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漫中国移民史上，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无疑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页。其深远影响之一，在于大大加深了楚蜀两地之间的经济和人文联系，加快了中国内地市场走向统一的步伐。本文仅以清代活跃于川楚市场的黄帮棉商为例，通过对黄帮棉商主要经营活动及其商路的探析，以期对川楚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有所裨益。

一

清朝初年，以湖北麻（城）、（黄）安、（黄）陂三县棉商为主的黄州棉商，借助康、雍年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以及其后的川盐破岸行楚，深购远销，全力开拓本省及川陕市场。历经百余年的艰苦打拼，黄帮棉商的经营范围不仅遍布湖北各主要产棉州县，执湖北棉业之牛耳，同时，更将棉花、土布生意做到了四川和陕南，成为清代湖北商业资本成功的向省外发展的唯一代表。黄帮棉商在本省及川楚贸易中的重要影响，使得棉花行业成为旧中国由湖北本省商人能够控制的少数行业之一。

棉花在中国是比较后起的作物。唐以前，棉花产自异域，虽入贡中国，但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棉花传入中国内地的过程始于宋末元初，完成于明代初年，大致经过了南、西两条路线。南来一路首先经海南岛传入广东、福建，然后进入长江下游地区，少量则由滇缅传入四川；西来一路首先传入甘肃、陕西，然后进入华北，“鞑旦人迹涉中土，而木棉始移我国，闽广关陕首得其利”。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从地理环境而言，位于上述两条传人路线的末端。依据现在所能掌握的史料，最早于元代初年，棉花已从下游的江浙地区段驻西来，传人湖北。湖北境内最早的植棉和手工纺织中心集中在鄂东的麻城、黄安一带，这点绝不是偶然的。明中叶后，棉花在湖北开始得到比较广泛的种植，植棉区域沿长江、汉水两岸向西部扩展，达到五府二十二州县，其中以德安、黄州等府“视他处为多”“鄂省向产土棉一种，以德安府属之随州，黄州府属之麻城，出产最多”。到清乾嘉年间，湖北植棉区域扩大到七府四十余州县，“惟宜施所属各州县间有不能种此者。自荆州安陆以下则为出产之大宗。汉黄德三府尤盛”。其中黄冈县棉花产量向为鄂东之冠，所产粗绒质量为“全省最佳”。“足迹所经，无不宜棉之土，无不衣棉之人。俗有‘一进十八栋，栋口十八家，家家十八个，个个纺棉纱’之说。”“东利桑蚕，西利纺织，南近水以织为业。“入夏植棉，亢爽之地，凉风既至，拾其花纺而织之。”麻城县内举水河沿岸土地肥沃，盛产棉花，农村妇女亦长于纺纱织布，向市场出售。宋埠成为鄂东一带最繁荣的商埠，连同中馆驿、岐亭、新洲等地在内，年输出棉花在5万担以上，大多销往汉口。新州、麻城、黄冈、黄安、宋埠等地乡人所织景庄布，每年皆大量外运。“昨接汉口来信，知黄州一带种棉为业者较胜他处。……并有熊义泰花行，开设孝感地方，贸迁交易，由来有年。’由于植棉业的相对发展，手工棉纺织业亦有所进步，黄冈、安陆、咸宁等地逐渐成为商品性棉布的集中产地，棉花、土布的长距离运销范围随之扩大，种棉织布已成为农村中仅次于粮食种植以外最重要的生产活动。

与湖北的情况相对照，四川虽是棉花最早传人的地区之一，但因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宜棉之地有限，棉花生产长期滞后，产量不高。尽管棉花具有不麻而布，不茧而絮，茸密轻暖，经久耐穿等许多优点，但是作为重要的丝、麻产区，川省民间衣着原料中长期以丝麻制品为主，棉麻并存的局面维持了很长的时间。由于人口众多，棉花不敷使用，四川每年都要从长江中下游购运。明朝末年，四川因天灾人祸，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经过康雍年间的大规模移民，四川经济逐渐得到恢复，生齿日以繁衍，田土日以开辟，都市基本恢复昔日的繁荣。时至嘉庆年间，四川人口已超过二千万。道光末年，川省人口更超过苏皖，成为国内人口最多的省份。此间四川植棉业，特别是川东北植棉业虽有所发展，但川东、川南仍有许多缺棉州县。由于大量移民入川，皆以粮食生产为首选，因此川省棉花短缺时有所闻。广安州“土棉不济，岁仰给湖北”。同治《德阳县志》则记有：“邑产木棉不敷服用，商贩广花，向惟楚省”。万源一带“民多织布为业，惟此地不产棉，本乡虽有不多，资陕楚运棉来境’雅安一带则“妇女不习纺绩，布帛皆资于外”。因川人多“不谙纺织，地间产棉，种之失宜，或商贩贱售至江楚成布，运川重售”。川东重庆府长寿县钟士麒“原籍湖北黄安县人，幼年丧父，母氏金率其三子迁蜀，侨寓长邑城中，纺织为生。”清前中期巴蜀各地普遍存在的棉花短缺，为黄州棉商大举进军四川创造了条件。“商以四川重庆为盛，合冈麻曰黄帮，购棉花于新洲岐亭宋埠，舟运至川。沿着长江、汉水两条主要移民通道，黄帮棉商成为清朝初年最早进入四川市场的外省商帮之一'。

