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的大移民，人们常说“湖广填四川”。实际上移民进川的除湖南、湖北 ( 当时称湖广省 ) 人外，江西、陕西、福建、贵州。广西等区域也有大量的移民。当时填四川者，湖广占 25%，云贵占 15%，江西占 15%，川陕西占 10%，安徽占 5%，山东占 5%，广东占 5%，广西占 5%，其余为逃避战乱而客居他乡又奉诏迁回的本籍人。这次历时百年的人口机械性大转移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璧山也和四川一样，成了移民大举迁的目的地。然而在这场移民“运动”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没有想到，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一个集合，不仅占了璧山 85% 以上的人口，而且会对璧山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一、清初大移民的历史背景

清初大移民与此前历史上多次移民一样，都是战争惹的祸。在明末清初这个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各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战乱频繁，加上天旱长达 9 年之久，导致四川人口大减。对四川人口减少的原因，民间有张献忠血洗四川之说。其中一种说法流传较广，传张献忠原是陕西人，曾贩运枣子到四川做生意，赶着驮马过内江桂湖街时，撒了许多马粪，被当地人挡住，令其收拾干净才准离开，张献忠不敢违抗，只好扫街清理后才上路。走出城外，又觉得肚子胀，到草丛中方便，顺手扯了一把草擦屁股，谁知抓到了霍麻 ( 一种带刺的草 )，弄得张叫苦不迭说道：四川好恶，连草草都咬人。等我张献忠得了势，要杀得你鸡犬不留。后来，张献忠真的得了势，建立了大西政权。传说不足信，或许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军首领杜撰的笑谈。但在明末清初，四川成了多股政治力量的主战场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史料记载，从明崇祯十三年 (1640 年 )起，以张献忠及其余部孙可望率领的农民义军，明朝将领杨展、王应熊等指挥的明军，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李来亨等部，还有清朝派出的肃亲王豪格和郑亲王齐尔哈鲁指挥的清军，这四股力量为主，再加上川东的“夔东十三家”及各地的“土包子”，在四川全境进行了长达 20 多年纵横交错的血腥混战，直到清康熙二年 (1663 年 )，清王朝的统治方才站住脚。其间还发生过清顺治五年 (1648 年 ) 大旱引起的大饥荒，上演了“所余残民彼此相食”的人间悲剧。到了康熙十三年 (1674 年 )，盘踞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又犯了反复无常的老毛病，起兵反清并派遣大将王屏藩分道攻取四川，又混战了 7 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 年 ) ，清廷才平定了吴三桂的叛乱。

经过了 37 年的战乱，四川人口大量减少，“川中百里无烟，人民所存有数”，“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处于川东的璧山也在战火中难以幸免遭到洗劫，人口急剧减少，县城也是断墙残垣，“璧山知县署在城中，古南向，明末遭兵焚毁”，永川、璧山、铜梁、定远、安居等县，或无民无赋，城邑并湮；或哀鸿新集，百堵未就”，一片荒凉。璧山因人口太少，故于康熙元年(1662年)“撤消璧山县，其地并人永川县”。

二、艰辛辗转移民路

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为了补充兵员和收取税赋来维持清朝的统治，清廷计划向四川大规模移民，谁知这场移民“运动”历时竟在百年以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顺治十年 (1653 年 ) “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开始，到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年 ) 颁布《入籍四川令》为止，是初始阶段；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 ) 由皇帝亲自颁发“招民徙蜀诏”起，到乾隆十八年（1753 年 ) 是高峰时期；此后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

