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唐至清,麻城在科举方面写下了绚烂的一页。据史料记载,麻城文武举人有791人,文武进士192人。尤其是明朝一代,全国开科取士24814人,湖北8府61县共中进士1009人,黄州府9县共中进士393人,而麻城一县就中进士134人,分别占湖北和黄州府的13.3%和34%,其中,8人官居一品。10人载入《明史》,举人中的突出者53人,可谓冠盖荆楚,名满海内。
麻城虽地处中原,但在古代却关山闭塞,加上战乱频繁,以致黎民生活穷困。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什么科甲还能灿若繁星、声名远播,笔者如同大多数研究麻城历史文化的学者一样,长期对此迷惑不解。近几年来,通过对地方志和相关史料的系统阅读钻研,对个中缘由有个初步破解,现与读者共同探讨,并就教於方家。
首先,“山阳《礼记》 ,麻城《春秋》”是麻城文风蔚起的“先师”。《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孔子曾经为此做过修订,也是儒家经典之一。它记载了鲁国从隐公元年(前722)到哀公十四年(前481)两百多年间的诸侯攻伐、器会、篡弑及祭祀礼俗、日食等重大历史,由于文字简练、内容丰富,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书,故在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颇受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和重视,自隋至清,《春秋》作为礼义经史的范本被列为开科必考的内容之一。正因如此,麻城古代研究《春秋》的名家很多,著述更是汗牛充栋,以致传授《麟经》的名师辈出,由《明经》科入仕的人不胜枚举。
“山阳《礼记》,麻城《春秋》”之谚出自明朝,传于后世,但此语究竟出自何人之口,现无从考证,不得而知。而它反映麻城研究《春秋》的人才很多,成果颇丰,其影响巨大却是事实。这在史料中亦可得到证明。《麻城县志》(民国二十四年版)就有这样的记载:“明代邑人捷春秋闱者,多以《麟经》显外省。有不远千里来麻就益者,巴县刘尚书春兄弟,均学于麻,以春秋起家。他如重庆刘成穆、浙江吴云、四川张大用辈,均随父祖来麻受经,卒魁乡榜、捷南宫焉。江西安福县相传得麻城《麟经》诀,李惠时述其事云:‘人称山阳《礼记》,麻城《春秋》,言冠海内人文也……’”
综上所述,这就不难理解,古代麻城士子为什么特别钟情於《春秋》的缘故了。从麻城明代科举表中很容易查到古代麻城仅以明经科入仕而著称的就有:吴山、喻文伟、李宁、杨敬、钟亮、蒋辅、李鼐、夏均辅、邓林、桂南、董应轸等人。通过进一步研究他们的传记和著作,我们更能清晰地窥视到他们确是精通《春秋》的名家,他们的声名在海内广为传播,也让“麻城《春秋》”之名不胫而走。
麻城名家研究《春秋》,不但自身受益,而且受益者衍生再衍生,并演绎了不少传奇故事。这里仅举一例。明人李惠时在《麻城县志》中记载了一则外籍士子来麻城学习《春秋》的趣事,这段趣事是这样描述的:“成化时,有鲍先生名时者,变衣冠姓名游麻,闻一僧舍有传《春秋》者,投身于僧为司灶。每先生讲经,时辄手茶一壶,遍送诸生,因得偶闻之。数月而毕,众悉归,先生尚留。以鲍司灶久入其寝处,密觇之,见几上置有《春秋》文,迓曰:‘此必盗传经者也!’鲍适至,张皇失措。先生曰:‘幸吾一人在。若诸生见之,子无归路矣!尚有口诀传尔,可速去。’鲍还安福,传其学,门下士有中解元会魁而官至祭酒者。厥后,又传于彭文恪公,为状元宰相云。”可见,“麻城《春秋》”不但实至名归,而且泽惠天涯。这就不难理解麻城在明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才子科甲高中了。
其次,“穷莫丢书,富莫丢猪”是麻城科甲出彩的世言名格。麻城虽偏居一隅,地理自然环境并不优越,但这里自古就有望子成龙、以仕兴家的民风,人们并不因为是农耕文明时代就将自己及子孙后代局限於田地之间,囚禁于囹圄之屋,而是将“惟读惟耕”、“劝读劝耕”作为家族发迹的立世名言写进族谱,传於子孙。正是由於这种立世哲学,成就了麻城科举文化的繁荣。明代麻城刘氏、周氏、梅氏、李氏、邹氏、董氏、赵氏、熊氏八大望族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如素称“西陵望族”的麻城周氏家族,在明朝一代,人文蔚起,乡试有42人中举,会试15人中进士。然而,他们的祖辈周受六、周受七兄弟迁来麻城之初,因兄弟离散,孤苦伶仃,不得不寄人篱下,甚至过继他门,更换姓氏,以求生存发展。如周受六的后裔就曾经过继宋氏,后来有位姓宋名兑者在景泰七年乡试中举,这才依据大明的律法,通过申报批准再改回周姓。周兑中举入仕后,官至知州,周家由此发迹。致仕归乡后的周兑就在麻城邑城附近兴建了“龙溪书院”,招收本族子弟入读,他们这支号称“蕨淡山周”的家族后孙不负先人所望,产生了周鉴、周思九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还有明天顺七年,被英宗朱祁镇赐匾题为“荆湖鼎族”的麻城锁口河刘氏,其先世刘梦、刘庆兄弟,他们在元末战乱中逃散。弟弟刘庆逃到麻城东山,入赘黄姓更名黄庆。后来依靠勤扒苦做,家族振兴,遂更回本姓“刘”。至今麻城东山还保留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刘庆冲”。兄长刘梦则在洪武初年因护乡建功,以人才举为福建漳州知州,麻城锁口刘氏自此步入望族之列。全族共有文武进士14人。其中,刘从政为洪武开甲,是明代麻城第一位进士,刘天和是明代麻城官职最高的官员,刘守有则是朝廷御林军首领。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文武世家,刘守有之子刘承禧高中武状元,写下了父子同辉的一页。
