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通任楚国第十七任君王（楚武王）。于公元前740年即位，公元前690年去世，在位51年。

 
楚武王熊通雕像

    熊通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即位后，一方面致立于楚国的经济发展，充分利用江汉流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经济，不断增强国力，改善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是扩军备战，乘东周王朝日衰、诸侯混乱之际，积极而又谨慎地向周围开拓，继续扩大疆域。经过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使楚国的财力与日俱增，国力更加强盛，在江汉流域众多诸侯国中，成为“群雄之首”。
    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熊通对邻国领土的占有欲望越来越强烈了。他在赢得国人拥戴、巩固政权后，利用先君“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有利形势，开始积极地向周围开拓。他认为：国家要强大，必须要扩大领地。于是，他着手准备，周密部署，制定了先从邻近的小国入手，再向实力较强的大国进伐的战略方针。目的是先在小国训练部队，扫清道路，为攻伐大国奠定基础。准备工作就绪后，他在莫敖屈瑕和大将斗伯比、斗廉的帮助下，亲率大军先向濮人大举进攻，即文献所谓“始开濮地而有之”，占有了今渝、鄂交界的广大地区。后又引兵北伐鄀国（今湖北省宜城市西南），并乘胜越过邓国（今湖北省襄樊市北）远伐地处南阳盆地的申国和吕国。申吕两国与楚相距甚远，就是以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到达那里也要许多时日，这在两千多年前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勇气啊！申、吕两国无力抵抗，只有求助于周天子。面对周王朝派出的联军，为避免损失，熊通审时度势，领兵回撤并顺路攻下了建国于商王武丁时代的权国。权国由商代中期以后南迁的殷人所建，子姓，系商王武丁之后裔，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国土虽不大，但国力却很强。从熊渠到熊眴都想灭掉其国，但未能实现，熊通一举灭掉了权国（今湖北当阳县东南），实现了先君的夙愿。
    熊通灭权后，改国为县，任命斗缗为权县首任县尹。斗缗在权邑建立了称为“县”的地方政治机构，即为“权县”，位于今湖北省沙洋县马良镇一带与当阳市交界处。熊通灭权，值得后人注重的，不是伐权的用兵方略，而是灭权后的设治决策。中原的县虽在西周就有了，但县在西周还只是泛指郊外的地区，不能构成一级行政区域。楚国自此出现了由楚中央政权直辖的县级地方政权机构，中国历史上开始产生“县”的区域管辖建制。“权县”号称“春秋第一县”。
    不久，斗缗在殷人的主谋之下居然反叛了。熊通果断决策，迅速出兵平叛，捕杀了斗缗等叛乱分子，将权县迁于那处（今湖北省荆门市南），派阎敖为“县尹”管理权地。据《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因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灭掉权国后，紧接着熊通率军攻克州国（今湖北省监利县东）、蓼国（今河南省唐河县南）、鄀（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南）、唐国（今湖北省随州市唐县）等国。熊通伐鄀俘获了鄀人观丁父，并任命他为军帅，这就是《左传•哀公十七年》所说的：“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熊通攻占这些国家后，使国土面积扩大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军队的素质大大提高了。他接着又准备大力开辟南蛮之地，令中原各国惶惶不安，极为震惊。
    公元前710年（楚武王三十年），据《左传•桓公二年》记：“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郑庄公与蔡桓侯在邓（蔡地，今河南省漯河市东南）讨论对付楚国的计谋，这充分反映了中原国家面对日益强盛的楚国惴惴不安的恐惧心态。
