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多民族省份，除汉族外，有彝、藏、羌、土家、苗、回、僳僳、纳西、蒙古、满、布依、傣、壮、白族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川西北高原、川西南山区以及川东南山区。自古以来，每一次大规模移民运动，都促进了四川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发展。多民族移居巴蜀，带来民族文化的精髓，使巴蜀地区成为多民族文化并存和交流融合的天然“走廊”。古代巴蜀文化的形成，是以蜀族和巴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并存的产物；古巴蜀文化的发展，主要受到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的影响，秦并巴蜀之后，巴蜀地区成为西南地区文化发展中心，也成为汉文化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心；汉代以后，随着少数民族移民迁居四川，形成多民族文化并存，百花争艳，姹紫嫣红的格局。四川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信仰，形成了绚丽多姿的民族艺术。多民族并存，和睦相处，构成了四川多民族文化水乳交融，丰富多彩的鲜明特征。

本文拟从巴蜀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讨论移民入川对四川地区多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 .     

古代移民的频繁发生，造就了巴蜀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悠久历史。

远古时期，迁徙是各民族生存的主要形式，外族对本土氏族的入侵，以战争的胜负决定土地的得失，在新的地方定居下来的民族，是早期移民的主体。蜀王国和巴王国，就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无数次移民运动的撞击建立的国家，也形成了巴蜀文化具有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显著特征。

历史文献上记载的关于巴、蜀族源的神话传说，可以被看做是远古时期与巴蜀移民相关联的艺术形式。其中有许多神话和历史传说故事，如古蜀族关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王朝的传说；古巴族的“廪君种”、“三巴”之说等等，都留下了考察、探索巴蜀起源以及族属关系的信息，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

秦并巴蜀以前，巴蜀文化不属于华夏文化系统，但是在史料中却留下许多关于中原移民巴蜀的传说故事，比如《世本》，“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也”，《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时代已与蜀联姻：“黄帝居轩辑之丘，而取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取蜀山氏女，曰昌仆。”《史记》等记载“禹生石纽”，“兴于西羌”的传说；《华阳国志》、《吕氏春秋》等记载“禹治水，命州巴蜀”；“禹取于涂山”，“生子启”；三过家门而不入，女乃作歌“侯人兮，倚”，是为南音之始的传说；还有商汤灭夏桀，斩其卫士耕，“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山海经·大荒西经》)等中原移民巴、蜀族的传说。这些传说故事，反映出远古时期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已有密切的接触。

远古时期，巴蜀地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以氐羌族系和越濮族系的影响最深，他们有着许多相同的传说故事。比如关于起源的神话故事中，彝族有汉、彝、藏三兄弟创世的传说；苗族有汉、彝、苗三兄弟创世神话，都以三兄弟创世为题材。英雄神话中，汉、藏、羌、苗、土家等民族，都流传英雄射日的故事，只不过太阳的个数不尽相同，有六、九、十二日等说法。《山海经》是记载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的百科全书，又是“小说之最古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了大量神话传说故事。其中关于远古时期巴蜀文化的记载，主要见于《五藏山经》，蒙文通先生认为：其中“所记‘天下之中’，包括了古豫、荆二州的西部、南部和梁州地区”，又指出：“不仅是以巴、蜀、荆、楚为‘天下之中’，当属南方文化系统，而且以详记岷江中上游，更可能是属于西南地区的巴蜀文化了。”鲁迅先生认为《山海经》是“古之巫书”。许多学者对其中的神化故事作了梳理，并于考察巴、蜀与其比邻的古族关系联系起来，也是从人类学方面，研究远古时期移民对文化变迁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考古文化见证了秦并巴蜀以前，移民对巴蜀文化的影响，主要受到中原文化、秦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

考古文化是研究史前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秦灭巴蜀以前，见于中原地区正统文献记载的巴蜀文化资料非常少，考古文化的作用就更显得重要。20世纪以来，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大批墓葬和遗物，提供了远古时期民族迁徙的遗迹，以及独特的文化现象。

三星堆——金沙文化遗址的发现，揭示了晚商一商周之际，已具有比较成熟的祭祀礼仪制度的古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出土的大批陶器、玉器、青铜器、金器，显示出古蜀国文化与汉水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民族文化的异同，传递出中原文化、良诸文化、齐家文化等不同类型的考古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三星堆——金沙遗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青铜塑像群、金杖、太阳神鸟金箔为代表的豪华“人工制品”，震撼世界，正如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像三星堆以及巴蜀文化这样的发现，应该和历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等一样，列入世界考古的史册。”三星堆——金沙文化遗址，是古代巴蜀文化积淀构成的辉煌成果，至今依然有许多问题，值得人们去探索。