再有被称为“豢龙世胄”的麻城董氏家族,来自江西。因先世有往中原贸易者久未归乡,其子便与母亲一道千里寻父寻夫,最后流落麻城,在孝感乡居住定籍。到了明宣德七年,族子董应轸在乡试中高中解元,历官郑州学博、福建提学佥事、广西参议。天顺年间因平蛮有功而蜚声朝野。自此以后,董氏家族上进一发不可收,先后有13人中举,5人中进士,继周、刘之后成为麻城又一个科甲望族。
还有号称“司马世家”的“七里岗梅”氏,梅国桢、梅之焕、梅国楼都是朝中重臣,有文官亦有武将,其中梅国桢、梅之焕被列入名臣,载入《明史》。
除此之外,“庐陵裔绪”的“坝上李”氏、“八里畈邹”氏、“红石桥喻”氏、“白田畈熊”氏、“三角山耿”氏、“香山赵”氏、“白杲阮”氏、“虎头司郑”氏、“五脑山毛”氏、“新店彭”氏、“古城畈曾”氏、“白水畈田”氏等等家族,无一不是通过勤耕苦读,逐步积累起大量财富,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而兴旺起来的。
第三,“崇文重教、好学为儒”是麻城人才辈出的源泉。麻城人自古都把读书作为获取功名、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径而不懈追求,并为此尽可能给读书人创造必要条件。早在宋代,麻城就兴建了“学宫”,“学宫”为官办,招收名额有限,但它毕竟为部分读书人提供了就读场所,这应该算是麻城兴学的开端。然而,仅靠一个“学宫”是远远满足不了众多有志之士求学需要的,为此,许多率先兴起的官宦之家在本族捐资建起书院,这在明清两代尤为显著,明朝有天顺年间周兑建的龙溪书院,弘治年间熊经建的东溪书院、董朴建的白杲书院,嘉靖年间由知县陈子文为隐士毛凤起建的道峰书院、周思久建的辅仁书院、毛凤韶建的明德书院、刘天和建的白云书院、耿定向建的天台书院,天启年间黄(冈)、麻(城)两道官民共建的回车书院、崇祯年间知县蒋煜建的经正书院;清代有雍正年间知县李作室建的养蒙书院,道光年间罗公望建的培风书院。加上北宋县令张毅建的万松书院,这些书院不仅为本族子孙提供了学习之所,同时也惠及寒门子弟。特别是明朝龙潭湖边的芝佛书院,邀李贽讲学十六年,使其成为当时海内学术中心,“公安三袁”数次往来麻城,通俗小说家、戏曲家冯梦龙两次来麻城讲授《春秋》,还有徐渭、罗近溪、汤显祖、王世贞、钱谦益、袁枚等许多高官名儒、饱学之士频繁来访,把学术水准推向顶峰。也让诸多麻城学子从中得到名儒大家的指点和教益。一些家族为了让子孙上得起学,他们还拿出学田捐助贫困子弟读书。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习氛围,也激励了麻城读书人奋发读书。他们挑灯夜战、苦守寒窗、孜孜不倦地吸收和积累知识。麻城董氏家族的董朴,自小并不十分聪明,十二岁才能对对,十六七岁才能写文章,但他就是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通过十年的努力,终于达到日诵数万言,一过目就能终身不忘,诸子百家烂熟於心的程度,后在乡试、会试中都一举通过,官至重庆知府。董朴只是诸多读书人中一个勤奋的典范、一个缩影。凡是功成名就的志士哪个没有寒窗苦读的经历。这些通过苦读步入仕途的读书人,要么成为朝中重臣、地方大员,要么成为社会名儒、学术大家。而大多数志士则是二者兼而有之。为官,功勋卓著,被民称颂;为文,精彩极致,著述颇丰。仅就明清两代,放下中举人、中进士和官职不说,单就著作而言,“经史子集”无一不有。如“经”类,明进士彭好古著《易钥》五卷(见《明史•艺文志》,明举人刘承烈著《易学就正》十卷(见旧《志》)、梅之熉著《春秋因是》三十卷(见《四库》书目);清进士甘学洵著《四书解语》四卷(见《采访新增》),清举人熊调鼎著《经古文改释》(见《采访新增》)、王楠著《周易本义补遗》等等。“史”类则有:明进士刘天和著《钟志》(见《四库》书目)、《问水集》、《惠湖大纪》、《关隘奏议》、《安夏录》(见旧《志》)、周宏禴著《代州志》二卷(见《明史•艺文志》)、刘侗著《名物考》十卷、《帝京景物略》八卷(以上均见《四库》书目),明举人王兆云著《明词林人物考》十二卷(见《四库》书目);清举人周维秬著《鉴略》(见《府志》)、邹知新著《麻城县纪略》十四卷(见《采访新增》)等等。“子”类,有明进士周宏祖著《内外篇》二卷(见《四库》书目),明举人毛凤起著《心学图》(见《采访新增》);清进士胡跃龙著《时术遗篇》三卷(见《采访新增》),清举人李之素著《荐务辑要》二十二卷(见《采访新增》)等等。上述这些仅仅是著述中的一个代表,而实际则远不止这些,这里不一一列举。“集”类,则更加丰富,几乎所有的科举名士都留下了自己的著作。总之,麻城明清两代文人在我国历史文坛上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留下了不匪的名篇。
这就是麻城的科举文化。因而,笔者在收笔之时,悟出了这样一个哲理:读书,永远是人的精之所至,亦永远是人的神之必然。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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