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郢都定位，是先秦時期長江中游開發層次與楚文化研究中較重要的課題。本文試圖通過近年來新見材料的梳理，提出幾點新的“假說”，供同行討論。

一、郢都探索的進展及問題

  流行說法據《史記•楚世家》認爲楚文王始都郢，石泉先生則依據《世本》、《左傳》和杜預《春秋釋例》中的有關記載，認爲楚武王晚年自丹陽遷郢當更符合歷史實際[1]。新出的清華簡《楚居》篇明確記載了徙居郢者乃武王[2]，使楚武王始都郢更爲可信。無論是自武王還是文王始，楚人于春秋早期都郢，學術界沒有异議。
  關于郢都的具體地望，學術界經過多年的探索，關注點逐漸集中到宜城楚皇城和江陵紀南城之上[3]。

  石泉先生通過對古代文獻的梳理，從吳師入郢的軍行路綫、相關戰場的地望、楚昭王奔隨、秦師救楚、吳人東歸路綫[4]，到郢都附近的水系、相關地名的地望和移動，再結合考古材料，指出楚始都之郢即今宜城楚皇城遺址[5]。
  宜城楚皇城遺址及其周鄰存在一個巨大的東周聚落群，計有東周遺址和墓地80餘處，其中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的有14處之多，更爲重要的是相當多的遺址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文化堆積[6]。如1979年，曾在駱家山遺址發現春秋晚期銅器[7]；1988年，武漢大學考古專業在駱家山和鳳凰山一帶的墓葬中，發掘出土春秋中期的銅禮器[8]；1990年，武漢大學考古專業發掘了楚皇城以西12公里的郭家崗遺址，該遺址面積達120萬平方米，有西周晚期、兩周之際，春秋早、中、晚期，戰國早、中、晚期的堆積[9]。徐少華先生根據楚皇城以西的南漳縣武東鄉東的安樂堰出土的蔡侯朱之缶、宜城朱市鄉出土的蔡大膳夫簠和鼎，認爲春秋楚郢都可能就在附近[10]。與宜城縣緊鄰的南漳縣武安鎮安樂堰東周高級貴族墓地，面積約1.5公里，在約3公里長的山崗上分布有近百座封土堆[11]，據筆者現場考察所見，其中底徑在30米以上的封土堆就有數十座，暗示附近很可能有重要城邑。
  遺憾的是，考古工作者對宜城楚皇城的不同地點進行了多次發掘，確認楚皇城的始建年代爲戰國時期[12]，明顯與楚人始都郢的年代不合。目前要說春秋楚郢都在宜城楚王城附近還是有可能的，但要確定宜城楚王城就是楚始都之郢，似乎證據不足。
  江陵紀南城總面積16平方公里，是目前在楚地範圍內發現的規模最大的東周城址，在城外還發現大量東周時期的相關聚落和墓地[13]，其中不乏楚國貴族墓地，如已發掘的望山墓地[14]、天星觀墓地[15]、包山墓地[16]，以及還沒有發掘的八嶺山墓地、熊家冢墓地、紀山墓地、金牛墓地等[17]。從該聚落群的布局，及中心聚落紀南城的規模、等級來看，江陵紀南城確實符合都城的條件。
  同樣令人沮喪的是，儘管考古工作者對紀南城及周圍的東周墓地做了大量工作，但據研究者對江陵紀南城的地層關係和各單位所出陶器進行的綜合排比，顯示紀南城城墻的始建年代爲戰國中期晚段，使用年代至戰國中晚期之際，而紀南城周圍過去已發掘的楚國高級貴族墓葬，其時代無一例早于戰國中期[18]。
  我們依據考古材料，特別是文物普查所發現的特大東周聚落群的分布情况，鎖定春秋、戰國楚郢都的核心區域，應分別在宜城楚皇城聚落群與江陵紀南城聚落群，紀南城的廢弃年代應爲公元前278年，始建年代還無法最終確定，但可能早于戰國中期晚段[19]。要解决楚郢都具體的地望，還必須依賴新材料的發現，特別是最能說明郢都所在的高級貴族墓和始建于春秋又能證明其爲都城的城址的發現。

二、崇源銅器發現提出的課題

