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孝感乡，自其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移民发源地开始，就成为川、渝民众，甚至贵州、云南、陕西等部分地区麻城移民后裔心灵深处一方圣土，成为他们世世代代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

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时任陕西洵阳县令的四川安岳进士周元位来麻城寻根问祖，到 2002 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到麻城视察故里。数百年来，怀揣急切的渴望、神秘的梦想，来到麻城寻根访祖的人们，一直络绎不绝。自然，周元位的寻根问祖，只是我们目前从乡土资料中所能找到的最早的案例。但我们相信，最早的寻根之旅，绝不是从周元位开始。然而，遥遥数千里的距离、艰辛而危险的旅途、窘迫而又困苦的生计，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对寻根之旅望而却步，难以了却祖祖辈辈代代相嘱的心愿。只有积蓄颇饶的富室商贾，或者是少数赋闲、得便的官员，才有可能踏上那梦寐以求的、毫无把握的寻根之途。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加上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前来麻城寻根访祖者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据麻城市有关部门粗略统计，每年通过各种途径来麻城寻访祖籍的民众，已达到2000人左右。虽然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稍稍延缓了这种增长的势头。但是，可以预计，随着家园的迅速重建，经济的快速恢复，这种势头将会越来越强劲和持久，并对相关省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再次产生深远而又显著的影响。

那么，这种新的社会心理动态和民生文化需求，是社会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作为移民发源地的当地政府，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需求趋势，进而因势利导，在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呢 ?

一、根源意识——人类社会永恒的心理需求

人类学中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对这个问题的探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更是其寻根问祖的永恒动机。这种动机，正是来源于人类最普遍的心理需求。

美国著名哲学家马斯洛先生被誉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人本主义心理学是美国20 世纪下半叶崛起的新的心理学派，形成了心理学的“第三次思潮”。马斯洛最著名的“人类需求层次论”把人类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

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是通过对人类动机及本能的基本需要的研究，揭示出人性的内涵及其实现的必由之路，阐明了人应有的价值选择。动机是驱使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部原因，有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之分。外部动机指的是个体在外界的要求或压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动机，内部动机则是指由个体内在需要所引起的动机。马斯洛的动机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动机即由基本需要引起的动机上。

马斯洛认为，每当一种需求得以满足，另一种需求便会取而代之。一个还没有填饱肚子的动物是不会对其他需要有所奢望的。一旦饥饿需求得以满足，“安全需求”便出现了人们需要远离痛苦和恐惧，需要规律性的生活以感到世界是恒常有序的。如对战争和灾害的恐惧，对稳定工作的需要，对不受犯罪危害的需要等。

接着是归属和爱的需求。马斯洛说，一个具有适当安全感的人，比如说具有固定的居所和稳定的收入，会开始感到非常需要朋友、亲人以及在群体中所处的恰当位置。马斯洛注意到，在这个相对饮食无忧的社会里，这些爱的需求的受挫是引起人们不良反应的主要原因。

一旦归属和爱的需求被满足，尊重的需求便暴露了，即需要某种“建立在稳固坚定基础之上的对于自我的高度评价，包括自尊……以及受到他人的尊敬”。最后，自我实现的需求出现了，即“成为你所能够成为的那个人”。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比较客观、准确地揭示了人类需求产生的客观规律。由于他注重社会正常人的需要，因此他的理论具有普遍性，成为人本主义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这些理论在各行各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事实上，认真分析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我们可以看出，从第三个需求一一归属和爱的需求开始，人类的需求就已经进入了一种层次较高的精神需求领域。也就是说，是一种“情感”需求。这种情感需求除了朋友、亲人、家庭等外，范围更可以扩大到群体、家族、先祖，直至回归“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古老追问。

人，是马斯洛心理学的根本对象。“人，你是谁?你到哪里去?”这一古老的人类学问题自然也是马斯洛心理学的中心课题。他对这一课题的回答方式是独特的:通过对人类动机似本能的基本需要的研究，揭示出人性的内涵及其实现的必由之路，阐明了人应有的价值选择。

马斯洛认为动机是驱使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部原因，因而，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动机即由基本需要引起的动机上。