在初始阶段，清廷为了吸引外省人入川，陆续制定了七个方面的优惠政策：(1)移民不受户籍限制，入川关隘不得阻拦。(2)官府无偿给予耕牛，发给路费和种子，提供农具，鼓励兵民开垦。(3) 开垦的土地拥有所有权，“愿垦荒居住者，将田亩给予永业”。 (4) 允许户口入籍。(5) 子弟准予在异地参加科举考试，“凡他省民人在川垦荒者，即 准 其 子 弟 入 籍 考 试 ”。（6） 实 行 定额税和免农业税，“据康熙五十年丁册为常额”“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开荒耕种者免 5 年税赋。(7) 动员四川和各地的官员积极组织移民，成效显著者给予提拔等奖励。这些措施和政策对湖广等人口密集地区的人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他们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纷纷举家入川。在移民中除自愿的外，还有被迫押解而来的。传说四川人称“方便”为“解手”，就是入川时几人一组捆绑上路，要方便时必须解开绳索，喊“解手”，为了让后人不忘入川时的那段艰辛，代代相传至今。

移民入川的路径和方式可归纳为三种 ：一是从外省直接举家迁移到四川插占为业的，以陕西、山西较多。二是先移民到贵州等地安家置业几代人后再转到四川，以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籍的较多。三是先由强劳力到四川打探情况并置业之后，再举家搬迁到来的。如璧山县来凤张氏的祖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迁到贵州遵义附近，居住了几代人之后再转迁到璧山来凤定居的。另据璧山中兴 ( 今属青杠 ) 张氏族谱记载：“我一世祖映仪公于清康熙五十年 (1711 年 ) 从广东出发，经湖南到湖北逆江而上，于康熙五十二年到达梁山 ( 今梁平 ) ，时年四十岁，又得次子英才，(其) 十八岁的长子琼才在此( 梁平 ) 结婚， ( 随后 ) 夫妇二人携带一家，艰苦跋涉，于康熙五十三年抵达璧山羊石场 ( 今青杠街道姚家村 )。五口之家，从此开始辛勤耕耘，生活繁衍，到第四代逐渐兴旺。”有一首生动的歌谣，叙述了移民情况：

吾祖挈家西徙去，途经孝感又汉江。

辗转跋涉三千里，插占为业垦大荒。

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

汗湿黄土十年后，鸡鸣犬吠谷满仓。

这是璧山县《郑氏家谱》根据世代口传而记载的歌谣，并记有“先辈白天开荒，一到晚上便举火、敲锣、击鼓，以驱虫兽”的场面。移民创业之艰辛，可见一斑。

三、移民与地方社会的巨变

移民陆续迁居璧山后，农耕民族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对璧山这块“形如柳叶、外高中平”适合多种农作物生长的土地情有独钟。这些视土地为生命的庄稼人，满怀深情地耕耘着，并把他们从外地带来的农副产品种子毫不犹豫地种下去。他们从广东、福建带来了红薯和芝麻，从福建带来了甘蔗、山蚕，有资料显示玉米、柑桔、花椒也是移民带来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薯的引进，由于适应性强，产量高，除了供人食用以外，还可以喂猪，这就一方面解决了人的温饱问题，另一方面又增大了牲畜的喂养量，从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于是开始大量种薯，很快红薯成了与水稻、玉米齐名的主要农作物，到乾隆初年璧山种植红薯就已经很普遍了，这可以说是移民对当时农业结构调整的一大贡献。另外，移民带来的柑桔品种也首先在璧山登云里（今璧南区域）栽培，由于气候、土壤皆适宜种植柑桔，府县两级把它作为优质高产水果品种予以推广，当时江州府还专门设置了柑桔官。

移民带来的较为先进的农作物品种和生产技术，在金带水 ( 今璧南河 ) 和梅江河畔结下了丰硕的果实；同时他们用勤劳和智慧也改变着“两江夹送，周回弯曲六百里”的这片富饶土地，给璧山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首先，人口迅速增长带来了璧山经济的复苏，经济的复苏又促进于人口的再生产加速增长，从而使璧山县自康熙元年 (1662 年 )撤销 66 年后，于雍正七年（1728 年 ) 恢复县治。原有知县署“因县城残破，衙署无存，寄治来凤驿”。雍正十年 (1731 年 ) ，县令许绍熙奉文修造知县署，新署址在今璧城凤凰山下。县域人口增长很快，从顺治初年“璧山原额人丁三千二百余丁”，到了嘉庆十七年 (1812年 ) 就有了 6 万多人： (7 岁以下儿童未计 )。以后的几十年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到咸丰十一年（1861 年 ) 璧山县人口数达到了 41.1万人 ( 含当时隶属璧山的青木关、转龙场、澄江镇人口 )