    通过上述征服各国的成功经历，熊通欣慰地看到：大臣们尽职尽责，把后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将士们斗志昂扬，在前方英勇善战。于是，他就下定决心攻伐汉东，解除“汉阳诸姬”对楚国的威胁，摆脱周王朝对楚国的控制。他日揣夜摩，经过再三权衡，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即首先把进攻的目标指向汉水流域的随国（今湖北省随州市）。随国是离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产地大冶铜绿山最近的一个姬姓国（与周王室同宗），也是两周之际长江中游铜器铸造水平最髙的诸侯国。楚国要称雄于南方，必须掌控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产地，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首先击败随国。而且，在当时处在汉水以东的诸侯国中，无论是政治、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随国都最为强大，是真正的“汉阳诸姬”之首，一旦战而胜之，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正如《左传•桓公六年》所说的：“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三十五年），随国遭灾，粮食收成锐减。熊通抓住这个机会，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随战争。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三十五年，楚伐随。”熊通亲自统率楚国精锐的车兵和步兵，浩浩荡荡杀奔随国。楚军行至离随都不远的瑕地时，熊通以增进两国友谊为名，派楚大夫蒍章（熊通的侄儿熊章）去见随侯，请求与随国订立盟约，并打着联合江汉诸侯各国以效忠周王朝的旗号，要求随侯游说周王为楚国晋升爵号。随侯看见楚军兵临城下，只好派出宠臣少师到楚军营中谈判。
    少师是一个骄奢淫逸、好大喜功、缺乏谋略的人，楚大夫斗伯比对他了如指掌。于是，他建议熊通利用少师的弱点，把精锐部队隐蔽起来，让少师造成楚不敌随的错觉，以引诱随军出城与楚军决战。大夫熊率对斗伯比说：“随国有季梁，我们是瞒不过他的。”斗伯比说：“这是为以后着想，少师其人将会因得宠而专权，对我们会有利的。”熊通采纳了斗伯比实行“伐谋”（运用谋略），作为“伐兵”（使用武力）的辅助手段的建议。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少师一到楚营，便向熊通拱手问道：“我们随国并没有得罪楚国，不知道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来到敝国?今天有幸拜见大王，还请您赐教”。熊通哈哈一笑说：“我们楚国和你们随国是睦邻友邦，关系一直都很好，今天请你来，无非是想告诉你，如果随国现在就和我们订立盟约，那将更有利于维护汉水流域的和平与稳定了。当今这个世道，世风日下，放眼天下诸侯，有几个眼中还有周王室?我们楚国虽是蛮夷之邦，也还养了几个羸弱的士兵，拥有几件过时的兵器，我们愿意尽一份绵薄之力，来安定当前混乱不堪的局势。这次我们来到贵国领地上，还有劳贵国帮我们办一件小事：贵国君王和周天子同出一姓，是一家人，希望贵国君王尽快到周天子那里替我美言几句，请求为我晋升爵号”。少师诺诺连声地表了态：“大王您请放心，您的吩咐我们一定照办”！
    其实，这次的所谓“谈判”，双方各有用意，熊通明知随侯不会接受此条件，但仍做到先礼后兵，激随侯出兵迎战。而少师到楚营则是为了刺探军情，他的表态也不过是缓兵之计。少师离开楚营后快马加鞭，一口气跑回随都，向随侯历数他去楚营时一路上所见所闻：一些稀稀拉拉的士兵在有气无力的操练，有的趴在地上，有的躺在地上；营前路边的哨兵也是懒洋洋的，毫无斗志。随侯听后大笑，正准备下令出征时，被足智多谋的季梁阻挡，季梁认为“其中有诈”，并最终说服了随侯。随侯不仅不出征，而且还紧紧地关闭了城门。少师离开楚营后，熊通立即下令：精锐部队做好迎战随军的准备，随时待命；其他假装的人员向回撤退。熊通等了又等，都一直不见随军出城，此时他才明白，肯定是随侯听了季梁的话，不会上圈套了，就只好撤军回国了。
    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三十七年）春，随国通报楚国，说周天子拒绝提髙楚君的名号。熊通得知这一消息，不禁火冒三丈，他怒气冲冲地说：“我的先祖鬻熊，是周朝的开国功臣，曾经被周文王奉为老师，可惜去世得太早，后来周成王将先君熊绎封在楚地，只给了个子男的爵号。现在我们楚国力量强大，已经征服了南方不少蛮夷之邦，是一个大国了！周天子竟然不给我晋升爵位，真是不识时务！那么也罢，既然周天子不赏脸，我们就自己给自己晋升爵位好了！”他当即自立为武王，史称楚武王。在天下诸侯中，第一个敢于封儿子为王的是楚君熊渠，第一个敢于自己称王的是楚君熊通。当时，周天子这位名义上的“共主”早已名不副实了，面对这位桀骜不驯的楚武王，他除了干瞪眼外，毫无办法。各诸侯国也无可奈何，只能望“楚”兴叹了！