  2007年4月，上海崇源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澳門分部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展示了一批流散的楚國青銅器（以下簡稱爲“崇源銅器”），同年第11期《收藏》雜志上刊載了陳全方、陳馨先生和王輝先生分別撰寫的文章[20]，對這批銅器及其銘文作了詳細介紹和研究。據陳文介紹，這批銅器“計有鼎7件（其中一件在臺灣）、簋8件、鬲7件、壺2件、豆2件、罍1件、匜1件、盤1件，共29件”。多數器物有銘文，其中簋、鬲、豆銘文相同，記載了與秦、楚二國有關的戰爭事件“王命競之定救秦戎”，可以和其它楚器相印證；盤、匜銘文中則出現了楚王名“酓恘”，是其它楚器從來沒有見過的；另有5件升鼎、6件鬲有單字“君”銘。陳文認爲鼎是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之物，其它器物年代則屬春秋早期，楚王名“酓恘”是楚成王熊惲。王文在對銘文考證幷把器物形制、紋飾和其它同類型楚器進行全面比較分析後認爲：“酓恘”爲楚昭王熊珍，“崇源青銅器應是一個整體，幷無早晚之分，其時代爲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而最大可能爲春秋晚期。”
  崇源銅器數量大、有一定的組合關係、大部分銅器鑄有銘文，是近年來楚國青銅器的一次重要發現，因此，材料一經披露即引起學者的熱烈討論。張光裕先生對該群銅器的器形和紋飾進行了系統分析幷對銘文逐一進行了考證，認爲其年代爲春秋晚與戰國早期之間，墓主身份可能爲封君[21]。李學勤先生認爲，“景之定”即平王之子名定，是這些青銅器的作器者，進而推測“景之定”就是《左傳》所記的楚左司馬眅，整個銅器群的年代最接近春秋晚期蔡昭侯申墓的年代[22]。吳鎮烽據該銅器群的形制、紋飾、銘文等方面所表現出的特徵，證明其時代應在春秋晚期後段，盤、匜的作器者楚王酓（熊）就是楚平王熊居，鼎、簋、豆、鬲的作器者競之定是楚國的一位封君，盤、匜是楚平王所賜[23]。最值得注意的是幾位年輕學者提出的新見。宋華强率先指出崇源銅器的時代應該是在戰國早期末段或早中期之交；盤、匜銘文中的楚王酓恘很可能就是楚悼王熊疑；簋、豆、鬲銘文中所言“救秦戎”及“大有功于洛之戎”，跟荊曆鐘銘所記“晋人救戎于楚境”，大概都是悼王九年（公元前393年）之事，與《史記·魏世家》所記魏文侯敗秦于注之事有關[24]。黃鳳春亦認爲楚王酓恘就是楚悼王熊疑，“竟之定”爲人名，器物的年代應爲戰國早期晚段，墓葬幷非楚王墓，墓主所使用的應是上卿之葬制[25]。鄒芙都從古文字學的角度，考證出“”、“疑”、“悼”三字符合先秦時人命名、制謚的原則，據此認爲楚王酓即楚悼王熊疑，又從器物形制、銘文字型風格、器類組合等三個方面對該銅器群進行了分析，得出了均可定在戰國早期偏晚段的結論[26]。
  由前述陳全方、張光裕等學者公開發表的崇源銅器圖片材料，一望而知該銅器群是典型的楚國高級貴族墓隨葬銅禮器組合。東周楚國高級貴族墓多使用兩套奇數正鼎，其中一套爲常禮用鼎，一套爲葬制加等，幷有與鼎相配的兩套相關銅禮器組合，兩套銅禮器之間還有“今式”和“古式”的區分，所謂“古式”即有較强的仿古特徵[27]。崇源銅器的方壺、缶、盤、匜鑄造較爲精緻，可能爲實用器，鼎、簋、鬲、豆鑄造較爲粗糙，紋飾膚淺，其中豆座內可見範芯，可能是專爲下葬而作的明器。據此，知崇源銅器可能亦應有兩套，目前所見組合不全，部分先生可能是依據“古式”器物所反映的早期特點，將其年代定得較早。
  劉彬徽先生將楚系青銅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定爲繁榮階段，戰國中、晚期定爲衰落階段[28]。通觀崇源銅器的總體特徵，體現的是由盛轉衰的過渡階段特徵，器形變化介于曾侯乙墓[29]與天星觀二號墓[30]、包山二號墓[31]、九連墩楚墓[32]之間。例如：升鼎的變化規律是，雙耳較直到外撇，腹身束腰由緊到松，龍形附飾由六個到四個或三個，三足較直到外撇。如此，崇源銅器的升鼎淺腹束腰，四個龍形附飾，三足較直的特點更接近天星觀二號墓所出同類器，雙耳較直的特點又體現出稍早的特徵。方座簋的變化規律是，蓋爲蓮瓣形抓手變化爲環鈕抓手，腹部由圓鼓到扁鼓，附耳較大到較小，方座由矮到高。崇源銅器的方座簋爲環鈕器蓋，腹身圓鼓，附耳較小，方座較高等特徵，應晚于曾侯乙墓而早于天星觀二號墓和九連墩一號墓出土的同類器。鬲的變化規律是，腹身圓鼓到下腹斜內收，襠由弧到近平，足窩由深到淺，足略外撇至較直。崇源銅器的鬲下腹有內收趨勢，襠較平緩，足窩不深，足較直，同樣體現出晚于曾侯乙墓而早于天星觀二號墓和九連墩一號墓出土同類器的特徵。方壺的變化規律是，鑄造由精到粗，紋飾由複雜到簡單，頸內弧到較直，腹圓鼓到修長，方座由較矮略變高。