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传说与民俗心理传承价值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产生的民间传说，遍于四川各地乡村城镇，历三百余年而至今流传，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多姿多彩。这些传说所含蕴的民俗意识极为丰富、明确，所形成的民俗传统极为深厚，是一笔珍贵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

端阳节门上挂菖蒲艾叶（亦说“挂葛”）的来历，是四川民间的一个著名传说：某年农历五月初五，张献忠率部众一路追击官军，偶见一逃难妇女背上负一大男孩，反倒将一小男孩牵于手上，跌跌撞撞，落荒而去。张献忠感到奇怪，遂下马打问。妇人告之曰：小孩是自己亲生，背上所负者乃是其兄长之子。兄嫂已死于途，只剩此一独苗，尤须小心呵护才是。再说，八大王于持宝剑，只要望空一挥，便能隔山落头。要是大侄有个三长两短，作弟媳的怎好向兄嫂在天之灵交代啊！张献忠听罢，心有愧疚，一时动了恻隐之心，说道：你放心回家去吧。只要在大门侧挂上菖蒲艾叶，作为记号，便会得到保护，安然无事。此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远近百姓都张挂了菖蒲艾叶。从此相沿成习，传承至今。所演化的民俗意义在于庆贺端阳佳节，祈望消灾除病。

其实，外省各地民间早在清代以前就有了这一传说故事，上川移民只不过是将传说故事主人公,唐代末年的黄巢及其“隔山落头”等故事情节加以移植，安在了张献忠头上。

如此民俗传说的变异性反映，在民间十分普遍。端阳节龙舟竞渡民俗，最早见于江南民间的“送厄”，后来却演变为纪念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但是，这种随环境变化而发生的相应变化，并没有使该民俗主体的形式框架发生大的改变，所表达的本质性内容没有大的改变，仅仅是为了适应协调新的生存环境的特定需要而发生时间、地点、人物等的变异。

“湖广填四川”以来关于“解手”的民 间传说也很有代表性。老一辈人摆老龙门阵说，我们四川的祖先是在清朝“湖广填四川”时捆绑来的，将双手反剪在背上，千里押解，像充军一样……如遇内急，须解开索子才得方便。故将上厕所叫作“解手”。谓予不信。伸出手来看看吧,手腕上还留着“索子”绳子）印呢。这让人联想起著名京剧段子“苏三起解”的场面。其实，据专家研究，“解手”一词产生于明代初期在四川和全国多个省份的强制移民而清代初期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移民积极踊跃，多属自发性行为，已不存在强制的问题。

前述所谓“挂葛”等一类传说的移植，适应了移民社会心理传承的需要。所谓“捆绑”、“解手”、“索子印印”也是如此。这一长沙方言，是指绳子捆绑手臂后留下的印痕，专指“湖广填四川”前期移民被捆绑而来的传说。四川一代代人手腕上究竟有没有“索子印印”？“背着手走路”是不是成了遗传？要方便是不是非得“解手”？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无须考证，也无从考证。如果说考证，倒是有人从反面向笔者提出了事实论证。说的是川东开江县长岭镇九村一带的祝姓人家，他们一代代人的手指关节只有两节，而只有上川移民的手指才长了三节。而且，祝姓人手腕上也找不出任何索子勒痕。何以如此？祝姓人自己说，他们是开江的土著，而非移民。八大王剿四川时，他们的祖先在慌乱中藏身于关帝庙正殿的神像之内，得以躲过那一场可怕的杀戮。而与这类似的说法在四川各地都有。至于在生理学、遗传学上，上述说法似乎也找不出什么理论依据。即使找出了依据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着手走路”、“索子印印”、“解手”的说法，深刻表达了各省移民及其后代的一个普遍的民俗心理传承：我们是移民和移民的后代，移民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是移民，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移民的创业艰辛。诚如李政道先生说的那样：“一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同样，一个忘记祖先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