    熊通自称武王，显示了争霸天下的雄心壮志。但楚国的霸业毕竟才刚刚开始，如何才能冲出江汉地区，逐鹿中原，这一直是熊通苦苦思索的一个大题目。要想称霸天下，首先必须确立楚国在汉东的霸主地位；要想称霸汉东，首先必须征服汉东最大的诸侯国——随国。正当熊通称王时，随国的政局发生了一些变化，随侯宠臣少师（大夫）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权倾朝野，随侯对他言听计从；季梁（大夫）虽然还能受到随侯的礼遇，却得不到重用，随国朝中文武百官也都敢怒而不敢言。面对这一局势，斗伯比向武王建议：“现在伐随的时机到了，大王可用盟会诸侯的名义召见随侯。如随侯如约到达，我们就见机行事，迫使他就范；如随侯不来参加盟会，就正好授人以柄，您可以马上出兵讨伐，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武王觉得这个主意甚好，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三十七年）夏天，楚武王邀请若干诸侯到沈鹿（今湖北省钟祥市东）盟会。黄（嬴姓，今河南省潢川县）、随两国的国君缺席。黄离沈鹿很远，情有可原；随离沈鹿很近，拒不到会是对楚武王的藐视。会后，武王一面派蒍章去责备黄国；一面亲率大军开抵随国，向随侯兴师问罪。楚、随两军在速杞（今湖北省广水市）一战，随军大败。季梁赶来救驾，让随侯与士兵调换服装，在季梁的护卫下，从小路上逃走了。随侯逃回都城后，即派人向楚求和，武王不愿意同随讲和，想乘胜追击，一举灭掉随国。斗伯比劝阻道：“大王还是见好就收吧！随军虽被我们打败了，但元气尚未受到大的损伤，加之少师已死，有季梁为随侯出谋划策，如果再打下去，谁胜谁负还很难说，既然随来求和，大王就来个顺水推舟吧”！武王接受了斗伯比的建议，在与随侯订立了盟约后，撤兵回国。此后，随国便按盟约要求率汉东诸侯拥戴楚国。从此，熊通称王的举动也就合法化了，这充分体现了熊通具有政治家的胆略与睿智。
    公元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熊通称“王”后，便立即向濮人大举进攻，占领了渝、鄂交界的广大地区，此即《史记•楚世家》所说的：“始开濮地而有之”。这年春天，巴国（今鄂西清江流域，后迁重庆涪陵市）君主派使臣韩服到楚国来，请求楚国出面协助巴国与邓国（今湖北省襄阳市北）通使修好。武王答应了巴国的请求，即派大夫道朔带领巴臣韩服一行去邓国结为友好。当联合使团行至通往邓国途中鄾邑附近的一片茫茫林海之中时，突然窜出一伙蒙面暴徒，挥刀乱砍，顷刻之间血染幽林，道朔和韩服命丧黄泉。在双方混战中有两名使团人员侥幸逃脱，向武王哭诉了在鄾地被袭的经过。武王立即命大夫蒍章向邓国提出强烈抗议，邓国却拒不道歉。武王怒不可遏，发誓要惩罚邓国，并与巴国约定共同进攻邓国鄾邑的时间。这年夏天，武王派楚国著名的将领斗廉率领楚军与前来参战的巴军一道，将鄾邑围了个水泄不通。邓侯得到消息，大吃一惊，立即命大夫养甥、聃甥率军驰援鄾邑。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邓国的军队大败，鄾邑的守军和居民也四处逃散。
    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春，熊通为了实现分化“汉阳诸姬”的战略意图，令莫敖屈瑕率军向东面行进，准备同贰国（今湖北省广水市境内）和轸国（今湖北省应城市西）会盟，建立和平外交关系。这一消息传到了郧国（今湖北省安陆市境内），激起了郧人的强烈反应。因贰、轸两国是郧国和楚国之间的一道屏障，一旦两国与楚建立了同盟，必然会威胁到郧国的安全和利益。于是，郧子（郧国被封为子爵，国君称郧子）联合随、州、绞（今湖北省郧县西北）、蓼（今河南省唐河县南）等国，共谋对付楚军之策。但此次联兵对付楚军，随国没有响应，绞、州、蓼三国表示响应。屈瑕在副帅斗廉主动出击的建议之下果断决策，趁绞、州、蓼三国军队尚未到达之前，由斗廉带领精兵星夜兼程，直奔蒲骚（郧地，今湖北省安陆市东南），集结在蒲骚的郧军毫无察觉，有的还在睡梦中便身首异处，大部分人等到他们醒悟过来时，早已成了楚军的俘虏。等绞、州、蓼军队赶来，看到郧军一触即溃，再也不敢有所动作了，屈瑕与贰、轸两国顺利订立盟约而返。自此，楚的势力就顺理成章的深入到了古代清发水流域的汉东地区。
    由于绞国图谋并参与郧国合谋袭击楚军，惹恼了楚武王，武王下令伐绞，兴师问罪。
    公元前700年（楚武王四十一年），武王命屈瑕为主帅率大军进攻绞国，楚军分几批次渡过彭水（即湖北西北部筑水，今名南河，源出湖北房县西南），直抵绞国境内。但绞军闭城坚守，楚军强攻不下。后几经谋划，楚军首创“诱敌”战法，连续三天令军士假扮樵夫，利用绞军企图大量捕获樵夫为奴的心理，引绞军进入埋伏圈，在一举大败绞兵后，乘胜攻破绞都，绞侯无计可施，只得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绞国从此成为楚国的附庸国，这也是他们为蒲骚之役中的所作所为付出的惨重代价。绞人为此而忍辱含垢，屈瑕则由此而趾高气扬了。
    公元前699年（楚武王四十二年）春天，武王派莫敖屈瑖攻打罗国。出征前，斗伯比随楚王检阅完部队后，走到莫敖屈瑕面前为他送行。其实，莫敖屈瑕很不喜欢斗伯比，他认为斗伯比自恃功高，因为深得楚王的信任，好自以为是，常常弄得他下不了台。记得蒲骚之战前，斗伯比曾暗中怂恿斗廉与他争夺出征元帅的位子，斗廉居然在宫廷上抢夺他的出征帅印，逼迫父王要他俩比剑执帅印。