楚蜀贸易，自古有之。由于楚蜀界连，有长江水运之便，以湖北黄州棉商为代表，湖广商人在四川最初的经营活动主要分布在重庆、成都等工商城镇，大多依据乡土地域关系为中心而逐渐结成各种商帮。此外，四川的一些市县场镇中也聚集着大量的湖广商贸移民。如云阳、垫江等县“百工商贸，多系荆楚、江右之民”。丰都县则“先民田宅外省人移补，湖北麻城人尤多”。作为湖广移民水路入川的首站，重庆是湖广客商在西南地区的最主要活动场所，清嘉庆年间，重庆城内领帖牙行共有109家，其中湖广籍商贾在棉花、土布、山货、麻、铁锅、蓝碇、磁器、杂粮、花板、猪、酒等11个行业中，另有牙帖43张，居外省客商之首。

在早期的川鄂棉花贸易中，黄州各属移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众多同乡籍的民间移民信息让黄麻商人首先占得先机。康熙十年（1671) 以后，黄麻移民利用元未明初移民四川的历史渊源，轻车熟路，凭借长江水运之便，捷足先登，不仅最早在川省落户，同时一度成为数量最多且占据主导地位的外省客民。黄麻移民在入川定居落业后，每年都会按例推选代表回故乡探亲、带信和带送钱物、土产。他们很快发现，由于植棉条件不佳，四川棉花土布价格奇贵，缺口很大，而黄麻家乡所产棉花，洁白无瑕，尤其适于土布纺织，在这里颇受欢迎。很多黄麻移民于是返回原籍，开始专门经营湖北与四川之间的棉花和土布生意，成为商业移民。富有创业精神的黄帮商人更不会放过这一有利商机，遵循着“做熟不做生”的古训，他们以棉花、土布为大宗，导财运货，親丨迁有元，溯江河而上，全力开辟川陕市场。“麻城输出之货，西南以花布为大宗，销售于襄樊、河口，陕西之兴安、白河，四川之渝万泸叙等处。’黄州各属所产棉花辗转入川，被在四川的黄麻移民亲切地称之为棉商开拓四川市场的见证。“汉口所称家乡花者，即指黄冈（新洲）、麻城、黄安一带之产物。究其名称之所有，则实由于旅居四川重庆三县侨民之惯语。因在前清年间，新协产棉甲于全省，且销路多在四川，而黄冈、麻城、黄安三县人之侨商四川者又颇多，以棉花来自家乡，故即以家乡花称之，至今仍沿用其名。”