二、拓荒垦殖及其创业精神价值的提升

在有关“湖广填四川”历史的民俗传承中，“咸鸭蛋”的故事和说法意味深长。据乐至县陈氏家族的传说，陈毅元帅祖籍湖南新宁，在迁徙上川的漫漫长路上，他的先祖跋涉数月，连一个咸鸭蛋都没舍得吃完。类似的故事在很多移民家族都有世代流传。其实，“咸鸭蛋”在生活层面有一个在古代是很重要的普遍的实用功能——“补充盐份”。一长途跋涉，流汗多，体内盐份分泌也很多。其原始的简便的补充盐办法就是抠吃点随带在身的“咸鸭蛋”。但是，移民后裔所传承的这一故事，早已演变提升到了精神层面的意义和价值：始迁祖千里徙川、垦殖创业，多么艰难，又是多么节俭民间传说中关于“咸鸭蛋”故事的人性化细节提炼升华，感人至深，其民俗价值远远超越了它的本身意义。

在四川山区农村，笔者作田野调查时，常见一种刀口微弯而发亮的砍柴工具——弯刀。听达州石梯坎一位老人说：从前移民祖上开荒，就是拿弯刀砍刺芭茏。四川各地普遍有这一说法。砍刺芭茏——不就是披荆斩棘吗？明末清初的80多年中，战乱频仍，瘟疫肆虐，蜀中人烟断绝，遍地蓬蒿。“湖广填四川”来的移民，为开垦土地，首要的劳作便是砍刺芭茏。于是，弯刀便成了人手一把的基本主具之一，随时携带在身。弯刀刀把被固定在小竹块的穿孔中，套绳，捆在腰后，随放随取，十分方便。拿弯刀砍剌芭茏，是古代刀耕火种劳作方式的历史沿袭，显得古朴有趣，充满一股浓浓的山野气息。我们的移民先祖腰挂弯刀、上山垦殖、披荆斩棘，那是多么艰辛的创业那需要怎样的坚忍意志和奋斗精神前几年，金沙遗址发掘出土一把木制的“耜”（音Si，去声），它是古代一种翻土用的农具，适用于稻作农业。新闻报道了专家对它的极高评价：“耜”的发现是研究古代农业生产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它的重要性不亚于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发现。

弯刀是不是一个发现呢？它被一个特定环境所注入的“湖广填四川”历史和移民垦殖拓荒创业的精神，极大丰富了文化内涵，其民俗价值也被放大。但是，“湖广填四川”移民先祖所拥有的极为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文化创造，过数百年，很多遗产便像文物似的埋在地下了，被我们遗忘了。比如说举弯刀砍刺芭茏的移民创业史壮烈场景。三百年来四川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我们该怎么去发掘、继承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的移民文化遗产？

饶有趣味的是，“砍刺芭茏”的艰辛垦殖还与各地诸多“拣院子”的说法联系在一起。巴中别氏移民兄弟最初是住草木搭建的窝棚，后来竟从刺芭茏中发现“一座无人居住的四合院大瓦房，有三台天井，九步石梯上堂屋，进深一丈九，开间二丈六。七柱排扇。都是一尺（直径）的马桑树做成。这座大瓦房后来就被称作是别家老屋”。都江堰青城镇东河村戴家桥赵姓祖先赵香环，湖广上川，行至罐铧铺，见一榨油作坊完好无损，上得楼来，惊见白骨遍地。猜想榨坊主人早已被劫杀一空。遂借地落居，操榨坊为业。收拾中，仅白骨都“背了几大背”。如今来看，“拣院子”的历史故事为移民后裔的我们唏嘘不已。