 

罗子国遗址

    莫敖屈瑖见斗伯比过来，便迎面走了过去向斗伯比一拜，先发制人地说：“斗老帅呀，大军好久没有操练了，这次检阅尚可？”又看看天空，“这夏天的景色真是美呀，大军征罗，像郊游一般。呵呵！”说完便别过斗伯比，径自上了战车。斗伯比冷静地看他离去，见他一副轻浮得意的样子，刚张了张嘴，似乎想说点什么，却迎来了莫敖屈瑕极不友善的目光，只好把刚要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
    斗伯比送行后，忧心忡忡地对车夫说：“看来，此次出征，莫敖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狂妄得意的劲呀，竟然把征战当成郊游。”回到府中，他依然深感忧虑，便进王宫对楚武王进言：“大王，赶快给莫敖增加援军吧，晚了难打胜仗。”武王心想，斗伯比是不是老糊涂了，明明知道是全军出动，哪还有兵增援呢？武王也不回话，拂袖而去。
    等斗伯比告辞后，武王心里一直在琢磨斗伯比的话，仍不得其解，回到宫中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邓曼。邓曼是被《左传》所记录的十几位杰出女性之一，她是一位明达事理，善解人意，见识高深，经常为武王出谋划策的高参。邓曼想了想，便对楚王说：“大夫斗伯比的担心，其意恐怕不在于增兵多少，因他亦知全国之兵皆在莫敖之手。他是想要告诉大王您，莫敖自蒲骚之战后，变得骄傲自大，听不得半点意见，对罗国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斗大夫是在提醒大王劝诫莫敖不要轻敌啊！”
    夫人邓曼的一席话说得楚武王茅塞顿开，他急忙派人追赶莫敖屈瑕，令他务必谨慎从事。可惜战事已开，由不得楚王。由于屈瑕指挥单打一的战役尚可，但对遇到多方的战役和变化多端的战局就束手无策了。加上他曾大败郧、绞多国军队，便居功自傲，盲目轻敌，一意孤行，既不接受他人建议，也不严密防备。屈瑕为了尽快攻克罗国（在今湖北省襄阳市西南），督催全军尽快渡过鄢水（今蛮河），当行近罗都时，正面有罗军迎击，背面突然出现卢戎国（在今湖北省襄阳市西）的军队偷袭，两军在今湖北省南漳县东北前后夹击，楚军因腹背受敌，屈瑕和他的将士们都惊惶失措了，便被迅速溃败。屈瑕因退路被罗卢联军截断，只好率残部向南溃逃。罗卢联军乘胜追击，屈瑕率残兵逃到今湖北江陵县东南的荒谷里，因自感无颜见君王和父老，自缢而死。自此，莫敖一支也就开始衰落。
    伐罗惨败，屈瑕之死，武王自然痛悔不已，从而促使他对从前奉行的政治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卓有成效的整改。此后的八年中，武王改变了只图远略、不恤近患的作风，实行稳步推进的新方略，在巩固腹地的基础上开拓边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楚军攻灭了近在肘腋之间的罗国、卢戎国、鄢国以及较远的州国和蓼国。
    公元前698年---公元前691年（楚武王四十三至五十年），武王以鄀俘观丁父为军帅，克州、蓼(己姓)，服随、唐大启群蛮。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周天子召见诸侯，严厉责备随侯擅自认同楚君熊通僭号称王和臣服于楚国。从此，随国对楚国的态度逐渐冷漠，引起了楚武王的不满，他决定发动一场战争，彻底征服随国。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楚人做了充分的准备，车兵装备了戈矛合体的戟，工兵的装备和技术也改进了。出征前，武王按照惯例祭告天地、神灵和祖先，但就在斋戒、祭祀的时侯，他忽然感到心率不齐，便对夫人邓曼说：“夫人，我的心跳得厉害，闷得慌”。邓曼预感到武王此行凶多吉少，本想劝他不要抱病出征，但她深知武王一向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自己怎么能阻拦呢？于是，她长叹了一口气，对武王说：“大概是我们的先君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您将要发布重大作战命令的时侯显灵，让您心跳，告诉您要做好准备”。武王自己虽然意识到老境已到，却依然壮心不已，亲率大军如期出征，为了国家利益而抛却个人安危。楚军渡过汉水，到达今湖北省钟祥市东一带的时侯，武王心疾猝发，他让侍卫扶下战车，刚坐到路边一棵樠树下，就再也没有睁开双眼了。

