年（楚共王十年）晋景公去世，其子晋厉公即位。晋为稳定局势，急与诸侯国请和。春，晋国派大夫籴茷到楚国回访，不久，晋国放郑成公回国复位。这一系列的友好交往，为楚晋两国的和平结盟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晋厉公与秦桓公于令孤（晋邑，今山西省临猗西）结盟。但秦桓公回国后即背盟，秦与白狄便乘机伐晋。郑、鲁为经常受晋国的凌辱也想雪耻，其他各国对晋也貌合神离，存有二心。至此，晋国已感到无力再与楚国争霸。宋卿华元（当时宋国由右师华元执政）得知晋、楚两国使者频繁互访，谋求和好，自忖与晋正卿栾书、楚令尹子重皆有深交，便主动出来斡旋，以促成晋楚结盟。
    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春，经过华元的斡旋和努力，晋大夫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盟于宋西门之外，达成协议并草签了和约。然后，晋国派大夫郄至到楚国莅盟，楚国派大夫公子罢到晋国莅盟，即正式通过和约，史称“宋西门之盟”，也即“华元弭兵”。
  楚共王熊审即位后，“少主社稷”依靠叔父子重等一班庄王的旧臣辅佐，虽霸势转弱，但仍遵循先君北上争霸的路线，继续与晋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保住了大国霸主的地位。
  楚、晋争霸，直接受罪的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宋、郑等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广大臣民都渴望和平，停止战争。而楚、晋长期争战，使双方国力下降，都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宋西门之盟是楚、晋长期争霸势均力敌和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深刻地反映了楚、晋两国和中小国家人民痛恨战争要求和平的愿望，成为春秋时期大规模弭兵运动的先声。但是，宋西门之盟只是楚、晋双方暂时缓解激烈争夺之举，其后双方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仍在不断的进行。
  公元前578年（楚共王十三年），晋厉公联合齐、鲁、郑、宋、卫、邾、曹、滕等国军队攻打秦国，在麻隧（秦地，今陕西省泾阳县北）大败秦军，深入到秦国腹地。
  公元前577年（楚共王十四年），郑公子喜率军攻打楚之亲国许，许胜郑败。郑成公不甘心失败，又立即亲率大军攻打许国，攻入外城，许被迫与郑请和。郑欺凌许国，楚国难以容忍，决定帮助许国教训郑国。
  公元前576年（楚共王十五年），楚、晋“宋西门之盟”和约签订的第四年，楚人发现和约麻痹了自己而放纵了敌人，便策划应变措施。据《左传•成公十五年》记载，子囊提醒楚共王说：“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不可乎？”子反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共王为帮许国教训郑国，便亲率大军伐郑，至暴隧（今河南省原阳西），接着又伐卫，至首止（今河南省睢县东）。许国惧怕郑再次讨伐，请求迁到楚国。楚准许将其迁于叶（今河南省叶县南），从此成为楚国的附庸，许国旧地为郑国所有。
  这年夏、秋之交，宋国内乱，左师、大司寇、少司寇、太宰、少宰俱奔楚避难。他们是华元的政敌，由此华元与楚之间就发生了隔阂。晋国的伯氏受郄氏迫害，大夫伯州犂奔楚。不久，楚共王任命伯州犂为太宰。
  同年冬，晋士燮、齐高元咎、宋华元、卫孙林文、郑公子蝤、邾人会吴于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东），晋与各国及吴国相会，其目的是把矛头指向楚国。楚与晋抗争，焦点都在争取郑国和宋国。