引种与嫁接等种植民俗也在四川民俗史上光彩焕然。川东夔州府“梁山柚子”，天下闻名，原产福建漳州，清乾隆五十七年（1795 年）梁山人刁思卓中进士科，补漳州知县后，将其柚引入家乡，邻近的开江、达县等地亦成功嫁接。所产袖果大而皮薄，肉质甜脆，入口化渣；营养丰富，氨基酸、维生素含量高，糖昧适中。很快成为国内珍稀橙品之一，被列为朝廷贡品，全由官府收购。单果价银最高达两个银圆。再比如说，开江县仙耳岩一带盛产的“洛阳梨”，原就是“莱阳梨”。系由当地阎姓人祖上从山东莱阳知县任上引进。而“莱阳梨”何以被叫做“洛阳梨”呢？“莱阳”二字，对四川老百姓来说，“知名度”不高，记不住，很难进入本土性自然语言。而作为千年古都的“洛阳”，百姓耳熟能详，自会取而代之。这让我们看到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生根的某些规律性现象。由此还不能不让人认识到，洋芋、袖子、莱阳梨等的文化意味，因为“迁徙移植”，更增添了内涵，在更深层次上表现了民俗意义。

三、移民会馆：公共文化空间的前世今生

清代四川移民社会形成以后，民俗信仰的安抚性价值需要尤其显得迫切，而各省移民不可能借土著的居住形式来供奉自己乡梓的福佑神视祗、先贤和祖宗先人。为实现民俗信仰的安抚性价值目标，移民将祖籍地的神明崇拜带人四川，以一种新的体现民俗信仰的形式——移民会馆，纷纷建立在各地大小场镇，有如雨后春笋，成为各移民族群“迎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的重要平台。诸如湖广移民之禹王宫、广东移民之南华宫、江西移民之万寿宫、福建移民之天后宫、陕西移民之西秦会馆、湖广州人之濂溪祠，常德人之常德庙，黄州人（以麻城人为主）之帝主宫等，形态各异，各具特色，成为多元文化的丰富展示。

如此众多的会馆建筑还像其他寺庙、行会会所那样，均设计建造神殿、戏楼，其建筑之艺术考究非比一般。它集庙宇、宫室、民居建筑风格与绘画、雕刻艺术于一体，体现了移民祖先和建筑工匠共同的劳动智慧和艺术创造，是民间建筑艺术的辉煌展示。

意味深长的是，会馆的设计如洛带镇南华宫、江油青林口镇、广东、福建客家移民合建的建福宫等，其大门多朝西南广东、福建祖地方向。对于早期移民来说，这一设计可是寄托着客家移民浓烈的思乡之情啊。它不也是要后代子孙不忘祖宗根脉之所在吗？在成都的青羊宫，其大门朝向西边方向，朝向大邑境内道教发源地所在的鹤鸣岗寺，也体现了如此的象征意义。

会馆建筑成为四川移民社会最具标志性特色的一大民俗新景观，皆备极宏富辉煌，蔚为一时之盛。这让人联想起美国早期移民所到之处，首先规划的聚落建筑，除了法院，就是教堂。

绵延两百多年的会馆时代早已在清末民初成为历史，但它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却是永恒的。会馆是植根于四川广大移民社会的一种文化创造，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及表达形式。它所具有的公共文化空间功能是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当今现代都市休闲娱乐运动民俗的种种事象，除了驾车族之外，其他诸如咖啡厅、歌舞厅、夜总会、按摩房、发廊、桑拿浴、美容健身、洗脸浴足、洋快餐、上网、流行歌曲、看大片、茶楼、流行语、贺年卡、圣诞卡、火锅城、好吃街、时装等，又有哪一种是移民会馆所不能找出民俗渊源变迁的影子来的呢？乾隆朝后期，各省移民带来的戏曲文化与巴蜀歌舞融汇而成昆、高、胡、弹、灯“五腔一体”、“五腔同台”的川剧艺术。其迅速发展兴盛，与众多会馆戏楼提供绝好平台起了重要促进作用。那个时代，演出川戏，与观赏川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上产生的兴奋和激动，可绝非现代演艺文化所可比拟。各个大场镇的会馆戏楼，差不多每天有至少一场  川戏可看。仪陇县丁治棠，《晋省记》曾记录成都川戏上演的生动场景：