 
武王熊通和夫人邓曼雕像

    面对突然变故，楚人并没有惊慌，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紧急磋商，决定严密封锁武王去世的消息，秘不发丧，命全军继续前进。工兵先行一步，修整好道路，在溠水上架设浮桥，在靠近随都的地方修建了坚固的营垒，做出了一副不打胜仗决不班师的样子。随人见楚军兵临城下，士气高昂，而且有久战之意和必胜之志，不敢抗御，于是请求议和。屈重便以楚武王全权代表的身份进入随都，与随侯缔结盟约。此行目的已达到，楚军班师回国，在渡过汉水到达本土后，才为武王举哀发丧。对英雄迟暮的武王来说，满木之下比深宫之内是一个更好的瞑目之处，他的将领深悉他的心情，让他带着胜利踏上归程。如此壮烈，如此幸运，他可以死而无憾了。
    楚武王在位51年，先后三次亲自率军攻随，表面上是江汉地区的局部行动，但实际上是楚与周王室的对抗，从而形成了楚与中原诸夏对峙的局面。汉北、汉东的屏障被撕开了，为后来楚国北上东进开辟了道路。
    随国与楚国三次交锋，既斗勇又斗智，随人深切体会到楚人是不可战胜的，此后就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楚国了。楚人看到随国态度诚恳，也就打消了灭掉随国的念头，从此化干戈为玉帛，楚随邦交的正常化，是武王戎马一生中最值得庆幸之举。
    楚武王南征北战，留下了一个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文明的灿烂阳光，从江汉平原的西部照到了东部，从汉水的西边照到了东边。国与国相伐，邦与邦相攻，这样的人祸几乎绝迹了。铜业的开采、铜器的铸造、农业的发展，都有蒸蒸日上之势，此时，随着楚国的地盘扩大，熊通为了有利于掌控和进一步向东南拓展，决定将楚都向南迁徙到距汉水较近的地方，今湖北省宜城平原东南（距今湖北省宜城市7.5公里）的郑集镇。

宜城楚皇城遗址

    此地是肥沃的冲积平原，更重要的是它处在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中心枢纽上，南瞰江汉平原，北望南襄夹道，东临随枣走廊，西控鄂西北山地，是江淮之间的要冲，以此地为都城，无论是制驭蛮、越、巴、濮，还是抚绥汉阳诸国乃至中原诸夏，都有利于及时的策应。于是武王就派人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在他最后一次出征随国时，新都城建设已竣工。他准备这次彻底征服随国后迁都，但万没想到天不假人，壮志未酬身先死。随国虽被楚国征服，但其国未亡，而是走向不断发展的未来。
    楚武王在位51年，他创县制，改官制，置陈兵之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三次领兵攻随，多次出兵征战，慑服汉东诸国，威震东周王室。他以僭号称王之举，使楚国告别了对周王朝的朝贡臣服关系，以挺拔的身姿耸立于江汉流域，傲视群雄。楚武王熊通为楚国的崛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劳，不愧古代楚国第一王。
    楚官多以“尹”为名。令尹执一国之柄，为百官之长。令尹、司马居卿位，多由楚公族成员及其后裔充任。莫敖位尊，历来由屈氏子弟专任此职。
    熊通娶姬、邓曼为妃，生子熊赀、元善、熊瑕。
    公元前690年熊通去世后，其长子熊赀继位，即楚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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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吉平，男，生于1947年农历3月11日（公历5月1日），湖北省竹溪县人。1964年11月参军入伍，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转业到郧阳地委组织部工作， 1984年8月，调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北省郧阳地区（现十堰市）中心支公司党组书记、经理；1989年8月调西藏自治区分公司任党组书记、总经理；1992年8月至2004年5月先后任湖北省分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 2004年6月至2007年3月任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高级经济师；湖北省人民政协第九、第十届委员、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湖北省第九届党代表。先后在《中国保险》、《世纪行》、《湖北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近百篇，并由长江出版社出版《人生旅途》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