毫无疑问，“归属和爱的需求”正是人类探索“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的真正动机。

到这个阶段，寻根问祖就必然成为人们的现实选择。尤其是对于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根源意识浓厚的群体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即使到第四个层次，即尊重需求层次，情况也是如此。一个传承脉络清楚、历史悠久(还可能出现过颇有声望祖先)的家族，难道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重要因素吗? 更何况，中国固有的“光宗耀祖”传统观念，不就是数千年来士大夫阶层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最高追求?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周元位这个案例。周元位，宇朴亭，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其一世祖周之冕于明末从麻城仙居乡铁门(今市南铁门岗乡)入川。光绪二十三年(1897)增修的《安岳续志》有传。嘉庆二十一年(1816)，周元位因公差至江苏。第二年的二月，即使道至麻城寻根祭祖。寻根成功后，他敬谒了“三老堂”，并将麻城前两任首建和重建“三老堂”的县令一一朱则川、文舜阶的灵位，恭列于“三老堂”中配飨。周元位还专门为此举写了《朱文两侯配飨叙文》

嘉庆丙子秋，位奉上台命，由洵阳径至江苏。越丁丑二月回差告竣，取道麻城新店、淡山两处祖墓，幸出望外。登“三老堂”敬谒三公，旋阅柳塘祖《三老堂》，知三公在时，邑宰朱侯则川敦礼三公，建“耆英堂”于城西，为三公停骏所。后百六十年，楹桷俱摧，堂地鞠为茂草。文侯舜阶至，追念余风乡慨然倡首复建斯堂于此。易名曰“三老堂”。是文侯眷念三公，不减朱侯亲炙三公之心也!

夫懿德之好，本自天怀。独念朱侯创之于前，文侯继之于后。旷代相感，同出一揆。两侯灵爽，宁不眷恋吾麻乎?又宁不依于三公之前乎?

夫三公既已同堂，两侯须当配飨。今置于上，昭其尊也，似乎主而实则宾也。朱公居左面南，文公居右面北，按其时也，似乎宾而实则主也。五贤并列，宾主昭然。庙食千秋，三家轮祀，岂不懿与?

又考两侯皆蜀人，非因位系蜀人有私于两侯也，矧位乃楚人乎? 以此质董、李二公在天之灵，当亦信位之非有私商侯也，吾祖孔明公将毋同?

后学潼川府安岳县内廷教习、赐进士出身洵阳县知县三级记录十次。周元位撰。

同卷《三族合修三老堂记》亦记此事曰：“县治右之有三老堂也，创自明邑侯朱公。后百有余年，邑侯文公重修。本宗九世伯祖琼州府太守柳塘公所撰《三老堂记》，载在府县、志暨各族家乘，详哉其言之也! 雍正以前，县主朔望行香。后周、董、李后裔呈请轮流自荐。逮嘉庆丙子人籍四川之进士周元位，奉简从公道经麻邑， 敬谒斯堂，张挂匾联，因有朱文两侯牌位配飨。”

原来这周、董、李“三老”中，有周氏的四世祖周鉴(宇孔明，正统进士，授御史，官至山东按察使)!

周元位寻根成功以后，两地近百年交相往来不绝。道光七年(1827) 麻城周氏三续宗谱时，即将安岳一支联宗入谱。至同治八年(1869)第四次结修族谱时，更将其别立一卷，并在《同治己巳续刊宗谱凡例》中专列一条说:“四川之冕公后一支，系本房采访。开来子姓益繁，今于原刻续添，汇为一卷，以便阅考。”直到1913年《民国葵丑五续宗谱凡例》时还说“四川十世之冕公一支，子姓繁衍。开来人丁图传，仍照旧例续刊，另成二卷，以便稽考。”

这不正是一个认祖归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典型案例吗 ? 遗憾的是，民国以后，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两地周氏再一次中断了联系。

可以想见，以周元位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顺利地来到麻城、对接家谱、确认世系，当然不会存在太多障碍。但对于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普通民众来说，恐怕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现在的问题是，马斯洛没有给出每个层次之间，尤其是前两个层次与后三层次之间的大体界限。换句话说，所谓的“社会发展特定阶段”，应该如何确定它相对准确的内涵。比如说，如果把解决生存问题作为前两个层次满足的话，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是很容易的一种体验。但要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地区、一个群体，我们又如何来进行界定呢?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开始进入了第三个层次? 这个层次为我们展现的又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发展特定阶段”?