“……初晴天气，观剧人伙，万头攒簇，庙坝为满，茶担木凳，无隙可坐。是时，人涌如潮，吹哨喝彩者，应声四起。女边坐凳，随挤而倾，诸茶担为之震摇。一国如狂，信有目共赏之名优也。”

作为一个民俗文化符号，会馆连同很多的公所、祠堂甚至寺庙在当代都不存在了，但是它们的民俗文化价值却没有消失。几十年来，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单调乏味，没有灵魂生活，且有如游魂，找不到归属，找不到安抚。如此现实所产生的精神文化的严重不良后果，尚未得到我们社会的真正关注。新的时代正在呼唤民间信仰表达的多种形式的公共文化空间，不久的将来，必将有新的丰富多样的信仰民俗符号载体传承移民会馆等历史文化建筑，回归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基本内容及表达形式。

四、原乡民俗与客籍民俗的交流融合与文化多元

 (一）移民族群的文化交流、融合与民俗

心理移民初期，四川各地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五方杂处”的居住群落形势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复杂的社会格局。当时所谓“五省人”虽同居一地，但其文化背景毕竟有别，加之自然经济必然产生的封闭性，很容易在对外关系上产生排他性。“虽云杂处，罔不同风”，更强化其居住形态的个性。早期移民有俗语云：“黄牛不合水牛群，搬家子不各（结交）本地人”，正是这一封闭性的小生产社会及其他复杂因素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也可想入川早期各移民族群之间隔阂之深。但是，各个新移民族群带来的原乡民俗文化，必须要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也就必然要发生变革。而这一变革更多是与四川地域的、“五省”地域的文化互相碰撞、激荡，直至互相交流、吸收，并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而发展。各省移民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中，“所有遗俗，亦皆渐染而变革之”，最终实现融合，形成四川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

在这一时代，来自湘、鄂、赣、闽、粵、陕等地的移民群体，以及土民群体，形成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复杂的社会格局，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利益博弈，其文化碰撞、融合和提升等一系列文化运动，也就成了移民社会随处可见的民俗景观。

拿“碰撞”举例，陕西移民被其他民系以嘲弄的口吻叫“老陕”或“陕佬儿”，好比湖广移民被其他民系戏称为“老广”，江西移民被戏称为“老俵”一样。相对于赣、闽、粵籍移民，当时的湖广（今湘、鄂），尤其是湖广中南部地区宝庆府（今邵阳）等地移民和封闭落后的土民，他们的社会识见、生产技能、生活方式，似乎少了一些优势，而湘乡、新化、安化、武冈、新宁、祁阳等宝庆府属地以及今属广西的全州等地移民，所操老湘语古奥难懂，无法与外人交流。于是，当他们之间为矛盾冲撞所激起的时候，闽、粵、赣移民会对湖广移民嗤之以鼻，在哈哈大笑中嘲弄湖广移民，拿他们身上的所谓“土气”、“蛮气”和“傻气”开涮：那才叫宝哦，硬是宝得有盐有昧儿，有板有眼儿啰。于是，以“宝庆府”之“宝”为词根，构成了不少贬义词语，如：宝、二宝、宝头宝脑、宝像、宝儿、宝塞塞（塞:sai)的、献宝、献宝大会、宝（保）长、王保长、天下第一保（宝）。另有以邵阳的“邵”谐音红苕的“苕”，构成贬义词语：苕罐儿、苕叽叽的、苕得很、苕屎没屙完，等等。这些方言词语，以其特有的嘲弄、挖苦、贬斥方式，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当时“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风俗变迁史。有趣的是，这些方言词语至今还活在我们四川人的口中。