崇源銅器的方壺鑄造較精，頸較直，腹圓鼓，方座較高，應早于九連墩一號墓出土的同類器。缶的變化規律是，蓋頂弧外凸到平頂內凹，腹圓鼓到下腹內收，上腹凸圓餅飾從有到無，附耳由小變大幷略上翹，器底由平底到有圈足。崇源銅器的缶蓋頂略下凹，下腹內收，假圈足，獸形雙耳略上翹，上腹有凸圓餅飾，其特點介于曾侯乙墓與包山二號墓同類器之間。淺盤豆的特點是盤由深到淺，柄由矮到高。崇源銅器豆的特點更接近于九連墩一號墓同類器的特徵。三足盤演變的特點是方形附耳到環鈕耳，蹄足、獸足到扁環足，腹外有紋飾到素面，戰國中期以後多流行無足盤。崇源銅器的三足盤爲扁環足，素面，應是三足盤中年代較晚者。龍形鋬封口流平底匜目前所見最晚的一件爲曾侯乙墓所出，崇源銅器的同型匜龍鋬簡化，器身素面無紋，應略晚于曾侯乙墓同型器。另外，楚系銘文春晚至戰早的特點爲瘦長波曲，戰國早中期之際至戰國中期的特點爲扁平方正型[33]。崇源銅器的盤、匜銘文爲瘦長波曲型，簋、鬲銘文則有扁平方正的特點。由上述比較分析，可知崇源銅器群的年代定在戰國早期晚段是可信的。
  東周時期，沒有證據顯示“君”是封君的專稱，因此崇源銅器諸器銘“君”，幷不能證明其身份爲封君。從春秋末年起楚國率先實行封君制，在對官高爵尊的近親貴族授以封邑的同時，還以食邑地名封以君號，封地有大有小[34]，封君身份也有高下之別，因此封君幷不是嚴格的等級標識[35]。崇源銅器群組合不全，七件升鼎只有五件有“君”銘，另兩件沒有銘文，所以這七件升鼎是否爲一套僅據器形還不能確認。八件方座簋有六件有“君”字銘文，另兩件則各有銘文21字，內容與“救秦戎”有關，且兩器附耳獸首，腹外紋飾色澤均异于前六器，故六件“君”簋應爲一套。七件鬲口沿內側各鑄銘21字，銘文字數及內容完全相同（有兩件銘文順序錯置），可證七件鬲應爲一套。由曾侯乙墓和天星觀二號墓銅禮器組合構成，知升鼎與鬲相配，數目一致，且九鼎配八簋，五鼎配四簋。據此，崇源銅器群應有七件升鼎配六簋、七鬲等一套銅禮器組合，說明墓主所使用的應是上大夫之葬制。
  崇源銅器群的年代爲戰國早期晚段，墓主身份爲上大夫，前述研究者多認爲其有銘盤、匜爲楚王所賜，說明其與楚王關係緊密，因此，其出土地點就顯得尤爲重要。
  據張光裕先生介紹，他是2006年10月得見這批銅器[36]，那麽這批銅器被盜的時間有可能爲2006年上半年。筆者在2007年下半年獲知這一消息後，馬上與湖北省各地市及鄰省的考古同行聯繫，幷親往宜城、南漳、荊門、荊州考察，得知荊門市白玉冢在2006年春節期間被盜，其他地區在2005～2006年間均未見高級貴族墓被盜的迹象。
  白玉冢位于荊門市沙洋縣十里鋪鎮白玉村，是湖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十里鋪東周墓群的組成部分。白玉冢封土堆地面底徑約75米，殘高10米左右[37]，盜洞直徑約1.2米。該墓葬規模僅從地面觀察，遠大于包山二號墓（封土堆底徑54米，殘高5.8米[38]）和九連墩一號墓（封土堆東西殘徑約33.3、南北直徑43.3、殘高5米[39]），又略小于熊家冢一號墓（封土堆底徑殘存76米，殘高4米，墓口東西長68、南北寬68～70米[40]）。由此可見，白玉冢的等級較爲符合上大夫之制，而崇源銅器即有可能自該墓所出。
  如果崇源銅器確爲白玉冢所出，白玉冢又是江陵紀南城東周聚落群高級貴族墓地的組成部分，那麽墓主等級爲上大夫且與楚王關係密切的該墓所出銅器群年代爲戰國早期晚段，就與前述研究者認爲紀南城的始建年代爲戰國中期晚段的觀點有較大的出入。如此就有兩種可能：一是紀南城的始建年代至少爲戰國早期晚段，另一種可能是在紀南城東周聚落群範圍內還有年代更早的城址。

三、蔡橋基址群發現的意義