其次，移民给璧山带来了许多新的姓氏，与这次大规模移民至少有 145 个姓落到了璧山境内 (1985 年，有人对全县姓氏作过考查，全县共有 206 个姓氏 ) 新的姓氏占了大多数。其中来自湖北的最多，他们几乎都称是从麻城县孝感乡来的，该地可能是移民的集中启程点。从湖北到壁山落户的有艾、包、崔、但、丁、段、樊、方、傅、费、高、苟、辜、谷、官、关、蒋、胡等 102 个姓，来自湖南的有管、费、唐、武、朱等 5 个姓，来自江西的有成、匡、龙、罗、涂、衷等 6 个姓，来自广西的有焦、赵两个姓，来自福建的有张、戴、陈、范、顾、何、柯、赖、蓝、阙、阮、魏、郑、钟等 14 个姓，来自贵州的有安、敖、邓、郭、韩、简、穆、聂、庞、皮、谢、严等 12 个姓。

第三，建立会馆和聚族而居是移民文化的一大特点。移民入川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迁移来的，一个姓氏的人相当少，最初从不伺地方来的移民，最感亲切的是通过“乡音“结识同乡。为了联络感情，互相关照，扶弱济贫，预防其他地方来的人的欺侮，便分别建立起同乡会性质的会馆 ( 庙宇 ) ，遵循原籍的风俗并祀奉故地的神灵。于是，湖广籍的建禹王宫，在璧北”各市镇间有之”；江西籍的建万寿宫，在璧西“各市镇间有之”；福建籍的建天上 ( 后 ) 宫，祀天后娘娘，在璧城、来凤、八塘各一处；广东籍的建南华宫，尊南华老祖，在璧南“各市镇间有之”。移民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形成家族，进而发展为宗族。不少的宗族由于是一脉相出，有着共同的聚居点，就出现了大批以姓氏命名的地名，如郑家场、丁家均、何家沟、蒋家湾等。有的宗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便纷纷修建宗祠，宗祠主要突出三大功能，即团结族人、扶弱济贫和办学培养本族后代，重要的是显示本族的实力。各宗祠选举族长，设立族规和族谱，置买族田，兴办学堂，达到“族必有祠，祠必有长，以祠统宗”的目的。这些原始形态的组织形式，在清代早中期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了晚清，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思潮的传人，对外开放和交往的增多，宗族观念逐渐淡化，宗族活动趋向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异族民间组织 ( 如哥老会等 )和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群团组织活动。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质的转变，从以宗族为中心逐渐向以社会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从血缘结合向地缘结合转变，这都无疑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第四，移民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通过传承语言和风俗来表达对祖籍的怀念。移民经过几代人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大大优化了璧山的人口结构，同时也被同化成了地地道道的璧山人。这时他们忽然发现意识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那就是对原籍的依恋。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传承自己的文化和风俗，试图把“根”留住。一是团年。过年时家家都有吃年饭的习俗，这是全家团聚的重要时刻。但吃年饭的时间和方式上却有不同，不少的家庭吃年饭时都是先祭祀祖先，一些地方还流传着“周响午，朱漆黑，陶半夜”之说，据称是纪念他们的始祖到达当地的时刻。二是过中秋节。在璧山过中秋节的时间上却有南北之差，璧南过中秋是农历十四，而璧北是农历十五，这可能是与璧南江西籍移民较多，而璧北湖广籍移民较多有关。三是称呼。在家庭内部或原籍人中仍沿用原来的称呼，客家人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家训占璧山大路镇刘家沟的何姓属福建迁来的“客家人”，他们对父亲称“阿爸”、“爹”，对母亲称“阿咪”、“阿母”、“阿妈”。辜姓对父亲称“爷”并与其伯伯叔叔一起排行，父亲排行第几对父亲就称几爷。四是节庆时划旱龙船的习俗，有资料称是福建客家人入川带过来的。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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