被葛剑雄教授誉为“中国历史上移民发 源地之一”的湖北“麻城孝感乡”在四川人 中留下深刻印记。四川移民中大约30°/。以上的人声称自己“原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此语的使用频度很高，成为这一部分移民及其子孙后代的集体记忆。

人们不解，小小一个乡的地域，何以有 如此众多移民入川？数百年来，“孝感乡之谜” 萦绕在川人心中，大感困惑。据陈世松教授 研究，在移民社会土客民系之间的利益竞争 格局中，不少移民共同制造了所谓“麻城县 孝感乡”这一 “原乡”籍贯。其中，移民个 体是为了自身生存保护和利益获取而附会其 说，移民群体则是为了壮大势力，扩充影响。 如此上下其手，以假乱真，久而久之，“麻城 县孝感乡”也就成了他们的“朝宗圣地”，世 代传承。所谓“麻城孝感乡”民籍，更多是 就象征意义而言，而非实指。

一个“麻”字，因为与不少移民群体来 自湖广“麻城”相联系，使它在四川移民文 化中可说是意味深长，包含了丰富的民俗文 化内涵。比如“麻辣烫”被总结为四川餐饮 口味的三大特色。以花椒为调料获得“麻” 的味觉，成为川人的嗜好。引申为欺哄蒙骗， 与方言“蠢”、“烧”、“烫”等语同义。

再比如“麻乡约”，是指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入川移民每年按例推举代表去故乡探望，为人带信、带钱物土产。这种人即被称为“麻乡约”或“麻城乡约”或“乡约”在地方上，麻乡约还充当民间公共事务的组织人、协调人，在民事关系上起着特别的调解作用。作为方言符号，还引申出另一语意：好出风头的人、“十处打锣九处在场”的人，也被戏称为“麻乡约”。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麻乡约逐渐演变成一个以运输为基础，经营轿行、投递邮件、汇兑银两的新兴行业，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据《四川省志•民俗志》载, 咸丰二年（1852年），一位叫陈洪义的麻乡约轿行老板在重庆创立了西南最大的民间运输团体，以“麻乡约”为招牌，业务远达京津沪汉，近至川贵各县。麻乡约所投信件，分正站（平信）和快站（快信）两种，另有一种相当于保价邮包的“幺帮信”，用数层油纸包扎，缚上一块小木片，以防落水下沉。光绪末年以后，民间麻乡约民信局招牌高悬，与新政产物的官办邮政局激烈竞争，直到民国时期才寿终正寝。

 (二）多元文化和谐构建与民俗变迁

清代和民国时期政府干预发生的民俗文 化变迁,最典型莫过于“蓄发”与“剪发”、“裹脚”与“放脚”。但更为普遍的民俗变迁却是来自于“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特定历史境中，从而造成了四川各地移风易俗的种种新气象。

古有族居之习，所谓“掘井作庐，聚族而居”。移民落籍后，由于土地资源的广泛占有和创业环境对劳动力数量，团结协作等的急迫要求，更由于一家一户为单元的自给自足的个体农业经济，以及“亲亲而仁”的聚居观念从而很快促成了九族同居、五世同堂的传统宗族社会局面。由是而“望衡对宇，相隔不出十里。岁时往来相对，不胜亲爱”。 且“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外来之忧患艰危， 亦莫不和衷共济，历数十代于兹”之形势。 各移民落业之地即其姓氏命名，或曰“孙家坝”、“何家湾”、“李家坪”、“刘家坡”、“罗家沟”、“景家墙院子”等。这种地缘与血缘的合一正是对社区原始状态的历史再现。从伦理的人文意蕴看，移民家族所苦心经营的家，正是血缘群体与地缘的优美结合，从而成为中国人亲情关怀的文化场，表现着中华民族注重家庭亲情的心理；在审美的意义上，聚族而居又有着世俗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多方面性能，形成一个自安自足的心灵王国；从政治方面看，家族居落反映着中国封建社会组织中家与国的基本特征。