  公元前575年（楚共王十六年）春，楚共王派公子成赴郑，以汝阴之田求和，郑获得利益后，便亲楚叛晋，郑子驷与楚共王在武城结盟。楚对郑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取得了成功。同年初夏，郑子罕领军攻打宋国，宋军大败。郑叛晋，又打败了宋国，晋国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下决心讨伐郑国，以栾书为中军元帅，士燮佐之；郄锜将上军，荀偃佐之；韩厥将下军，其佐荀窑留守；郄犨将新军，郄至佐之。率领四军（上、中、下、新）及卫、齐、鲁三国军队伐郑，郑向楚告急求援。楚共王命司马子反将中军为元帅，令尹子重将左军，右尹子辛将右军，共王自己随中军行进，统领三军，会同“东夷”的一些“蛮军”救郑。6月，在鄢陵地区（今河南省鄢陵西北），晋、楚两军相遇，战争一触即发。楚共王登上楼车，瞭望晋军。晋国将军吕锜乘楚不防，一箭射中了共王的眼睛，楚共王召来射手养由基，命他射杀吕锜，养由基举弓一箭射中了吕锜的咽喉，吕锜伏于弓套而死。

 
养由基举弓射晋军

  楚共王中箭负伤的消息很快传遍楚军，造成人心浮动。晋军乘势猛攻楚左、右军，楚军抵挡不住，纷纷向颍水北岸方向败退。双方从清晨一直打到夜幕降临，楚军损失很大，公子茂也被晋军俘虏。楚共王只得收兵，而晋军见天色已黑，也暂时中止了追击。当天夜里，楚中军帅子反检查救护伤兵，补充兵卒战车，修理甲胄兵器，整顿部队，准备明日再战。晋军方面见楚还不服输，也积极行动起来，补充军队，秣马厉兵，准备来日再一决雌雄。
  为了使这场战斗取胜，楚共王立即召见子反讨论对策。不料子反的家仆谷阳看到主子日夜操劳，非常心疼，为了让主子解乏，竟然违犯军规，献酒给子反，子反饮酒过量，早已酩酊大醉。共王见状无法取胜，大声叹道，怕是天意要让我败呀！只好连夜领军撤退。养由基把公子反绑在车上，行了两百多里，他才醒来。知道自己醉酒误事，大叫谷阳，痛哭失声。楚军退至随地瑕时，楚共王怕公子反畏罪自杀，特别昭令说：过去的时候，令尹成得臣因为先王不在军中，打了败仗，自杀谢罪，尚在情理之中。这次是我亲自率军打仗，公子反只是副将，如有失误，全因寡人之过失也，不必责怪公子反。谁知令尹子重平时与子反不和，便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他派人对子反说，以前将领兵打了败仗是怎样自处的，你应该明白。这分明是要子反以子玉为榜样自尽以谢国人，迫使子反自杀身亡。共王听说子反自尽的消息后，心里十分难过。楚共王难过的不仅仅是子反死，而是他缺乏实战经验。一是用人不当，让令尹子重听从司马子反的指挥和调遣，完全违背了主次关系，颠倒了尊卑的顺序，加之子反又不尊重子重，军帅之间不合，这就给楚军投上了一层令人忧虑的阴影；二是楚共王缺乏耐心，两军胜负未定就弃军而逃，没有尽到一个国君在战上应尽的责任，导致楚军不战而败。
  公元前574年（楚共王十七年）春，舒人借楚败于晋之机，以为有隙可乘，舒庸潜（今安徽省六安市境内）串通吴国军队围攻巢邑（今安徽省巢州市境内）。楚共王派公子橐率军东征，赶跑了吴国军队，一举击灭了舒庸。同时，郑国并没有因楚国军队在鄢陵之战败了而背楚从晋，反而出兵袭击晋国。同年夏，晋厉公会同周、齐、宋、鲁、卫、曹、邾等国军队攻郑，楚共王命子重率军援救，晋等各国军队因害怕而主动撤退。同年冬，晋又会同上述军队伐郑、围郑。楚公子申率军救郑，各国军队又畏楚强而退。同年末，晋厉公及其嬖臣杀了“三郄”（郄锜、郄犨、郄至）。鄢之战后，楚晋双方实力未减，继续保持两强并霸的态势。
  公元前573年（楚共王十八）年，晋栾书、中行偃联手杀了晋厉公，迎晋襄公14岁的玄孙子周立为国君，是为晋悼公。同年夏，郑乘晋厉公被杀，晋悼公初立之机发兵攻宋，至曹门（宋西北城门），又会楚军取朝郏（今河南省夏邑），楚、郑联军攻占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使奔楚的宋鱼石等五大夫居此，并以三百乘兵力帮助戍守。该年秋季，宋派军围彭城，力图夺回，楚子重再度率军伐宋，以救彭城。宋华元赴晋求援，晋悼公领军救宋，楚军撤退。
  公元前572年（楚共王十九年），晋与宋、鲁、卫、曹等国组成联军帮宋攻打彭城，宋五大夫投降。接着，晋等国联军又乘胜南下，进攻楚地焦、夷和楚盟郑国。秋，楚子革率兵救郑，并攻打宋之吕、留二邑。郑亦攻宋，取宋地犬丘。次年，楚共王为争彭城，楚联郑两次攻宋，均未夺回彭城。