  2008年，荊州市荊州區文物普查組在進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調查發現了蔡橋臺基遺址群。該台基遺址群位于荊州區馬山鎮蔡橋村，座落在一處自南向北伸入菱角湖的半島形崗地上，遺址中心地理坐標爲北緯30°30'27.6"，東經111°59'00.4"，海拔高程爲49米。台基群西、北分別距菱角湖約300米和800米，東南1000米處爲荊江大堤；東南距楚紀南故城約18公里，西北越菱角湖距東周時期的季家湖古城約10公里。初步發現夯土台基共12座，分布在一南北向的村級公路兩側，大致呈南北中軸綫對稱排列，南北長3.5公里，東西寬2公里，面積約7平方公里。除3、9、11號台基遭到不同程度破壞外，其餘9座台基形狀保存基本完整，平面形狀均爲長方形，方向南偏西10度，大小相近，一般東西長約50米、南北寬約25米，現存高度1米左右。台基均爲夯土築成，夯層清晰，厚10—15厘米。台基頂部比較平整，其上長期耕種旱地農作物。每個台基均采集到東周時期陶器殘片，以紅陶、黑陶爲主，有泥質陶和夾砂陶，器形主要有鬲、盂、盆、罐、豆、紡輪等，口部造型多爲卷沿和折沿，紋飾以間斷中粗繩紋爲主，亦有戳印紋和刀削痕等。從采集陶片的陶系、紋飾、器物造型及組合情况，初步推定其年代爲東周時期，且普遍早于紀南城遺址城墻、宮殿基址出土遺物的年代[41]。
  蔡橋臺基遺址群在調查階段沒有發現城墻、壕溝等遺迹，但如此之多大小相近、方向一致的大型夯土台基，呈南北中軸綫對稱排列，面積達7平方公里，顯然不是普通聚落，而是統一規劃建設的高等級聚落，無論在今後的工作中是否發現城墻、壕溝，都不能否認該台基群已經構成了城的規模。最爲重要的是其時代早于紀南城遺址，其位置又緊鄰沮漳河，不由得不與郢都枝江說[42]相聯繫。
  郢都枝江說源自丹陽枝江說，最早見于唐代[43]，且與秭歸丹陽說緊密相關，而近年的考古工作證明秭歸丹陽說是不能成立的[44]。儘管如此，有關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仍提示我們在探索楚郢都過程中不能忽視該地區的重要性。
  蔡橋臺基遺址群西北距當陽季家湖城址約10公里，季家湖城址的年代早于紀南城而到了春秋中晚期[45]。季家湖城址西部數公里，與江陵馬山隔河相望的沮漳河西岸有枝江青山東周高級貴族墓地，面積達15平方公里，可分爲袁碼頭、大竹園、革新、新建四個墓區，目前仍能見到封土堆的墓葬有20餘座，其中部分墓葬封土堆底徑達50～80米[46]。蔡橋臺基遺址群、季家湖城址、青山墓群，均與沮漳河相去不遠，最爲重要的是，蔡橋臺基遺址群的地理位置，處在季家湖城址與紀南城城址之間，將兩個原以爲不同的聚落群連成了一片，共同構成了一處面積廣大的高等級聚落群，該地區顯然應是東周楚文化的核心區之一。
  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出土竹牘記有“江陵丞敢告地下丞”[47]，江陵高臺18號漢墓出土木牘亦爲同一性質，同一意義的“告地書”[48]，江陵謝家橋1號漢墓又發現“告地書”，其中牘1是西鄉辰向江陵縣丞呈報五大夫昌爲死去的母恚申請徙移地下的報告，牘2是江陵丞虒批准申請幷移交地下丞的記述[49]。這些材料證明今江陵爲西漢南郡江陵縣，同時證明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所指郢都江陵即在今江陵境內，說明考古工作者根據考古材料證明江陵紀南城爲戰國楚郢都是可信的。《左傳》哀公六年：“江、漢、雎、章，楚之望也”，是目前所見最早關于江、漢、沮、漳與楚地相關聯的記載。年代約爲楚悼王年間[50]的葛陵楚墓出土竹簡，簡甲三11、24：“昔我先出自（顓）（頊），宅茲𣳟（沮）、章（漳），台（以）選（徙）䙴（遷）凥（處）”，其中只言及沮、漳；而簡甲三268：“（及）江、灘（漢）、𣳟（沮）、漳，延至於瀤（淮）。是日（就）禱楚𥙝（先）老（童）、祝”[51]，則有江、漢、沮、漳幷稱。說明楚文化的中心有一個轉移過程。先秦時期，長江主泓道較現在更靠北，漢水下游亦有不同分支[52]，不排除當時有部分漢水下游西部分支與江陵附近水系發生關係。前述楚國高等級聚落群如果再加上潜江龍灣遺址，這一區域範圍與江、漢、沮、漳的關係就一目了然了。有可能至遲在春秋晚期，楚國地理空間體系已將該地區視爲“楚之望也”。這也是筆者建議將上述地區統一納入荊州大遺址保護片區的主要原因[53]。
