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经过战乱、瘟疫、饥荒和虎患，四川成了千里无人烟的荒芜之地。清政府实行优惠的招民垦荒政策，引来了大批外省客民到四川垦荒，经过客民们的艰苦创业，加速垦复荒芜土地，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自清顺治六年(1649年)在四川设官治民开始，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30年里，尽管战争不断，也招来一些流民垦荒，这些自发进入四川的流民，当是移民入川的最初阶段，其中也有些是战争中流亡到外省的百姓返回家园。以江油等县为例:江油县顺治初年承粮丁数为24.9丁，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已增至799.8丁。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合州已有60户，简州已有17户，井研已有13户，南溪已有32户人家。

康熙二十年自(1681年)平定吴三桂叛乱，朝廷重申开垦政令，到康熙末年(1722年)的42年中，外省客民纷至沓来，移入四川垦荒创业。移入四川的人数和开垦的范围，远远超过前30年。康熙四十年(1701年)，湖广提督俞益谟在密奏中说，“湖南衡、永、宝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名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湖南地方官的奏疏中还说，“查楚南入川百姓，自康熙三十六年迄今日，即就零陵一县而论，已不下十余万众”。雍正时对客民入川垦荒的估计“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托名垦荒，携家入蜀者已不下十万家”。

各地地方志也有不少移民的记载。《华阳县志》：“顺治八年(1651年)四川巡抚高民瞻，由保宁到成都，而川北及秦陇人皆相率随大军开辟，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惟力是视。俱伐树白之为界，强有力者，得地数十亩不止。先施棚帐于骷髅瓦砾间，后因树为柱，以茅覆之，远近趋利者辐辏然。”“湖南邵阳人苏万里，于康熙间在华阳万弓堰插占田地，遂入华阳籍”。《简阳县志》，载“湖广人周承韬于清康熙中奉母入川佃业耕种。”类似个案在其他数十部地方志中亦都屡见不鲜。还有一些族谱也有记载。《汉州黄氏族谱》云：“天府古国，海内羡为乐土，而黄氏原湖北麻城，子孙由此西迁而乐业焉。”云阳《涂氏家谱》记载：“先祖涂功亮，在湖北武昌蒲圻时，由于人多地窄，岁收入不足以敷家口，于乾隆二年(1737年)携子开盛入四川。”还说“四川经明季流贼之乱杀戮惨酷，居入死亡殆尽，川东各属尤空旷，草蓬蓬然直立，弥山蔽谷，往往亘数十里元人烟”。重庆《徐氏族谱》记载：“康熙由湖广入四川，在江北沙坪场入籍，徐氏三兄弟是时家境小康。乾隆时，孙辈徐万僖等幼，领家资往来于滇、黔。在黔南铁矿赚巨资，货殖，三十余年捆载归里，置田产五千余石。”泸州《熊氏家谱》记载:“明末，六省总理兼兵部尚书熊文灿，其祖先在元末红巾军起义时，由江西迁入四川泸州桂花乡，再迁泸县云锦乡落户，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四川建大西政权，熊文灿之子孙逃过大西军镇压，作为四川土著留了下来。”

湖广填四川，并非全是湖广人徙入四川，也还有其他省的人。《璧山县志》载：“土著几空，国初(清初)招徕复业者十之一二，余皆楚、粤、黔、闽人。”《江安县志》载：“秦、豫、闽、广十之二三，楚籍卡之穴七，土著仅一二。”《简阳县志》作过统计，该县全县80个姓氏，220，伞支派，门土著仅7支，外籍213支，记有入川时间的131支，其中明朝入川的44支，占33.4.%，清朝入川的87支，占66.6%。其他地方不一定如此。邻陕西的陕西籍就多一些。《蜀游纪略》记载：康熙初王法在成都见到“茅舍寥寥，询问其居民大都秦人”。在移民高潮中入川的多湖南人。以后，湖南以外的其他省籍就多一些。

雍、乾以来入川的多因灾荒移入四川。杨锡绂《四知堂文集》中写道：“惠、潮、嘉地方土少人满，其有产业者十分之六七，其无产业者即有十之三四。”甘汝来《甘庆恪公全集》中也写道“广人入川都是不敷口食而流入四川的。雍正初，广东潮、惠、嘉应等州，福建漳、泉等州，人多地少，加之旱涝为灾。人民因饥饿而流入四川，巡抚宪德都予以安置。特别在雍正五年(1727年)楚、粤、赣等省灾民入川觅食的为多。”道光《夔州府志》记载:“楚省饥民，日以千计地溯江而上入川觅食，乾隆年间也有灾荒而流入四川的。”《清高宗实录》记载“从乾隆八年(1743年)至十三年(1748年)的五年间，楚、粤民户经贵州入川就食者二十四万三千户。”《蜀故》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楚、粤、桂、赣、闽五省向四川移民1736户：十九年(1754年)2106户，二十年（1755年)仅楚粤两省就有2450户，以每户五口计迁入四川三万多人。这是湖广填四川的后期。”