  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楚右司马公子申因贪黩跋扈，接受贿赂，侵夺令尹子重和左司马子辛的职权而被杀。7月，郑成公卒，其子郑僖公即位，晋乘机攻郑，并会宋、鲁、卫、曹等国大夫于戚，决定在虎牢（郑地）筑城以逼郑，郑因害怕而背楚亲晋。
  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夏，晋国征服郑国后，便想进一步与吴国修好，以孤立楚国。令尹子重率军伐吴，命邓廖将军率300“组甲”、3000“披练”侵吴。楚军首次东渡长江，攻取鸠兹（今安徽省芜湖市东），吴军拦腰截击，邓廖被吴军俘获，楚军仅剩组甲80、披练300幸免。楚军撤退后，吴军立即渡过长江，攻占驾邑（今安徽省无为县）。时隔不久，子重病故，子辛为令尹。子辛的贪黩胜过公子申，向陈国索贿太苛，原楚之属国陈因不愿接受楚令尹子辛无止境的索求，被迫背楚投晋。陈背楚从晋后，楚一直对陈用兵不止。
  公元前568年（楚共王二十三年），楚出兵伐陈，质问其背楚的原因，陈回答说：“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楚共王便立即杀了子辛，任命子囊（公子贞）为令尹。当年冬，楚令尹子囊不顾诸侯戍陈，率军攻陈。
  公元前566年（楚共王二十五年），楚子囊又领兵攻陈，包围了陈都。晋联合鲁、宋、卫、莒、邾、曹诸国军队救陈，因诸军意见分歧，迟迟未能出兵，陈不得不向楚求和，背晋附楚。同年，郑僖公赴晋会时，被不愿背楚之子驷所杀，其子郑简公即位，年仅5岁。
  公元前565年（楚共王二十六年）夏，郑国的执政大夫认为郑僖公已死，新君年幼，是他们争功的时侯到了。于是，便出兵偷袭楚国的附庸蔡国，俘虏了蔡司马公子燮。同年冬，楚令尹子囊即率军救蔡伐郑。郑国大夫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有的主张向楚求和，有的主张与楚打晋国一定会出手相救的，一时争论不休。执政子驷说，形势危及，民众已急不可耐，我们姑且先顺从楚人吧！以后晋人打来我们再顺从晋人就是了。郑人对策已定，一方面派人与楚国议和，一方面派使者向晋国说明与楚议和事出无奈。晋人不仅不谅解郑人的处境，而且对郑人的左右摇摆十分不满。
  公元前564年（楚共王二十七年），晋出动四军联合齐、宋、鲁、卫军队伐郑，郑十分俱怕而求和，与上述各国结盟于戏。不久，楚共王领兵攻郑，郑不顾对晋“口血未干而背之”，又与楚和，盟于中分（郑都城中里名）。适逢共王母亲去世，共王为给母亲办理丧事，未能定郑而还。
  公元前563年（楚共王二十八年），晋国会同各国军队伐郑，楚令尹子囊率军前来救郑，与晋等国军队“夹颍而军”。晋悼公采纳了中军帅荀窑“三分四军……以逆来者”的建议，即将中、上、下、新四军各分为三部，出战时每军只调用一部进行轮番攻击，这就造成楚军疲于奔命的应战。郑人见楚军只是忙于应付，难以取胜，郑简公急忙送给晋悼公一份厚礼，郑便与晋会盟。楚国大为不满，便扣留了郑国派来的两位使者。
  公元前562年（楚共王二十九年），楚、晋相争，郑诸大夫已经感到楚军弱于晋军，与其两面应付，不如弃楚与晋结盟，以减轻压力。这年夏，郑果然向宋挑衅，晋悼公即会各国军队伐郑、围郑，郑请盟于亳北（今安徽省亳州市）。楚闻讯，向秦求助，楚共王领楚、秦联军救郑，郑简公迎接，与楚、秦联军伐宋，以激怒晋国。晋果然联合各国军队伐郑，声势浩大。郑派人赴楚，告之“将服于晋”，共王深感楚力已不如晋，不敢贸然出兵与晋等国军队对抗。
  公元前561年(楚共王三十年)，吴王寿梦去世，其子诸樊继位。楚共王晚年，楚国在东面得大于失，局势较为平静。冬，楚令尹子囊、秦庶长无地伐宋，师于杨梁，以报晋之取郑。楚共王夫人秦嬴(秦景公妹)返秦省亲后归楚。司马子庚(公子午)聘于秦，通报夫人平安。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年)，楚共王积郁成疾，他自以为无德，自少主社稷，却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请谥为“灵”或“厉”(皆恶谥)。其实，共王从小就生长在荣华和安宁之中，父王和师保对他的训诫和教育，只是细心地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仁厚贤明的国君，而没有大胆地去锻炼他成为一个英勇果断的统帅。