推动早期川鄂棉花贸易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湖广会馆，特别是黄州会馆在川省的大量建立。会馆既是本籍同业商会组织，又有同乡会的特征，移民、会馆与商业活动在当时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有清一代，湖北人在省外先后开设会馆共计219所，其中172所设立于四川。由于黄麻移民在湖广移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故而在湖广会馆（禹王宫）广泛建立的同时，作为省以下地区性商人会馆的代表，黄州会馆（帝王宫）亦遍布四川和陕南繁盛之处。《云阳志》记有：“全县有会馆以五十四座。其中：帝王宫（湖北黄州帮建）十五个，万寿宫（江西帮建）13个，……随着川鄂间贸易的不断增加，乾隆二十四年（1759)，湖广会馆始建于重庆，投工之多，造工之精，叹为观止。嘉庆二十二年（1817)，又有齐安公所（黄州会馆）兴建。“其始皆由同乡共里之人，或游宦于其地，或商贩于其区，醵金以为公廨，因得与岁时会议有故，商筹以联桑梓之情，而使寄寓异地者均不致有孤零之叹”。“凡麻城之都门会馆，暨渝城、宜昌、沙市、汉口，所在城镇，会馆皆以福主（帝王）为祀。”遍布全川的移民会馆的建立，为黄州棉商开拓市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他们成为棉花进口业的当然领袖。“会馆的社交聚会是相当频繁的，常随会员人数而定。”湖广会馆常年聚会在200次以上。“在重庆设有八个外省的行会和会馆。每一会馆都按籍贯由同乡组成。各会馆委员会均推举一名会首，这种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在川境内从事贸易的整个商人团体。官府在采取任何一项与该埠商业有关的措施前，均得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访问了湖广会馆……寺庙后面即是行会委员会的房子。会馆内有属于各府的祀庙和厅堂。例如属于黄州府的厅堂——该府是汉口附近的重要产棉区，原棉进口商公所（或称协会）就在那里举行会议。’黄州籍人士入川经商、行旅者，亦多在黄州会馆落脚，切磋商情，安排行程。“兄在家乡弟在川”，遍布川省主要市镇的黄州会馆，好似一条家族和乡情的纽带，将黄麻移民的移入地和移出地紧紧连在了一起。

以麻城、黄安商人为骨干的黄州棉商能够在清初的四川市场占得先机，还应当说是深受江西商业文化的影响。黄州棉商中的很多人，或是洪武大移民中江西填湖广的后裔，或是深受江西人长袖善舞，善于经商的影响。黄州府地近江西，“元末流贼之扰，至明初，而土著者多迁四川，所有江右迁来之家，又或各自为俗。”故黄州成为湖广接受江西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深受江西地域文化的影响，注重经济利益和商业利润成为黄州商人打入川陕市场的最大动因。许多家族是先派人前往四川察看大势，感觉有利可图，才派家族其他成员陆续前往，设庄开店，经营生意。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麻城刘廷奇先命家人刘俊臣到四川中江县“相土”、“定宅”，然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县定居。

清朝中叶，在四川社会经济不断恢复和发展的背景下，川鄂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形成紧密的唇齿相依关系。这一时期进入长距离运输的商品，大多是川鄂两省的特有产品或优势产品。雍乾年间，四川已恢复为粮食生产大省。由于川省米谷充盈，每遇大灾，都有湖广等地饥民入川就食。外省入川买米之商贩，更是“接踵而至”，湖广汉口地方向来聚米最多者皆由四川。此外，四川的经济作物如糖、麻、桐、茶、药材等也有大宗输出。川省输入之货则以棉花、土布和广货为主。“向来三江湖广等省客商上水货物过要关，纳税以棉花为大宗，洋货杂货次之，川省土产各货下水过夔关，以白蜡红花为大宗，桐油生漆靡香等物次之。’黄州棉商每年运销四川的棉花，大致保持在15-20万担左右。这其中除了黄州各属所产部分外，主要是在汉口、沙市等集散市场购运的部分，全部为水运入川。棉花及其制品成为清代川鄂贸易之大宗“三白一黑”（米、盐、棉与鸦片）中，惟一从湖北运入四川的大宗货物。

二

早期黄帮棉商的经营路线，大致以汉口为中心，沿长江、汉水溯江而上，分别开辟四川和陕南市场。由于这一时期湖北农村仍处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家植棉多为副业，很少与市场发生关系，故产棉之地棉花，“殊不易集中于大都市”。“彼时民智浅陋，交通亦不甚便利，并无大量的收获与输出”。特别是农村中耕织异常紧密的结合，造成棉花生产自给比例高而商品率低的特点，能够进入长途贩运的仅占整个棉产很少的一部份。影响所致，汉口市场虽然很早就有棉花交易的记载，但是每年的棉花流转量大约在20余万担，主要是从黄州、孝感等地运来转销四川等处。“从前长江一带，多不种棉，故川湖之销场，悉取资于濒海各埠”。此种情况直到咸同年间川盐破岸行楚后才出现变化。