二、社会蓬勃发展 经济蒸蒸日上

移民填川，大批客民从事垦荒，也有经商、行医、教书以及工匠技艺人才等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力。客民自外省带入的农耕技术和良种，使农业经济复兴进展迅速。康熙十一年(1672年)，巡抚张德地曾叹道：“今蜀户口寥寥，非期百年之后，断无生聚骤蕃之理。”谁料康熙晚期四川全省“生齿日以繁衍，田土日已开辟”，“田地开至十分之五六”。粮食不但能自给，还能大批外运。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二日，世宗在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上朱批道：“朕思江浙粮食，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总督李卫说，“查各省米谷惟四川所出最多，湖广次之”，“湖广汉口地方向来聚米最多者皆由四川”。四川经济的恢复发展，至此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雍、乾两朝，外省客民的继续移入，发展的速度更超过康熙朝。雍正六年(1728年)，总督岳锺琪奏请朝廷恢复了一些州县建置。嘉庆《四川通志·食货》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全省田土为21445660亩，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已达到46007126亩”。乾隆《灌县志·赋税》中说：“自明末伤痛之后，村落空虚，居人鲜少，圣朝劳来而安辑之，生齿日以众，室庐自以稠，雅有毂击摩肩之盛矣。”道光《新都县志·食货》：“国初当凋瘵后，有土无民……迄今百余年来煦育安辑，遂使石田弃地尽为良田。”民国《温江县志·户口》：“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渐次招徕，人迹所至，烟户递增”，城镇田庐载筑载兴，鸡鸣狗吠，声闻四野……至乾隆之世，增至兰万余户，男女十四万口，可谓盛矣。民国《合江县志·食货》说，巨创之后，百里为墟，楚粤闽赣之民次第移垦……自是生齿繁殖，昔时荒废垦辟无余。乾隆《威远县志》中记有由于战乱，人皆逃亡，背井离乡，一片凄凉景象，到乾隆时候已是“烟火相望，塘堰相接”“地日益辟，民日益聚”的富庶繁华景象了。还有嘉庆《金堂县志》记载：在顺治、康熙时，居民稀少，编审人户全县只六甲，到乾隆已增至十一甲，至嘉庆年间已编为十六甲了。再看今绵阳地境康、乾时期人口，如下表:

从以上资料，足以说明清初至乾隆的150年左右，时间可谓漫长，消除了四川的凄凉惨景，出现了田野熙攘、阡陌纵横、炊烟袅袅的农村繁荣景象，城市也出现了商贾云集、肩摩毂击、竟日喧嚣的丰裕之景。农村的繁荣主要是客民带入四川的先进耕作技术和新的农作物品种促发的。乾隆《巴县志》说：“耒耜耘籽之工与勤，土著不及楚人，楚人不及闽广。”《重修成都县志》亦云：“农事精能，均极播之法，多粤东湖两省人。”如江西传入的“江西早”稻种，一年两熟，湖南传入的“红脚稻”，也称“湖广早”改良了四川水稻。甘蔗、玉米、番薯等传入了四川，酿酒、种桑、养蚕、缫丝、酿豆鼓、酿醋、种棉、纺织、染坊等技艺也从各省带入四川。还有井盐有很大发展，云阳的云安盐厂，为湖广黄州人兴办，井研的盐井由江西的刘、李二姓和湖广的杨、曾二姓客民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兴办。贡井盐商，多是秦、赣客民经营。

三、四川经济繁荣贡献国家

清代的康乾盛世，正是“湖广填四川”之时，四川是当时面积最大的省,地理位置南邻云、贵，北接陕、甘、青，西通西藏。移民填川，恢复发展四川经济，对康乾盛世的出现，起到了催化作用，正如《明史料》丙编第十本《户部题本》中说：“在他省无地可耕，久则势必放辟邪侈之事，无所不为。一至蜀士，无产而有产，自为良民，在于蜀省，无人而有人，渐填实而增赋税，一举两得，无逾于此。”由于四川的人口迅速增加，田土不断垦辟，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川人口除苏皖地区之外，遥遥领先其他省，到道光末年（1850年)已超过苏皖，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西南云、贵的繁荣，乾嘉之时，滇、黔矿业鼎盛，其所需的劳力、粮食、布匹、食盐和一些生活用品皆仰赖于巴蜀。四川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土地开辟殆尽，不少农户又开始向邻近省份迁徙。除迁徙陕南汉中盆地外，云、贵两省就是主要目的地。乾隆十八年（1753年)，云南人口100.3万人、贵州141.8万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分别增至600.9万和534.7万多人，不到70年云南人口增加5倍，贵州人口增加3倍多，促进了云、贵两省的经济繁荣。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由于四川地在西障，交通不便，在经济发展中不如沿海省份，与邻近省间和省内的交往，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十分重要特点，其对国家西部发展的带动作用可谓巨大。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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