在鄢陵之战前，他还从未见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波巨澜。所以，一旦事态危急，他便优柔寡断，甚至失态。据《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共王死后，子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楚共王临死前自感惭愧，要臣下给予恶谥，这种自责精神，说明他未忘记先祖霸业。子囊寥寥数语，既充分肯定了楚共王的业绩，也指出他失而知过，看来是十分中肯的评价。正如《庄子•天地》所云：“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楚共王在位31年，与晋南北并霸，继续融蛮夷华夏为一，为楚文化的特异风采的形成作出了较大贡献。两年后，晋悼公卒，晋、楚争霸从此转入尾声。
  楚共王还是一个感情浪漫之人，他娶过好几个国家的王女为妻，这当然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他真正心爱之人，倒是“安陵之好”。当安陵之好和楚共王在云梦泽狩猎时，共王心情不错，忽有所感地说：“这次打猎，真令我忘忧也，不知在我死后，谁和我享受快乐？”安陵之好就地跪下发誓道，愿随大王于九泉之下。楚共王听之，便设坛封她为安陵君。
  安陵君给楚共王养了五个儿子，即老大公子招、老二公子围、老三公子比、老四公子皙、老五公子弃疾。因五个儿子皆庶出，故楚共王这个优柔寡断之君，无法决定谁来继任王位，便派祭师手擎玉璧，遍祭楚之名山大川，祈祷神灵从五子之中挑选一位主持社稷。
  后来，楚共王将这块玉璧藏在祖庙之中，并选定在祭祖之时，召五位儿子按长幼之序祭祖，然后看五子中谁的身体能接触玉璧，谁便可以继承王位。大公子招率先祭拜，膝盖跪上玉璧；二公子围祭拜时，胳膊肘压住了玉璧；三公子比和四公子皙祭拜时无缘接触玉璧；倒是年幼的五公子弃疾，被人抱入祖庙祭拜，他两次跪拜，都压住玉璧。也许就因这块玉璧而起，楚国自康王之后，内乱不休。
  共王之时，楚工匠在铸铜工艺中已采用分范合铸和分铸法，并率先使用蜡模，用以铸制纹样繁复的铜器。共王晚年所铸楚王熊审盘，捉手、耳、足镂空，形制复杂，全用失蜡法铸成。

 
楚共王五子摸玉璧

  熊审娶秦嬴女、安陵君等为妃，其他均无子，只有安陵君生子熊昭、熊围、子比、子皙、弃疾。公元前560年，楚共王熊审去世后，立长子熊昭继位。
  熊昭任楚国第二十四任君王（楚康王），公元前559年即位，公元前545年去世，在位15年。

 
楚康王熊昭画像

  楚康王在位时，中原诸侯相攻不息，夹在大国中间的郑、宋、陈、蔡等国，公族四分五裂，相互猜忌，相互防范，乃至草木皆兵。而楚国的贵族们也忙于内争，对外的扩张步伐放慢了，对内的巧取豪夺加快了。
  楚康王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觉得一个国家历史太过长久，包袱就会很重，何况楚国是一个以王权公族为核心的国家，王权与公族经常相互削弱，多次酿成内患。于是，康王登基后，决心大刀阔斧地对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他任命楚共王的弟弟，也就是自己的叔父，楚公子囊为令尹的同时，增设了右尹一职，任命公子罢戎担任；任用蒍子冯为大司马时，增设右司马和左司马两个职务，分别派公子橐师和公子成担任；再令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子南)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不仅这样，楚康王连管理车马的机构也作了大规模调整，设立了大厩、中厩、宫厩等。通过改革，权力重新分配，建立了相应的制衡机制，加强了王权。
  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熊昭一坐上王位，就想追慕杰出的先王的足迹，力图重振楚国的军威，以不愧对先王和国人。于是，他就要令尹子囊率军伐吴。楚军向长江北岸今江苏省扬州、仪征一带的吴国据点发动攻击，但吴军固守不出击应战，楚军只好撤退，刚退到皋舟（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就遭到吴军的伏击，公子宜谷被吴军俘虏，子囊领兵回国，嘱咐司马子庚（公子午）要筑好郢都的城墙和防御设施，防备吴人来犯，然后自尽以谢罪。子庚接任令尹，蒍子冯任大司马。