  東周時期，在地理環境條件較好的區域內，密集分布高等級聚落群的現象很多，晋國晚期都城新田聚落群即是其例。春秋中葉，晋景公遷都新田（今侯馬），到戰國早期三家分晋爲止，新田一直是晋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該聚落群的城址、宗廟和社稷地、手工業作坊位于山西省侯馬市汾、澮兩河的交匯處，總面積約40平方公里，沒有統一的大城廓，却有大小不等的8座東周城址，即白店、平望、牛村、台神、馬莊、呈王、北塢、鳳城。其中早期有白店古城址，晚期有平望、牛村、台神、馬莊、呈王等古城址。其中以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古城組成了宮城，發現很多規模不等的夯土建築基址，其中平望、牛村均發現了高大的宮殿台基。宮城之東千余米，有北塢、馬莊、呈王三座卿城，都由東西或南北兩座小城組成。宮城東、西，分別是宗廟和社稷地；宮城之南、之東南，爲晋國公室控制的手工業作坊區；在汾河之東的平望—西高村、澮河之北的上馬等地爲貴族、國人墓葬區，而公室墓地則在澮河之南的峨嵋嶺北麓的柳泉，面積約15平方公里[54]。晋都新田聚落群的發現啓示我們注意，在高等級聚落群範圍內，不見得有統一的大城，不同城址的年代可能有早晚之別，不同聚落可能有功能、性質的差异，但其間又可能有內在聯繫。這些，都是在下一步探索楚郢都課題時須重視的問題。
  蔡橋臺基遺址群的工作目前僅限于調查發現，因此還無法根據現有材料確認春秋時楚國已都郢于此。况且，如果認爲春秋時期楚國的政治中心就到了今江陵一帶，就無法解釋吳師入郢經淮河而來，何以戰場集中于襄樊一帶的漢水北岸及南陽盆地東南部的唐河、新野、泌陽縣境？何以楚昭王由郢都逃出後要西過沮水，轉南過長江，再輾轉東北行至今安陸，繞一大圈後莫名其妙自投羅網的往吳軍下江陵必經的隨地避難[55]？

四、清華簡《楚居》提供的新綫索
  近年來新發現楚簡中多有藍郢、朋郢、幷郢、鄩郢、郢之類記載[56]，何琳儀認爲“凡楚王駐蹕之地皆可稱‘郢’”[57]。清華簡《楚居》是目前所見記錄這些“×郢”最爲集中的一篇文獻，多達14個，整理者將其解讀爲“王居”[58]。《楚居》所述歷代楚君的居處，止于戰國時期的楚悼王，據此可看出其成篇的時代很可能就在悼王之子楚肅王時。單育辰疑清華簡五見的“”字，其實就是“黍”，“黍”與“戚”古音可通，故“郢”可能就是“戚郢”[59]。“郢”分別見于天星觀簡（戰國中期）[60]、望山簡（戰國中期晚段）[61]、包山簡[62]、鄂君啓節[63]、燕客銅量[64]等多處，却從無“”、“”互爲通假的先例，而年代早到楚悼王年間的葛陵楚墓出土竹簡，又不見“郢”的記載[65]，可見“郢”就是“郢”之說尚乏力證。上述記載有“郢”的材料，年代多爲戰國中、晚期，而記載有衆多“×郢”的《楚居》，唯獨沒有“郢”的明確記載，似乎表明“郢”的出現不得早于《楚居》成篇之時。下葬年代約爲楚悼王時期的葛陵楚墓出土竹簡，多次出現“王徙于鄩郢之歲”，却不見“郢”的記載，現在看來不是偶然的，有可能“郢”的出現在“鄩郢”之後。楚國行政中心及楚王宗廟所在爲“都”，楚王所居之地，除了楚都之外還包括楚王的游宮、離宮或行宮等臨時居地。因此，“×郢”爲楚王居地且未必均在楚都可信，但也不能排斥“×郢”多在楚都之“郢”的城垣之內或距其不遠的近郊。這一認識如果不誤，或可提出一個假說：“郢”有可能位于目前多數學者認定的秦將白起所拔的楚都紀南城之內。那麽，紀南城的始建年代就不會早于楚肅王時期，廢弃年代則爲公元前278年，而江陵蔡台基址群，則有可能是早于“郢”的“×郢”。黃錫全先生根據沙市秦簡記述竟陵至江陵之間的地名有“尋平”，新蔡楚簡記有楚王駐蹕之地“鄩郢”，推測楚之“鄩郢”或有可能就在秦時“尋平”一帶，即潜江龍灣遺址[66]。葛陵楚簡“王徙于鄩郢之歲”，清華簡《楚居》“至（悼）折（哲）王猷（猶）居（）郢。（中）（謝）（起）禍，（焉）（徙）（襲）肥遺。邦大（瘠），（焉）（徙）居鄩郢”，證明楚王徙于鄩郢爲戰國楚悼王時期[67]。《潜江龍灣》報告整理者將放鷹台1號台基早期的年代定爲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晚期的年代定爲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但《報告》指出：“與1號台晚期建築同時代的放鷹台3號台……宮殿基址上叠壓有戰國早中期的地層堆積（第5層），宮殿基址下叠壓有春秋中期（第8層）至西周晚期的地層堆積及文化遺迹（Ⅲj1和第9、10層）”[68]，知該基址群的主要建築和使用年代爲春秋晚期，與楚悼王徙鄩郢的年代明顯不合。那麽，年代早于紀南城城址的蔡橋基址群有無可能是“鄩郢”呢？如果“郢”位于紀南城，“鄩郢”位于蔡橋，這一假說與紀南城目前所見遺迹、遺物的年代基本吻合，也可以解釋等級較高、年代早到戰國早期之末的崇源銅器群何以在該區域發現的原因。當然，這一假說還需要更多的材料論證。