食盐是明清时期国内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之一。盐运与漕运同为内河运输之大宗。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一宗垄断性商品，盐业历来属于官营专卖事业。两湖旧行淮引，是为淮盐二百余年来固有引地。两淮盐商凭借引券，垄岸居奇，楚民历来恒以为苦。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席卷两湖，长江航路阻隔，淮盐片引不至，荆州各属盐价腾贵，民忧淡食。湖广总督张亮基奏准借销川盐2000引以济民食。川盐陆引每张4包计800斤，以区区1.6万担之数，难以缓解两湖盐荒，荆州盐价飞涨至每斤200余文。重利之下，川省“枭贩皆千百成队，排列抬枪大炮，连墙东下，关津无可如何。”面对蜂拥入楚的川省私盐，清政府不得不对僵化异常的引岸专商制度有所变通，采用化私为官的办法，暂开盐榷，设关抽税，一税之后，给照放行。湖北盐法从此大变。荆州府分掌督粮、缉捕、江防的同知厅移驻沙市，监销府属各县分运川盐事宜。咸丰五年（1855) 胡林翼接任湖北巡抚，为筹措饷糈，除已设宜昌川盐局外，另在荆州沙市增设川盐宜运督销总局，仿照荆州落地商税法，凡运盐至荆州售卖者，每盐一斤，征课四文五毫，除盐税外，同时征收运捐、行用捐、公费学捐等项捐税。次年，清军收复武昌，川盐东出渐旺。湖北自汉口以下，湖南由澧州而达长沙，“皆惟川盐是赖”。是时川省运盐之船，均以沙市为运终点。年运量达100余万担。除少数在宜昌开舱售卖，其余大多运抵沙市，起坡上岸，分销荆江南北两岸各府州县。“鄂省人民因川盐质美，优于淮盐，人皆喜食。’十几年间，川盐遍销楚岸。同治七年（1868)，太平军战事平息，长江水运畅通，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禁止川盐入楚，恢复淮南引地，以复旧制。湖广总督李瀚章以湖北借销川盐已近20年，不可遽禁，遂议定在沙市设局，实行淮川两盐二八配销。同治十一年（1872)，又经曾国藩、李瀚章和四川总督吴棠议定，湖北川淮盐划界行销。即武昌、汉阳、黄州盐，荆州、襄阳、那阳、宜昌、安陆、荆们五府一州仍准借销川盐。荆沙川盐总汇的地位得以逐步形成。

川盐济楚是晚清盐政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越界冲销。济楚川盐的大举行销，大大加强了湖北与四川的经济联系，有力剌激了川楚贸易额的增长。荆沙经济因川盐大量下运而空前活跃，骤然繁兴。由于太平军占领武昌，苦战于鄂东一带，四川民船皆停止下驶，而以沙市为终点。一时间，沙市江面蜀舶云集，连帆接舶，从二郎矶一直排列至玉和坪，沙市成为川楚贸易中最重要的集散市场。在港揽载的民船更是数以千计，船工、船民、力夫多时达四、五万人。咸丰十年腊月一次大火，延烧江面木船竟有几千条之多。川省盐贩因初次来荆州公卖，销盐既不熟练，纳税又无现款，盐枝、盐号遂应时而起，一度发展到20余家。米舶盐艘往来聚焉，盐运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荆沙经济活动的中心。由于川省盐贩回省时，大量采购棉花、荆庄大布、桶鱼及各色广货回销四川，荆沙市场各业兴旺，“满市鱼盐藏大贾，一城歌泳度长堤。’荆州府属各县和省内的襄樊、沙洋、随州及湖南常德、津市等地棉商纷纷载货而来，购盐而去，市场上盐棉粮杂批发转手业务活跃异常。百货聚集，商贾如云，荆沙市场的幅射力和影响力，在此间得到明显的增强。沙市一跃成为长江十大港口之一。湖南富商大贾为躲避战乱，慕名而来，相率迁居于此。随着资本的集聚，荆沙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光年间，沙市人口已突破8万，“烟民之藩应，商贾之辐揍，邑中称最。’晚清末年，受到川淮盐划界行销楚岸的影响，川盐济楚运量略有减少，但直至清末，川盐始终是沙市输入土货之大宗，居入境各货价值之首，每年达八、九百万串之多。