  公元前558年（楚康王二年），晋悼公去世，其子晋平公即位。晋、楚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一直臣服于楚国，且被楚国迁到叶县的许国国君许灵公，见刚上任的晋平公在溴梁（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大会诸侯，晋势强盛，而且楚国也被吴国打败，有心归服，请求向晋国方向迁都，得到了晋国的同意，但是楚康王马上就加大外交力度，通过楚国扶持的亲楚势力，有效地阻止其投入晋国的怀抱。晋国为了教训许国的出尔反尔，召集宋、鲁、卫、郑等国国君于溴梁盟会，盟会后晋率军伐许，进而攻打楚国。楚公子格率军与晋战于湛阪（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北），晋军接着攻至楚方城外（今河南省方城县至泌阳县之间）。这是楚康王、晋平公时发生的一次较大的战争。但因晋国一军独进，楚国却并没有出动主力，而且许国最后仍然留在了楚国的阵营内，所以楚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晋国为了打击屡次攻伐自己盟国鲁国的齐灵公的嚣张气焰，联合鲁、宋等国军队攻伐齐国，郑简公竭尽全力为新主子效劳，亲自领兵参加讨伐。留守国内的郑卿子孔为了排斥异己，想借国内空虚之机消灭亲晋的子展和子西等大夫，派人到楚国请求出兵相助，主持国政的令尹子庚开始并没有同意出兵，但志在北方的楚康王却认为这是个重图中原，再控郑国，实现自己称霸中原，匡扶社稷的千载难逢之机。据《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康王派豚尹对子庚说：“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子庚看康王的决心已下，只好率军伐郑。郑国军队固守而不出城迎战，楚军围城两天便撤退了。不久，无所作为的令尹子庚死了，楚康王准备任命蒍子冯为令尹，蒍子冯去征求申叔豫的意见，申叔豫说：“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也。”蒍子冯见康王缺少主见而身边的宠臣太多，便托病在身，不能从命。康王改任子南（公子追舒）为令尹。
  公元前554年（楚康王六年），郑国发生了内乱，子西、子展联手杀死了郑卿子孔，夺占了子孔的田宅、仆妾。子展当国，子西听政，子产为辅。子孔的同党子革（然丹）、子良（郑丹）逃奔楚国，楚康王任命子革为右尹。
  公元前553年（楚康王七年），蔡国司马公子燮，借口楚国对蔡征伐无常，想策动蔡国投入晋国怀抱，楚康王知道后，非常恼怒，便立即向蔡国施加压力。蔡侯虽然沉溺于貌美无比的儿媳之色，整天想着如何在儿子不在时去偷情，但面对繁杂的政务，却还是十分理智的，他从蔡楚两国若干年的外交关系中早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于自己距离楚国近，无论如何努力，是永远也摆脱不了楚国的手掌心的。为了巩固蔡楚同盟，表示自己对康王忠心不二，他在楚康王的要求下，及时捕杀了公子燮，有效地剔除了对楚的离心力。
  公元前552年（楚康王八年），晋国也发生了内乱，范氏追杀栾氏，栾盈逃奔楚国。栾盈见楚人无意相助，便跑到齐国去了。这年夏，楚国内部也发生了一场风波。令尹子南虽有功于楚，但其手下有许多门客，当上令尹后，更是出则前呼后拥，入则高朋满座。他有一个亲信叫观起，没有得到楚王的赏禄，但却拥有数十匹马和数十乘车。子南的行为举止让康王忧心忡忡，担心会对自己的王权形成挑战，便找了个借口杀了子南于朝中，同时车裂了观起。子南之子弃疾三日后收葬父尸，自缢而死。康王任命蒍子冯为令尹。
  蒍子冯为了防止自己走子南的老路，一上任，就辞退了自己所宠爱信任的那些如同观起一样，有才华，但却“无禄而多马”的人。康王见子冯辞退了心腹之人专门辅佐自己，心中才感到安心，觉得他才是自己可以托付国事的人。