解决好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迄今为止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寻根潮，有助于我们积极把握和应对由此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动态和民生需求。对于社会和政府来说，这也将是与时俱进、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借助恩格尔系数来进行衡量。

二、经济实力——人类情感需求的基础

道光二十七年(1847) 麻城“敬思堂”修《熊氏宗谱》附卷中，有一篇第十九世裔熊其田撰写的《初分四房入谱序》，全文如下:

应乾公一支，前此未曾载入。于道光四年，其后裔云汉执意纸来畈查实。维时秋河公细阅，信为一本，准与同祀。丁未岁，全有续刊宗谱之议。其田亲至其家，出其老约粮券。自万历以及乾隆，校对两日，支派毫发不讹。云汉之弟全汉向其田云:“先世历代客蜀，或数十年一归，或数年一归。家中所藏老约券，析爨离居，未至遗失，皆其母罗孺人收藏筐筒之力也。”呜呼! 有本而枝自茂，有源而流自长。全汉弟兄皆生意中人，能于归蜀之暇，追忆祖先。而其母又能谨守约券，为之征信。直其子姓蕃衍，方兴未艾也!兹于编派后聊志颠末于左。

接着又有熊云汉之弟熊全汉撰写的《应乾公后裔序》，中言:

我始祖易甫公自南昌迁麻邑治西二里橙林，后迁白田畈。迨七世我祖松轩公弟兄四人时，已分为“初分四房”。至十世应乾公迁莺山畈，置田产二石三斗，又自莺山畈至走马岗区，二处居住。殁后葬莺山畈，至今有墓在焉。应乾公之曾孙正卿公，将祖遗莺山畈田产付婿吴以康照管，来走马岗区落业。正卿公子志高公，于康熙二十八年，见应乾公坟侧有戴姓开窑场伤坟。控县，县主押令平窑。至康熙五十二年，戴又于坟后开塘。志高公远贸归家祭扫，得知，复与戴姓结讼，遗有呈稿、契约可凭。志高公之子士贵公，生四子，长启章、次启明、三启遂、四启元，同往川贸易，或十余年一归，或数十年一归。近代祖墓祭扫疏阔，遑问远代乎?

白田畈根源之地，先年建祠、置产、修谱未及查入应乾公枝，实后人外贸遗失之罪。道光四年全兄云汉归家，执意纸往白田畈寻查。会户房秋河公、古亭公，云“一时亲枝虽难确订，而实系同族无疑。”自此连年入祠祭祀。道光八年，全仍执意纸稽考，犹疑为大房恭轩公之后。道光二十年，族有修谱之议。大房其田公来家采访。全出先慈罗孺人素贮竹箱内契约，与其田公一一细阅。契载有祖父名目，又载历代国号。按次核对支派，毫厘不差，始信为初分四房后裔无讹。于是帮资上谱，自应乾公一推而上之，至于始祖，自始祖率而下之，以至孙、曾。而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之说益信。

全因之有感矣:后世子孙，不可不读书，不可不理财! 如白田畈祖祠、莺山畈祖墓，向俱盲然，莫识其处。非读书识字，何能执遗据以证其所在乎? 非货财少有，何能出微资以拓其茔兆乎? 今一一查清，登之于谱，以示根源之地，虽百世不能忘云!

这又是一个寻根成功的典型案例。时间为道光四年(1824)，比周元位晚了八年。这个因贸易四川、经商成功的家族，不仅有多次来麻城确认祖籍的经济实力，而且还能将自己一支族众“帮资入谱”，正如熊汉全所感叹的“后世子孙，不可不读书，不可不理财!……非读书识字，何能执遗据以证其所在乎? 非货财少有，何能出微资以拓其茔兆乎?”