由于咸丰年间武昌省城三次被太平军攻陷，破坏严重，加之黄州、孝感等地棉花运销受阻，黄帮棉商此时也将经营重点转向鄂西的荆沙、襄樊、老河口等棉花集散市场，竭力掌握棉花资源。特别是将沙市作为此间经营川楚棉花贸易的中心。尽管这一时期川帮商人在宜昌、沙市等地己颇有势力，主要经营川盐、药材、桐油和杂货等大宗生意，但棉花贸易仍主要操于黄帮棉商之手。吴景堂是晚清黄安最大的商人，也是最早扎根沙市的黄帮棉商，位于丝线街的沙市帝王宫即由吴一手兴建。其后人吴俊臣在荆州城置有大量土地，并长期担任沙市帝王宫的“值年”。由于多年经营大宗棉花的运销业务，经验丰富，黄帮棉商在沙市棉花号业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棉花贸易的七八戚在其掌握之中，故有“白老虎”之称。黄帮棉商资金最大者当属程海门、程栋臣叔侄合办的永福庆棉花号，其资本后来发展到三百万银元。此外，较早开办的花行还有泰昌、新顺、祥兴、瑞生、全昌、聚顺、兴隆、恒顺、义丰、长兴等家，这些花行所收购的棉花绝大多数运往了四川，由于黄帮棉商在湖北和四川均设有庄号，且资力雄厚，故而能够包揽出口、运输、销售等一应环节，借助川盐大举破岸行楚带来的商机，生意越做越大。许多黄帮商人还利用运棉入川回程之际，兼营川糖、川盐、川笋、黄花、木耳、杂货和烟土运销。更有黄帮商人投资于四川云阳等地的盐业生产。

光绪二年（1876) 9月，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迫使清政府订立中英《烟台条约》，除规定清政府开宜昌、芜湖等为商埠，沙市、大通、安庆等为外轮停泊码头，准许上下乘客、货物。宜昌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荆沙传统的贸易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特别是光绪十七年（1891 ) 土药（国产鸦片）改为公卖后，原来运抵荆沙分销的云贵川所产鸦片，改为在宜昌落地征税，更造成荆沙失去大宗税收。然而，尽管如此，因荆州府属各县物产丰富，可供输出的土产颇多，且具有宜昌所不能比拟的南北方向货物大宗疏销的优越商业地位；同时，随着川省商品经济的发展，运出四川的土产数额逐年上升，运抵荆州货物的绝对数量并未有明显的减少。“宜昌地势狭隘，西南隔江，山岳重叠，东北冈陵起伏，缺于内地输送之便，商贾亦不幅揍。要知宜昌，到底非贸易中心地，各外国商贾，固其不便，积望于汉宜间别开一口。’沙市因而得以继续保持川鄂湘三省货物转运地和荆州各属粮棉集散中心的地位。“本口最要之土产即系棉制各货，植棉之地甚多，乡民以纺织为业者亦众。” 每年汇集沙市，运往西部各省的棉 花及棉制品价值达白银近千万两，故而被西方人称作是“中国最大的织布中心”。其中“荆州土布，取枝江之棉，荆州绸缎，取河溶之茧，生入熟出，畅销有名。”其运销范围，近及川陕，远至滇黔，几达于缅甸之境。“故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每年仅运往重庆者，“闻有十五万担之谱”。优越的商业地位以及与川湘豫陕各省间的传统贸易，保证了荆州市场继续维持着缓慢发展和基本的繁荣，也使得黄帮棉商得以维系在川省棉花市场的影响。“生棉是这个其他物产都很丰富的四川省的最大需求之一。尽管本省种棉的可能性在重庆的西北面的小量生产己足证明，而扩展现时种植面积的征象却仍缺乏，人们继续从本国中部各省输入棉花。贵州省和云南省，虽然人口相当稠密，也不产棉；但两省绝大多数居民——如四川的一样，终年都穿棉料。’光绪十八年（1892)，棉货仍占重庆海关全部进口的72°/。以上，“但考虑到大量的人口需要供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在西部供货不足的情况下也谈不上竞争。’“1897 年原棉的进口达到最高纪录，相当于欠收的1896年的5倍，也是1895年的2倍。更多的原棉送到内地的村民手中，他们用手工将其纺成棉纱，但较大数量的棉花用来制作棉衣，冬季人们普遍穿着这种棉衣。”’直到1919年，沙市各棉花行业所收购的棉花中，运销四川的仍占80%以上。