  公元前550年（楚康王十年），陈国庆氏二兄弟庆虎，庆寅与公子黄不和，欲剪其党羽，削其权势，使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们派人向楚康王进言：“陈国公子黄与蔡国司马公子燮是一丘之貉，欲离间国君去楚附晋。”陈哀公到楚国朝见康王，其弟公子黄向康王痛诉庆虎、庆寅的罪状。以维护同盟国稳定为大政方针的康王立即命莫敖屈建（子木）率军讨伐。屈建率军围陈都，城中的将士随即杀死了暴虐的庆虎、庆寅及其同党，打开城门迎接楚军，楚军护送陈哀公和公子黄入城。
  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吴国的羽翼已丰，对楚国骚扰不断。因吴国地处江河湖泊之地，国人多识水性，建有庞大的“舟师”（即水军），并常以“舟师”为支撑，进攻楚国。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楚康王审时度势，作出了打造战船，组建水军，以“舟师”对抗吴国“舟师”的决定。楚国正式组建到位的“舟师”由楚康王亲自率领，向吴国境内进发，因不通水上用兵的战略战术，加之吴军设防甚严，所获不多，无功而返。此次水上作战虽未取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打出了楚国水军的威风，展示了楚国的军事实力，从此，吴国水军再也不能像先前一样如出入于无人之境了。楚国水军的建成，不仅让熟习于水战的吴国神经为之紧张，更让还只习惯于车兵之战的中原各国为之提心吊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打击了中原各国特别是晋国的嚣张气焰。
  同年冬，楚康王第二次伐郑。其目的是从西边策应盟国，缓解晋国对齐国的攻打。当时晋国刚刚消灭了叛逃齐国，并借助齐国力量潜入曲沃发动内乱的栾盈，平息了内乱。齐庄公因资助栾盈反叛，并派兵乘机侵入晋国纵深地带以报平阴一战之仇，担心晋国报复，想与楚康王会盟，以便联络力量共抗北晋。康王便派大将蒍启强随齐国使者访齐，与齐国订立会盟的时间和地点。适在此时，齐庄公听说晋国在夷仪大会诸侯，马上就要讨伐齐国，忙派大臣陈无宇随同就要返回楚国的蒍启强再到楚国，以求借兵抗晋。应齐庄公之邀，楚康王马上就组建起了楚，蔡，陈，许四国联军再次杀向郑国，以缓解齐国所受的军事威胁，晋国只好放弃了正在进行的攻齐之战，率军回救，楚康王见战略意图已经达到，就撤军回国。
  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秋，蒍子冯去世，秋，屈建(子木)为令尹，屈荡为莫敖。康王为了增加国力，发展生产，推行了“量入修赋”的经济改革，对楚国的国土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调查分析，依各地生产力之高下，分清土地的类型和档次，根据收入多少，制定出征收车马、车兵、徒卒、甲木盾之数，公平地征收军赋，从而提高了民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增强了国家财力。

 
楚康王熊昭出征雕像

  这年秋天，舒鸠(今安徽省舒城县)因离吴国太近，实在难以抵挡吴国的攻伐之苦，就乘楚国令尹蒍子冯去世之机，归服了吴国。楚康王闻听舒鸠背信弃义，怒不可遏，命令新上任的令尹屈建率大军前往攻讨。楚军一路势如破竹，轻取舒鸠战略重镇离城（今安徽省舒城县西）。舒鸠难挡楚军铁蹄，求救于新主，吴国为保护新入盟的小国，自然领兵来救。令尹屈建冷静地命右师先至舒鸠，左师却作战略后撤，伺机寻找战机。楚吴两军在战场上相持不下，僵持了七天七夜。大将子疆认为久居敌方区域不利，应速战，屈建接受其“私卒诱之，精兵会之”的建议，派其带领一队人马向吴国挑战，将吴兵引入伏击圈后迎头痛击，打得吴军鬼哭狼嚎，抱头鼠窜，一举灭掉了叛服无常的舒鸠。至此，群舒（江淮一带有舒、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小国）被全部消灭，强有力地打击了吴国对楚国的挑战行为，证明了楚国在康王之时仍在对吴作战中具有主动地位。楚国在东面与吴国的争霸战，不仅威胁了吴国，也为楚国在中原与晋国争霸起了配合作用，为晋楚弭兵作出了巨大贡献。楚康王为消灭了群舒而重赏屈建，屈建认为此功应归于先令尹蒍子冯的出谋划策，坚辞不受，康王只好改赏蒍子冯的儿子蒍掩。蒍子冯(一说为令尹子庚)等人葬于丹水之滨。其主墓南北两旁多有陪葬墓，有的还有殉葬墓、车马坑，随葬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及装饰品多达数千件，其中有玉茎铁匕首。