时至今日，经济实力仍然是寻根问祖的主要基础和条件。

19 世纪德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人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这就是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较高，作为家庭来说则表明收入较低，作为国家来说则表明该国较穷。反之，恩格尔系数较低，作为家庭来说则表明收入较高，作为国家来说则表明该国较富裕。

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 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裕;20%以下为极其富裕。按此划分标准，20世纪90年代，恩格尔系数在20%以下的只有美国，达到16%;欧洲、日本、加拿大，一般在20%—30%之间，是富裕状态。东欧国家，一般在30%—40%之间，相对富裕，剩下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分布在小康。

1978 年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68%，城镇家庭约59%，平均计算超过60%，中国是贫困国家，温饱还没有解决。当时中国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达两亿四千八百万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农村家庭、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都不断下降。到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46%，城镇居民家庭约37%，加权平均约40%。到2009年，中国农村、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40%以下，就是说已经达到小康状态。

涉及湖广填川移民运动的六省市，都地处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属于欠发达地区。但上表所显示的恩格尔综合系数，除陕西省达到相对富裕水平外，其余五省市均略高于40%，表明都已进入了小康阶段。

恩格尔系数既然说明了在人民群众的家庭生活中，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只占很小一部分，那么，反过来就说明，家庭消费中的大分支出是用于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的。而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一项，当然就是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

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社会的发展，并非整齐划一，就每一个个体来说，自然都有着本身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比如，清嘉庆年间，四川安岳县进士周元位就来麻城寻根问祖，并且成功地对接了家谱。还有麻城熊正卿，在四川金堂县经商落籍。其六世孙熊云汉于嘉庆年间回麻城寻根祭祖。这两个案例都是从麻城家谱资料中发现的。从时间上看，比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要早将近两百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因为对于他们两人来说，一个考中进士，成为朝廷官员，一个经商致富，都能比一般人更早地进入人类需求的第三个层次，拥有寻根问祖的经济实力。

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对移民历史和寻根问祖现象的研究，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人类心理和精神层面最广泛的基本需求。

三、关注文化民生需求，构建和谐精神家园

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 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要以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利。”

在报告中，总书记胡锦涛不仅把“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而且还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专门论述。他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他要求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利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在这里，胡锦涛提出了“人民基本文化权利”的保障问题。我的理解，要保障好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文化民生建设。

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计。文化民生，是指文化层面上的人民生计。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民生不仅包括人们在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需求，还包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期待。文化民生作为公民的“文化生存”条件，既包括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也包括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民的精神生命所在，是当今社会的精神支柱。文化权利包括:文化消费权、文化创造权、文化选择权、文化传播权、文化批评权，等等。而文化消费权是基础和关键，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关注民生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和社会共识。在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践中，关注民生的聚焦点不能忽视文化民生。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连生同志在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发言时说得好“如果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就学是民生之基，就医是民生之急，社保是民生之盾，那么，文化则是民生之魂。”

马斯洛先生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中还有一个这样的结论: 人只要任何一个基本需求受到挫折就可以把它想象为病人。一个健康者根本上就是受其发展和实现自己最充分的潜力和能力的需要促动的。如果一个人活跃的、长期的具有任何其他意义的基本需要，那么他简直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就像他突然显现出一种强烈的缺盐症或缺钙症一样，他肯定有病。如果我们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病态”一词，我们还必须公正地正视人与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此，马斯洛定义了一个明确含义: 既然一个基本需求受挫折的人应该被看做病人，而且这种基本需求的挫折完全由这个人之外的力量造成，那么，这个人的疾病完全源于这个社会的某种疾病。因此，我们就该这样给良好或健康的社会下定义:它通过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来允许人的最高意图出现。

这个结论给我们的警示，是否更能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意义?