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地区成为秦楚争夺的战略要地，战争中带来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在考古遗址和历史文献中，都留下印记。其中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秦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交流融合，成为这一历史阶段巴蜀移民文化变革的重要特征。

1992年，茂县牟托战国石棺葬1号墓和陪葬坑中，出土大批器物，其中青铜礼器、乐器、和部分兵器，均是按照中原地区商周至春秋时期的同类器物所仿制，而器物上的文饰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是战争造成的中原文化向巴蜀民族地区渗透的实例。1964年-1965年，成都百花潭中学第10号战国墓出土金银嵌错乐舞图案，上有流行于周代的“钟磐之乐”以及弓弦舞等图像，是这一时期周代礼乐文化在巴蜀地区传播和积淀下来的珍贵遗存。

1980年，四川青川县赫家坪秦昭王时期墓葬出土《为田律》木牍，详载阡陌制度，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昭王四年(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5年)，初为田开阡陌”可知秦制已在四川推行。

1980年，新都战国土坑木椁墓出土刻有楚姓“邵”铭文的铜鼎，鼎为楚器；另出土铜印一枚，纹饰为乐器铎(钟)，等“巴蜀图语”。同时出土5件组合编钟一组。结合文献考证，这座墓葬可能是开明九世一十一世中的一个蜀王。1982年蒲江战国土坑墓又出土一件文饰大体相同的铜印章，墓葬和其他器物也相同。这两座墓葬，揭示了战国中期楚国向蜀国移民，带来的文化交融和重构。

汉刘向《新序·杂事》记载：“客有歌于郢中者，起始日《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陵》、《采薇》，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引商刻角，杂以流徵，不过数人；是其曲弥高者，其和弥寡。”梁萧统《文选》录《宋玉对楚王问》，记事略有差异。事发战国后期，秦破楚都郢前后，飞巴人讴歌传楚，则是巴蜀文化与楚文化双向互动，相互影响，水乳交融的生动纪实。

三.

汉代以来少数民族移民四川，形成多民族文化并存，百花争艳，姥紫嫣红的格局。

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集聚的省份，历史上重大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形成了巴蜀文化在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流融合中的特殊地位。少数民族迁入巴蜀，与汉文化并存;巴蜀移民外迁少数民族地区，又传播了先进的汉文化。经过各民族文化的多次碰撞，丰富了巴蜀文化的种类和形式，培育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嫁接的“奇葩”多民族文化并存，百花争艳，姹紫嫣红的格局，巴蜀地区也成为中原文化与西南边陲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枢纽。

中原文化在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广泛传播。汉武帝开西南夷以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接受和融人中原文化，得到快速发展，石棺葬和大石墓文化，就是珍贵的历史见证，也成为巴蜀地区特有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石棺葬文化于1951年由冯汉骥先生首次提出。因其用石板砌成棺室，故得名。墓葬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及其支流地区，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流域以及云南西北地区也有发现。它的主要文化特征是石棺结构有盖无底，墓主遗体和殉葬品直接置于土底上陪葬的典型器物主要有，陶器中的双耳陶罐、金属器中的铜柄铁剑，偏晚的遗物中还出土了西汉的半两钱。年代上起自战国初期，下可延至东汉前期。石棺葬的族属，可能与《史记》、《汉书》所记冉駹有关，据《后汉书·冉·夷传》记载，宣帝(公元前73年)之后，在冉駹夷地区，“六夷七羌九民，各有部落”，《华阳国志·蜀志》则云“其王侯颇知文书”。在茂县出土的器物上，还发现一些文字、符号，有些与汉字颇为相似。在甘孜县、巴塘县、理塘县以及雅安等地也发现石棺葬，它们的文化特征与岷江上游石棺葬十分相似，是否为同一文化，或者是笮都夷属和其他民族的文化遗留。