  这一年的冬天，诸樊亲自率领吴国军队进抵楚国的巢邑(今安徽省瓦埠湖南)，想用武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弥补失去舒鸠的损失。面对来势汹汹的吴国，巢邑守军知道硬拚不行，只能智取。于是，巢邑守军大开城门，诸樊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早已垂涎三尺的巢邑，正当他得意非凡之时，埋伏在一段短墙后面的巢邑守将，箭法十分高超的牛臣突然出击，只一箭就将诸樊当场射死。诸樊被斩首，吴军大乱，埋伏的巢军发起突击，吴军乱成了一锅粥，落荒而逃。
  自鄢陵之战后，晋国内政局势不稳，盟国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离心倾向日益显现。楚、晋两国也都深感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都想息兵罢战，把原来的弭兵运动变成现实。
  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仍然臣服于楚国的许国与已附晋国的郑国发生冲突，许灵王亲赴楚国请援兵伐郑，楚国没有出兵增援，一急之下的许灵王却病逝于楚。楚康王为了信守诺言，在诸侯各国面前显示楚国北上争霸的雄心壮志，便于这年夏天，楚秦联军伐郑，楚大夫穿封戌俘获了郑大夫皇颉。楚公子围与穿封戌争功不下，请伯州犂出面裁决。伯州犂虽官至太宰，但因他原是晋国人，为求自己平安，不想得罪公子围，便采取了让皇颉出面作证的办法。他先向皇颉介绍说,这位是公子围，是楚君的贵长弟；接着说，这位是穿封戌，是方城外的一位县尹。然后问皇颉，是哪一位把你捉住的？皇颉明白了伯州犂的意思，被降者不敢得罪大人物，便回答说，我遇到了王子，被王子打败了。伯州犂一听火冒三丈，顺手操起一把戈向公子围刺去，幸好公子围跺逃得快没有伤着。
  同年10月，楚联合陈、蔡伐郑。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郑卿子产认为“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于是，郑卿认为讲和已成大局，宁可让楚国攻打也不抵抗，楚只好撤军回国安葬了许灵公。从而让弭兵早日变为现实。晋赵文子（赵武）执政，采取“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的政策，对诸侯国减少勒索，与楚国从武力相争转向以“礼”相待，说明赵文子也是一位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宋国左师向戌也认识到弭兵已是大势所趋，且与晋赵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
  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宋左师向戌先至晋提出弭兵问题，赵子文与诸大夫商议后，一致同意。向戌又到楚，楚国也表示同意。齐、秦等国见晋、楚都同意弭兵，也均表示赞同。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康王十四年，晋、楚、齐、秦等国都同意弭兵。十月，楚令尹子木，晋卿赵文子，宋公平，滕、邾之君，以及齐、鲁、卫、陈、蔡、郑、曹、许等国大夫盟于宋都商丘蒙门（东北门）。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各国随来军队以笆篱编织为墙，不为垒堑，以示友好。经宋左师向戌斡旋协调，晋、楚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晋、楚之从交相见”，即晋之盟国要朝楚，楚之盟国要朝晋，奉晋、楚为共同霸主；秦、齐属大国，秦不朝晋，齐不朝楚。