（本文初成後，曾就簡牘材料請教陳偉、李天虹二位先生，獲其真誠指點，特致謝忱！）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11年6月1日。）

[1]石泉：《楚都何時遷郢》，《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10月。
[2]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12月。
[3]王紅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學觀察》，《文物》2006年8期。
[4]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10月。
[5]石泉：《湖北宜城楚皇城遺址初考》，《江漢學報》1963年第2期；石泉：《楚郢都、秦漢至齊梁江陵城故址新探》，《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10月。
[6]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圖出版社2002年12月。
[7]張吟午：《湖北宜城駱家山一號墓出土青銅器》，《江漢考古》1983年1期。
[8]宜城博物館資料。
[9]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宜城郭家崗遺址發掘》，《考古學報》1997年4期。
[10]徐少華：《從南漳宜城出土的幾批蔡器談春秋楚郢都地望》，《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11]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圖出版社2002年12月。
[12]楚皇城考古發掘隊：《湖北宜城楚皇城勘探簡報》，《考古》1980年第2期；2001年3～6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對楚皇城遺址進行了系統的勘探和試掘，再次確認該城的始建年代爲戰國，同時在兩漢時期也是一個繁華城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市楚皇城遺址文物保護管理總體規劃》，2001年8月）。
[13]湖北省博物館：《楚都紀南城的勘探與發掘（上）、（下）》，《考古學報》1982年3、4期；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圖出版社2002年12月。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4月。
[15]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16]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17]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圖出版社2002年12月。
[18]王光鎬：《楚文化源流新證》P456，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
[19]王紅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學觀察》，《文物》2006年8期。
[20]陳全方、陳馨：《澳門驚現一批楚青銅器》；王輝：《也說崇源新獲楚青銅器群的時代》，《收藏》2007年11期。
[21]張光裕：《新見楚式青銅器器銘試釋》，《文物》2008年第1期。