1976年在昭觉发掘石板墓20座，墓葬以石板铺底，四周竖立石板，而无盖板，与岷江流域有盖元底的墓葬不同，时代在西汉武帝以前，墓主人可能与僚族有关。

还有一类大石墓，用未加工的巨大石块砌成，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安宁河流域及其支流地区，时代从战国至西汉，也有认为可早到春秋时期。关于大石墓的族属问题，有几种不同看法，涉及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濮、僚、越、氐羌以及缯(普迷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秦汉时期考古文化中墓葬的发现和研究，成为研究历史文献中记载巴蜀移民文化史的重要补充，墓葬的结构、葬式、出土器物等，以实物的方式记载了巴蜀文化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形态，特别是少数民族墓葬的发现对于研究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有着重要价值。秦汉时期的巴蜀墓葬最为突出的特色是，它生动地记载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以及巴蜀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在一些墓葬中出土的稀有文物，对于各类专门史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除了墓葬文化外，汉代《白狼夷歌》以文字的形式，留下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的记载；据《后汉书·笮都夷传》，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白狼王唐鼓向汉朝称臣，献《白狼夷歌》，经犍为郡掾田恭译成汉文，原文及汉字译音保留在《后汉书·窄都夷传》中，颂歌三章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表达对汉朝归顺之义。《白狼夷歌》是两汉时期少数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作，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史诗、民歌中，也保留着各个民族与汉朝交好的历史。

西域文化传入巴蜀，是汉代巴蜀移民文化的新特征。据《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时期西域乐舞、幻术等杂技传入我国。四川出土汉代画像砖、石上留下了许多珍贵图像。2002年，中江塔子梁东汉壁画崖墓群出土，它是我国发现的第一座彩绘壁画崖墓，壁画中有五个男性“胡人舞蹈图”，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胡人舞蹈的图像。胡人高鼻深目，络腮胡须，头带尖顶小帽，联袂踏舞。

鼓吹乐是汉初从西域传入的一种音乐形式，最突出的的特点是骑在马上奏乐，作为帝王出行的仪仗乐或是军乐。汉代鼓吹乐的图像在四川发现四幅，1952年成都出土两件鼓吹乐画像砖、均为六人骑马奏乐。新都出土两件鼓吹乐画像砖，其中上有胡人骑在骆驼上，双手执槌，击奏建鼓图像，全国仅此藏品，弥足珍贵。百戏是汉代出现的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技艺精湛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如杂技、魔术、幻术等，有的来自西域，有的来自民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汉书西域传》中还记有漫衍鱼龙、角抵之戏的表演。漫衍鱼龙，是指戴着面具表演，也就是现代的假面舞，汉代叫“象人”。有的表演有故事情节，称为角抵戏，已具有戏曲的元素。戏中有人扮兽象的，就叫“象人奇戏”，也见于四川画像石刻。

两晋以降，僚人入蜀，对巴蜀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僚人入蜀，是四川历史上少数民族迁徙最大的一次移民，僚人原居贵州、云南等未开化之地，先后入蜀，遍布四川各地，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晋之犍为巴西二郡。僚人在巴蜀接受汉文化影响，大部分融入汉族、也有一部分与其他民族融合。僚人入蜀，带来了原族属民俗文化，并逐渐与汉族文化融合，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文化，丰富了巴蜀文化种类。“僚布”或“斑布”是一种织成花纹的细麻布，唐代曾经列为贡品。川南地区遗存许多“悬棺葬”，是聚散在这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墓葬，泸州夷僚葬俗“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岩穴”(《太平寰宇记》)。叙南土僚葬俗“人死则双棺木盛之，置之千仞巅岩之上，以先堕为吉”（《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僚人信奉“竹王”，有祭祀竹王的传统，入川以后，在各地建立竹王祠，成为巴蜀“竹文化”的一个特征，也是寺庙文化的一种形式。铜鼓文化是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在“祭祀”或“诅盟”等重大仪式中，以铜鼓击乐，表达神圣的文化内涵，铜鼓本身被作为神物，铜鼓发出的声音，可以与神、祖沟通，祈求福佑。四川现藏上百件铜鼓，有各种类型，从汉代至宋清代器物都有，主要出土于泸州、宜宾、达川等地区，是僚人主要移居地区。宋《太平寰宇记》中比较详细记载了耶、雅、泸、渝、达等地区流行的铜鼓文化，如渝州僚“唯坎铜鼓”，“群聚鼓之”，“以为音节”；“邛、淮之夷僚……，击鼓以祈祷”；泸州“其夷僚……，著斑布，击铜鼓，弄鞘刀”等。这些地区还常以铜鼓作地名，如“铜鼓山”、“铜鼓镇”、“铜鼓滩”等称谓。唐宋诗词、明清笔记小说中也有许多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铜鼓文化的记载。这一地区现在还保留着带“清商音”的民歌，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种比较特殊的调式结构，是濮僚等古代少数民族音乐的遗存。

四.