这次盟会，亦称“向戌弭兵”或“宋蒙门之盟”。”它标志着弭兵运动的成功。宋蒙门之盟虽然仍是晋、楚平分霸权的产物，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的确未发生过大的战争，有利于晋楚及其盟国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十五年）夏，郑伯使游吉访楚。楚人怪罪郑伯未亲自朝楚，令游吉归。九月，子产相郑伯朝楚。楚康王去世，在安葬时，鲁、陈、郑、许等国国君来楚吊唁并送葬至郢都西门之外，各国大夫则送葬至墓地，可见楚国在诸侯国中声威很高。时隔不久令尹子木（屈建）也相继去世，晋赵文子吊丧如同盟。
  楚康王熊昭在位15年，面对的政治环境与父王楚共王颇为相似，不仅要北上中原，与晋国争霸，还得花很大气力应对吴国从东面对楚国的不断骚挠和侵袭。两面作战，广大将土疲于奔命，苦不堪言。严峻的形势促使楚康王不得不寻找和解之路，以尽快打破这种不利于楚国发展的僵局。此时，晋国更是内外交困，穷于应付，深感征战之累，也想与百年宿敌楚国和解。最后，经过宋国调解，楚晋两国与数个诸侯国在公元前546年订立了罢战息兵，平分霸权的盟约。楚康王不仅成功地解除了北方中原各国对自己的强大军事威胁，而且还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当仁不让地与晋国国君晋定公一起坐上了中原的霸主宝座。
  楚康王熊昭是一位虽才能不算超群却绝不昏聩的国君；子庚、蒍子冯、屈建都是不算优秀却算干练的令尹，他们都尽力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康王在位15年，做了两件大亊，一是对内实行了大刀阔斧地对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抑制豪强；二是对外加大公关力度，善于结交诸侯为好友。从而使国力持续增长，国民的生活水准不断的提升；在各国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并与晋定公一起登上了中原霸主之位。
  楚康王去世后，由其长子熊员继位。熊审（楚共王）有五个儿子，老大熊昭（楚康王）死了，还剩下四个，为了那把王座，几代人将近半个世纪，把楚国闹了个天翻地覆，并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页、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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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吉平，男，生于1947年农历3月11日（公历5月1日），湖北省竹溪县人。1964年11月参军入伍，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转业到郧阳地委组织部工作， 1984年8月，调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北省郧阳地区（现十堰市）中心支公司党组书记、经理；1989年8月调西藏自治区分公司任党组书记、总经理；1992年8月至2004年5月先后任湖北省分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 2004年6月至2007年3月任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高级经济师；湖北省人民政协第九、第十届委员、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湖北省第九届党代表。先后在《中国保险》、《世纪行》、《湖北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近百篇，并由长江出版社出版《人生旅途》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