据统计，在近几年麻城移民后裔的寻根实践中，真正能够取得成功的不到30%。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寻根者资料和知识不足。寻根问祖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始祖的名字，二是迁川的年代，三是祖籍地名。我们称这三个条件为“寻根三要素”，其中尤以始祖名字最为重要。如李鹏委员长，家谱记载始祖名叫“李朝翰，字佚”。通过查阅麻城《李氏族谱》，其第十世有“李浩，字朝翰。公适四川，葬无考”的记载，就能确定是同一个人。但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寻根者，由于数百年家谱失修，对祖先的事迹已经失却记忆。先人的事迹，只有模模糊糊的口耳相传，根本就无法弄清迁川始祖的名字。如李世取先生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同时，文化知识不足，不少人根本就看不懂家谱，难以确定我们所说的“三要素”，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另外还有一种情况，由于寻根者经验不足，寻根时没有携带家谱资料。结果在家谱对接过程中，仅靠不准确的记忆和猜测，影响了寻根的成功率。

第二，祖籍地缺乏专业性的人文关怀。长期以来，寻根成功率极低，除了寻根者本身的资料和知识不足以外，祖籍地人文关怀的缺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2005年之前，麻城人中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孝感乡的人极少，往往将寻根者指到邻近的“孝感县”。如上述案例之三，熊姓寻根者们“一路风尘仆仆，跋山涉水，二十天中，走访了十余市 (地)、县、镇，开座谈会十余次”的情况。二是寻根者都是通过向诸如政府、民政、方志办等他们认为有关的部门写信联系，或者在同一姓氏间盲目寻找，而所联系的单位和个人往往并不具备相关知识。因而使寻根缺乏专业性的指导，犹如大海捞针。三是祖籍地不少家族内具备移民历史常识的人极少，甚至连能够看懂家谱的人都难以找到，无法为寻根者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使寻根者满怀希望而来，惆怅失落而去。

事实上，四省一市民众的寻根愿望虽然十分强烈，但长期以来，由于时空距离(上千里的路程、数百年的历史)的阻隔，加上文化素养的障碍〈族谱难懂、历史无知)，使得他们的成功率极低，大约不到 30%。因此，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各级政府有所作为的时候。我们应该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热切愿望”。更何况，满足人民群众的寻根意愿，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毫无抵触，甚至会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助推剂。

四、移民文化研究成果比其他研究成果，能更快、更有效地转化为市场产品

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都有着诸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比起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来说，其不确定性更大。这一点，不仅为学界所熟知，而且早就是社科学术界的难言之隐。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情况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因此，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移民文化研究成果比起其他研究成果来，能更快、更有效地转化为市场产品。

第一，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随后，我国文化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7630亿元，比 2004 年增加了4190亿元 ; 文化产业增加值相当于同期GDP的2.43%，比2004年提高了近0.3个百分点。2010年7月23日，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由此拉开了加快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

第二，人民群众的关注度和参与欲，决定了成果转化的市场基础。众所周知，市场产品需要广泛而又稳固的市场基础。移民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学术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越是深入，其与一般民众的距离就会越发遥远。这一点，是与学术研究的专业性、复杂性相一致的。而市场是什么?市场是指为了买卖某些商品而与其他厂商和个人相联系的一群厂商和个人。市场的规模即市场的大小是购买者的人数。因此，对于学术研究成果而言，民众对其产生的兴趣、爱好和享受的欲望，就是其转化为市场产品的最强大动力。具有这种兴趣、爱好和欲望的人越多，这种转化就越是相对容易、越具有生命力。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上述内容描述为“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规律”，即越是与民众关系密切的学术研究成果，越容易转化为市场产品。在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逐渐走入象牙塔，难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的今天，移民文化研究走向市场享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第三，湖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的启动，为鄂东移民发源地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

第四，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移民文化的产业化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五，三位一体的交通，为大规模寻根旅游创造了便利条件。即将通车的麻(城)竹(溪)高速公路和沪蓉快速铁路，将使旅途时间缩短一半以上; 从重庆乘机至武汉天河机场，只需两个小时，然后经麻武高速至麻城只需一个小时。

第六，川渝移民后裔中企业家强烈的投资意愿，为祖籍地政府高度关注和重视。

第七，较多移民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现和发掘，为寻根旅游充实了丰富的内容。这些移民遗址包括:孝感乡历史真实性的确定、孝感乡所辖范围的考定、 孝感乡都(鼓楼办事处沈家庄村)的发现、高岸河古移民码头的确定，以及川渝移民家谱所载一些原籍地名的相继发现，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涉及现居地和祖籍地的民风民俗、民歌民谣、戏曲声腔、宗教信仰、古建筑风格以及移民传说等各个方面。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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