随着人口繁育过度，社会结构发生极大变化，到民国后期、共和国初期，各家族势力由盛而衰，以至于消失。由小变大的家庭又由大变小,普遍变成了三口之家。到了当代，随着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亦因氏族渐繁，徙居渐散，已逐渐由血缘亲属的聚居地转变为多姓氏融合的社区。

民俗传承是主流，演变是支流。家族聚落、家族传统、口传历史及其载体一一家谱，被看做是水流之源，草木之根，象征人的本质，是传承的主流；家族内部上下辈分的昭穆伦常关系也是传承主流，不可移易。但在当代，老一辈人常感慨现在的年轻一辈人，“蔸蔸尖尖都摸不到了”。这意味着家族演变并非支流。为现代城市、现代西方文明所吸引当代青少年离开了传统文化所重视的宝贵的东西之“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来的”，这些知识，疏远了在家的父母一辈，弄不清家族上下辈分的昭穆伦常关系，人生固有的对于继承感的渴望也无从唤醒，他们的心理状态显得动荡不安，浮躁，认为自己的农民出身是低贱的，是天老爷（上帝）对自己的不公平对待。这种种失去传统和文化渊源、缺乏归属感和心灵滋润的精神现象，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普遍存在。

在四川移民社会，妇女地位问题处于矛盾两端，一是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民众意识被割裂，对男尊女卑、妇女地位低下等不合理现象表现出严重集体无意识；而另一面，由于开垦土地的创业环境对劳动力数量和团结协作的急迫要求，以及家族血缘的人性本能，在家族或家庭内部，妇女地位普遍很高，受到极大尊重。这一点，在四川多元的移民方言称谓上生动体现出来。比如“婆娘”一语，成都人有两种诠释，一为：“婆娘婆娘，孙娃子他婆、儿娃子他娘。”一为：“婆娘婆娘，你就是我婆，你就是我娘。”以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四川人对于夫妻关系的情感和理念，反映了妻子在家庭中所具有的尊崇地位和甜蜜口实，那硬是“观音菩萨供得个高”喔。四川方言中其他有关妻子的称谓也多是如此。例如川东重庆方言“堂客”，恭奉娇妻为高堂宾客，其礼仪待遇的规格是最高的，可说是敬畏有加。“堂客”二字与古人所造“安”字有意义上的逻辑联系，可能是对“安”字的通俗解读一一可想妻子在家庭中的作用之大，地位之高，受爱之深。不少地方如万县把妻子或已婚女子叫“右客”。现代筵席的基本礼仪之一是明确主宾席位，主人坐在“埋单”位置，最尊敬的客人则被安排在主人右手一侧。可见妻子所获得的礼遇程度。

中国礼制文化尊重妇女、互相尊重、相敬如宾，到了民间社会那里，其世俗化形态原来是如此的醇厚、恩爱和亲密。荣昌叫妻子“婆儿客”仁寿县叫妻子“伙儿哥”。好一声“伙儿哥”，酣畅淋漓演绎了“一个罐儿里舀饭吃"的亲密无间和融融之乐。好一声“哥”，无比激动地将夫妻性别倒错，是爱妻爱到极致时才会有的呻吟、呼唤。四川方言称谓中男女性别错位的个例甚多，如长沙话叫妈为“伢”、不少地方叫姑为“搭搭”或“爸爸”、“姑爹”、“老子”的。看来，四川世俗社会所谓男人怕老婆被称作“耙（方音pa)耳朵”，可是大有深意呢。在崇州三郎镇，客家族群把妇女和妻子叫“穿鞋的”而把男人叫“穿草鞋的”。在仁寿，男人把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叫“伙儿哥”，可想见其妇女地位的高贵。