[22]李學勤：《論“景之定”及有關史事》，《文物》2008年第2期。
[23]吳鎮烽：《競之定銅器群考》，《江漢考古》2008年第1期。
[24]宋華强：《澳門崇源新見楚青銅器芻議》，簡帛網（http://www.bsm.org.cn/）2008年1月1日。
[25]黃鳳春：《新見楚器銘文中的“竟之定”及相關問題》，《江漢考古》2008年第2期。
[26]鄒芙都：《新見“楚王酓”考釋》，《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2期。
[27]王紅星、胡雅麗：《由包山二號楚墓看楚系高級貴族墓的用鼎制度——兼論周代鼎制的發展》，《包山楚墓》附錄一五，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28]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
[29]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7月。
[30]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31]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3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九連墩楚墓發掘的主要收穫》，《考古》2003年7期。
[33]鄒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7年11月。
[34]何浩：《戰國時期楚封君初探》，《歷史研究》1984年第5期；何浩等：《包山楚簡“封君”釋地》，《包山楚墓》附錄二五，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35]胡雅麗：《包山楚簡所見“爵稱”考》，《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36]張光裕：《新見楚式青銅器器銘試釋》，《文物》2008年第1期。
[37]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圖出版社2002年12月。
[38]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3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九連墩楚墓發掘的主要收穫》，《考古》2003年7期。
[40]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圖出版社2002年12月；墓口尺寸爲荊州博物館勘探資料。
[41]荊州博物館普查資料。
[42]郭德維：《楚郢都辯疑》，《江漢考古》1997年第4期。
[43]杜佑：《通典》卷183《州郡十三》荊州郡“江陵”縣條下稱“故楚之郢地”，“枝江”縣條下稱“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亦曰丹陽”。杜佑認爲楚都在秭歸丹陽，楚文王時遷枝江亦稱丹陽，後再遷江陵郢都。參見（唐）杜佑 撰 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 點校：《（校點本）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12月第1版。
[44]王紅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學觀察》，《文物》2006年8期。
[45]湖北省博物館：《當陽季家湖楚城遺址》，《文物》1980年第10期。
[46]湖北省宜昌地區博物館：《枝江縣青山古墓群調查簡報》，《江漢考古》1987年第2期。
[47]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整理組：《湖北江陵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9期。