唐、五代至宋元时期，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南诏、西域艺术以及藏、彝等少数民族艺术，在巴蜀艺术中积淀下来。

唐代，分布在川滇边境的南诏，屡屡与唐朝交战，才频繁进入相邻的西南地区，由此也形成文化的不断交流。据《新唐书(二二二下)·南蛮传》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成都开办一所学校，吸收南诏等“群蛮”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教成之后离开，不断招收学员，培训人数达千人。韦皋还派工匠到南诏教他们制造甲弩，向南诏等民族输入先进文化。《新唐书(十二)·礼乐志》记载，贞元年间，南诏派遣使臣向韦皋送“言预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用音乐舞蹈表演大型人字舞蹈，排列成“南诏奉圣乐”几个大字。该舞送到长安后，德宗亲自观看。还对该舞的表演形式、内容等作了详细记载。

唐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攻陷成都外廓，掠夺人口，有“杂剧丈夫”二人《新唐书》(一八○)·《李德裕传》，“有子女、工巧百万，引而南”(《新唐书》(二二二下)•《南诏传》)自后南诏的纺织业、手工业都有发展，文化艺术也受到浸染。前蜀王建墓永陵“24伎乐石刻”，是目前发现保存最完整的隋唐宫廷乐舞的图像。隋唐时期，在宫廷宴会、朝服、祝寿等各种礼仪中的乐舞，统称为“燕乐”或“宴乐”，隋“七部乐”、唐“九部乐”、“十部乐”，除“清商乐”为中原传统音乐，唐又将新创音乐称“燕乐”外，主要是各民族音乐构成，“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旧唐书·音乐志》)。“西凉乐”和“龟兹乐”都是来自西域的乐舞，其他还有来自高丽等民族的乐舞。当唐末至五代混乱时期，文化和艺术遭到破坏之时，隋唐时期宫廷乐舞在四川沉淀下来，少数民族乐舞为巴蜀文化增添了光彩。“24伎乐石刻”上的乐器横笛、觱篥、琵琶、箜篌、贝、叶、拍板、铜钹、正鼓、和鼓、羯鼓、齐鼓、毛员鼓、答蜡鼓、鸡娄鼓的形状，多数为少数民族乐器，也有的可能属于阿拉伯系或印度系的外来乐器。“24伎乐石刻”的重要历史价值，再次证明巴蜀文化具有鲜明的积淀性特征，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特别是在移民外流大潮中，经过筛选的文化艺术精髓(包括民族文化艺术)，被带到巴蜀地区，积淀下来，保存下来。

随着藏族宗教文化的发展，大约从公元五世纪开始，藏族说唱艺术在四川甘孜、阿坝地区开始流传。公元五世纪前，藏族曲种“格萨尔仲”已开始流行；公元七世纪前，“折嘎”从宗教仪式表演，扩大到民间表演；“喇嘛嘛尼”、“嘛尼龚柯”等曲种也逐渐形成、流传于藏族地区，与巴蜀文化并存。在今四川西南地区，彝族文化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四川少数民族文化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其他各少数民族也在定居巴蜀之后，延续着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不断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带来的影响。

元代，随着蒙古族军队攻入四川，一些蒙古人、色目人定居下来，他们的后裔，受到汉族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化的影响，逐渐成为名家学者。在川、滇边境的泸沽湖畔盐源县的蒙古族后裔，至今还保存着家谱和元代传世法器羊皮鼓；在西昌、甘孜、阿坝等地，还保留着元代回族穆斯林建筑的清真寺。

明清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化趋于成熟，在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中，不断互相借鉴，互相影响，繁荣发展。藏族曲艺曲种“亚热阿索”、“百汪扎”、“仲谐”等曲种出现在藏族地区。藏族戏曲剧种“德格藏戏”、“康巴藏戏”、“嘉绒藏戏”等在四川藏族地区广为流行，对川剧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综上，而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少数民族迁徙定居四川，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艺术，形成了巴蜀文化融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为一体的显著特点；而巴蜀地区也成为汉族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枢纽地带。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网

若资料中有纰漏，请留言或电邮9365362@QQ.com，以便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