三

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区，道通九省，冠盖辐辖，清中叶即列四大名镇之首，“为楚中第一繁盛处”。其中又以盐、当、米、木、棉花土布和药材六行最大，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由于地理交通上的便利，黄州棉商在汉口市场独树一帜，十分活跃。汉口始终被黄帮棉商作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和依托。汉口棉商各有团体，以黄帮棉商为代表，成立有“旅汉黄帮棉业商会”。棉商资本雄厚者，“其营业范围，除在汉口市场采购棉花外，同时并在四乡自设庄号，广事吸收……故一般计划周详，手腕灵捷之棉商，动辄以一二万之资本，而每年营业总额，往往竟达到二三百万之巨。’为了同乡的商业团结，早在乾隆三年（1738)，即以麻城商人为主，黄帮旅汉同人筹资建造齐安公所于郭家巷。道光年间，又有黄冈、麻城、黄安二县旅汉商人筹资兴建帝王宫，亦称“黄帮冈麻安三邑会馆”，作为三县商人“联络、研究商务之所”。帝王宫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商人捐助和从商业盈利中按比例抽取，组织方式则由巨商每年轮流推选“值年”，作为帝王宫的实际负责人。因应清末时局变化，值年一职逐渐相对固定，主要为黄安、麻城两县富商所掌握。后来汉口的杨显卿、沙市的程锦山、重庆的吴小庭等，都曾长期担任各地帝王宫的“值年”。其中吴小庭父子经营的集永亨棉花号，后来成为黄帮棉商中仅次于永福庆的第二大字号。

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商品市场的扩大是晚清社会的显著特征。随着汉口、宜昌、沙市、重庆等城市相继辟为通商口岸，晚清以后川楚贸易的结构和规模均发生明显变化，黄帮棉商的经营范围及内容亦有所改变。

(一）机制棉纱日见销流，限制了西南棉花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甲午战前，湖北棉花的主要销路局限于内地市场，主要是运往西南缺棉各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到廉价洋纱、洋布大量涌入的影响，湖北棉花传统的西南市场已呈萎缩。“向来四川、湖南、陕西皆销湖北棉花，湘江沿汉岁运甚多，实为鄂民生计之大宗。近年洋花、洋布南北盛行，鄂省花布销路顿稀，生计大减”。甲午战后，上海等沿海城市棉纺工业蓬勃兴起，用棉量逐年增加，不得不依靠于内地产棉各省。光绪三十年（1904)，汉口市场集散的113.5万担棉花中，除本地布纱二局留用10.8万担，运往四川3.9万担，销往湘滇黔三省21.6万担外，其余77.2万担全部运往上海和出口日本、德国。湖北棉花传统的西南市场已逐渐被沿海及海外新的、更大的市场所取代。随着泸汉等地中外纱厂的陆续投产，四川城乡使用机纱织布者愈见增多，家庭手纺的地位被逐步取代，除民间絮被之需外，棉花用量逐渐减少。“棉纱直接和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原棉相竞争，两者都被四川人用来织布。过去川省厘税主要依靠原棉，但原棉的进口因棉纱使用的日益增长而受到严重影响。很难弄清华商用普通木船运进了多少原棉。我的前任在1886年时曾给出15万包的估计数（每包原棉重200斤），据说现在只有10万包。”“在昔闭关之世，鄂棉盛销蜀中，自洋纱侵入，楚棉输进日稀”。尽管因人口持续增长等因素，四川每年仍需从外省购进棉花，“虽然重庆成都之间有些栽种棉花的地面，但其生产量与需要量相比就太小了，在栽种瞿粟如此有利的情况下，棉花产量是不会增加的。”“今后还将大批地进口”然而随着晚清四川商人资本的迅速增长，黄帮棉商对川鄂间棉花贸易的控制力正在逐渐受到削弱。民国初年，黄帮内部已是黄安人的势力独大。此间黄帮各大棉号多将总管理处设于汉口，由总经理负责，沙市、重庆、上海、樊城、老河口等地则分别设有分号。依照不同分工,重庆、上海分号重在销售，沙市、樊城、老河口等地分号则主要负责棉花的收购和运输。依据资本大小，黄帮棉花号最具实力者依次为永福庆、集永亨、同利生、大兴全和兀丰畅等。此外，黄帮在汉口还开办有三家行栈。其中均安栈专做樊城、老河口的客户生意；和记栈专做鄂东、宋埠、岐亭的生意；合泰正专做山货生意，是麻城人开办的百年老店，生意十分稳定。