[48]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高臺秦漢墓》，科學出版社2000年3月。
[49]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謝家橋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4期；劉國勝：《謝家橋一號漢墓〈告地書〉牘的初步考察》，《江漢考古》2009年第3期。
[50]宋華强：《新蔡楚簡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5月。
[5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
[52]王紅星：《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人地關係研究》，1996年武漢大學博士論文。
[53]王紅星：《關于大遺址保護荊州片區建設的思考》，《中國文化遺産》2010年第6期。
[54]劉緒：《晋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9月；許宏：《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8月；曲英杰：《先秦都城復原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
[55]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10月。
[56]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
[57]何琳儀：《新蔡竹簡選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58]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12月。
[59]單育辰：《占畢隨錄之十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gwz.fudan.edu.cn/）2011年1月8日。
[60]晏昌貴：《天星觀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簡帛數術與歷史地理論集》，商務印書館2010年8月。
[6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年6月。
[62]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63]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
[64]周世榮：《湖南戰國秦漢魏晋銅器銘文補記》，《古文字研究》第19輯，中華書局，1992年8月。
[6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
[66]黃錫全：《楚都“鄩郢”新探》，《江漢考古》2009年第2期。
[67]宋華强：《新蔡楚簡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5月；宋華强：《清華簡校讀散札》，簡帛網2011年1月10日；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12月。
[68]湖北省潜江博物館、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潜江龍灣》，文物出版社2005年10月。

来源：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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