开江骑龙乡有个“锣鼓冲”，是清初湖广永州府零陵移民朱氏家族聚居地。冲内有个被叫做“阴元飞泉（小瀑布）”的自然景观。一线清泉，顺岩沟而流，很自然被人们联想为女性生殖器官而加以顶礼膜拜。朱氏家族文化有着生殖崇拜的浓厚意识，故而将其形成为虔诚的母性图腾物，象征家族人丁繁衍的昌盛发达。这种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是文化的基本理念。飞泉一侧，有一条山脊纵贯而下，直入河底。这一山形被民间叫做“山嘴嘴”，数百年来，朱氏历代将多位女性葬于其地，绝非无意识行为，而恰恰是有意为之。“嘴嘴坟”具有良好的文化生态价值选择：干燥沥水，向阳开敞；人们每天上山坡劳作，一步一顿，被认为是向祖先频频叩首。这会让祖先在天之灵得到极大告慰。再说，由寸土寸金的生存需要所决定，“嘴嘴坟”是对土地的极大利用和节约，是以最小的土地成本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嘴嘴坟”的文化意识被世世代代承袭下来。

岁时节庆民俗在四川移民中盛行，也集中展示了移民社会文化多元的和谐构建与民俗变迁运动的高潮迭起。川东开江县一种独特的民间喜剧性游艺表演“拗老爷”，系利用杠杆原理，将一根“拗棒”及其支架高高支在两张八仙桌上，拗棒上端坐着夸张造型的白脸丑角大老爷。由八人抬匠将“拗棒”支架高高抬起来，在彩旗歌舞锣鼓琐呐队簇拥下，满街游走表演。抬架前面由多位“差人”，或举着“回避”、“肃静”的牌子，或鸣锣、“道板”（旧时用来打人开道的工具），与拗老爷左右呼应，作种种挑逗性的表演。支架另一端为力点，由一二人配合大老爷的滑稽表演，配合民间音乐锣鼓节奏，一路撬动，忽而高忽而低，忽而左忽而右;忽而荡来，忽而荡去。其所“荡”之处，大群哗然，如潮水一般退去复又涌来，气氛热烈。如今改进工艺，增添轴承，使拗棒可作360度旋转，另有“狗腿子”肩挑担子，担子的一头挂着一个竹编烘笼，担子另一头挂着一只陶制酒壶。伴着锣鼓点子，“狗腿子”在“拗老爷”落下时，以喜剧性表演给“拗老爷”送上“点心”。此时，围观的群众便随着节奏齐声大叫：“吃一一屎丨喝一一尿丨”极尽滑稽搞笑之能事。就其民俗社会学意义来看，该艺术形式是表现平民百姓对贪官污吏丑恶嘴脸的痛恨、嘲讽，和对腐败统治的唾弃，同时也是对为官者的一个特殊的震慑和警示。在一片又一片的欢笑声中，弘扬社会正气，让老百姓出口气，使其压抑郁闷、痛恨愤懑之情得到宣泄释放。

拗棒最初是一种喜乐逗趣的游戏。据 1983年开江县文化馆编印的《开江县民间舞蹈集成》所载：“拗棒这一民间舞蹈形式，起源于清末。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屈于强权，对内肆意压榨，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出于对统治阶级的义愤，群众创造出这种娱乐（形式）来嘲讽贪官污吏，逐渐形成一'种独具一'格的民间表演形式，代代相传。”

节庆期间的四川城镇乡村，人气聚集， 其自然人文环境具有真正传统意义上的过年气氛。其年节民俗除了固有的原生性、市井性、世俗性之外，还特别包含了各个移民族群的各具本土民俗特色的多种文化元素，更加丰富多彩，正是现代工业都市所缺少的，又正是人性所需要的，因此，“拗老爷”与传统灯会、焰火、龙灯狮子等民间节庆艺术，让老百姓尽享豪华视觉盛宴，心理上情感上都得到唯有民俗活动才会给予的极大满足，够味，过瘾。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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