(二）黄帮棉商经营的多元化。

“土药”是晚清中国第一项“成功”的进口替代品。作为云贵川鸦片的主要集散地，鸦片与食盐一样，曾经是川省最重要的大宗输出品，最盛时每年在重庆集中下运的鸦片有20-30万担之多。由于鸦片产地价格与销售价格相差悬殊，故经营烟士生意获利惊人。凭借在四川和湖北遍设分号的优势，黄帮棉商大多利用运棉入川之便，开始经营鸦片生意。“载土药至宜昌沙市岳阳，获利不资。贸汉口岐宋及河南之光州新集仙花及本邑各市。”利之所在，贩卖土烟很快成为黄帮商人的又一营业重点，陆续在重庆千厮门、水巷子、姚家巷一带开设20余家门面，专门从事贩烟。凭借每年从棉花、烟土生意中抽取的大量会金，黄帮商人逐年以“齐安宜”的名义在渝购买地产。在重庆，“贩卖烟土的以‘黄帮’最为著名。湖北黄州在四川做生意的人特别多，四川人称他们为‘黄帮’。他们先由湖北贩运棉花来四川、重庆买，又把四川的鸦片运到湖北，一来一往，都很赚钱。’晚清末年，四川总督多次发布告示，号召民间停种罂粟，改植棉花。“确有几县把当地素不著名的重要产品——棉花广种起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以江、吴、程、谢为代表的黄帮棉商资本，开始将资金逐渐向房地产和工业方面转移。如程海门早年在四川经商，依靠贩卖鸦片致富，是有名的鸦片大王。程海门、程栋臣叔侄经营的永福庆棉花号，是湖北最具实力的棉花字号。程家除持有汉口第一纱厂和丽华打包厂的大部分股份外，还拥有汉口的1000余栋房产和数座大楼，被认为是湖北头号的资本家，曾一次为家乡黄安的教育捐银4万两，黄安县称之为“至诚学校”。集永亨棉花号的老板吴伯池也是在重庆长大，精于商道，有资本60万银元。在沙帀，“黄州吴子俊以卖鸦片坐拥巨资，称沙市富豪，遂出资于沙市之板门子创办织布工厂。厂屋建筑颇为完备，并置有四十五马力之汽机一部。”

有清一代，黄帮棉商在为四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有所贡献，且积累了可观财富的同时，对于家乡经济文化亦影响匪浅。“民国前，县民在川襄两河经营商业者，甚为发达，故境内市镇亦随之繁荣。近年襄樊渝万等处各商号先后歇业，境内商业亦一落千丈。’“在逊清光宣以前，凡陕豫川湘赣粵各繁盛市场，莫不有县中商人踪迹。……以商业起家者，实繁有徒。盖其时侨外商家多获赢利，资本雄厚，营业日见扩张。梓乡学步之小商，或则依附乔枝，籍以活动金融，共图发展，以购土产，灌输成庄，有无懋迁，彼此交利，称极盛焉。辛亥革命后，“因各种关系，旅外号栈相继倒闭，内地商业颇遭匪患，元气大伤，即勉强支持，而农村破产，购买力微，积货滞销，基金坐耗，生计压迫于后，债务牵制于前，列肆化居，萧条日甚。综计全境暂时商况，宋埠稍盛，县城……其他各集歇业者屈指难终，较之二十前麻城，总可谓一落千丈。

北伐战争期间，武汉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汉口黄帮巨富纷纷逃往上海，当时从武汉等地调往上海的现金即达1500余万两。他们白天跑交易所搞投机，夜晚赌钱吃花酒，因为招摇而成为绑架勒索的目标。殆至抗战爆发，湖北棉商大多停业，许多大棉商迁往重庆、陕西等地。湖北产棉区虽大半被日军占据，但鄂西之公安、松滋、枝江、宜都及老河口等产棉县尚未完全沦陷，所产棉花一时滞销。而此时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因人口骤增，军需民用孔急，对于棉花的需求量甚巨。黄帮棉商谦益丰号经理鲍殿臣等人，不畏战火，绕越封锁线，前往松滋、公安等县抢购棉花。他们将棉花改装为50斤小包，由产地组织民夫，一人挑两包，送至宜昌上游三斗坪，再由木船或轮船运至万县和重庆，供给军需民用。此路开通后，四川棉商纷至沓来，竞相前来战区抢购，松滋等地一跃成为大后方棉纺工业重要的棉花来源,为缓解战时“棉荒”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明清以来川鄂棉花贸易的历史进程，作为地域性商人团体，黄帮棉商依靠艰苦创业，行商四方的精神，在川鄂市场上纵横捭阖，懋迁有无。黄帮棉商二百余年的跨省经商之路，谱写了楚蜀移民文化重要的一页。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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