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渠任楚国第六任君王。于公元前919年即位,公元前875年去世,在位45年。
楚君熊渠雕像
熊渠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他勇猛过人,其胆识和谋略非凡,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裔一直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他擅长射箭,据《韩诗外传》和《新序》记载:有一天夜晚,熊渠急行军时,忽然看见前方不远的地方趴着一只大老虎。他急忙弯弓搭箭,一发命中,那老虎一动也不动了。他跑过去一看,哪里有老虎,原来是一块形状像老虎的石头。但他射出去的那支箭却不见了,原来是那箭镞连同箭杆、箭翎竟一古脑儿钻进石头里面拨不出来了。熊渠退回原处,又射了一箭,结果箭被折断了,而巨石上却了无痕迹。“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这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成语典故的由来。时隔700年后,汉朝飞将军李广也表演了一场“射石饮羽”的绝技,唐朝诗人卢纶追忆李广旧事,写了一首小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看来熊渠还应当是李广的祖师爷。关于熊渠的射技,古书中记载很多,《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认为就连射落过9个太阳的后羿也无法与熊渠媲美。
熊渠不仅仅以善射闻名,他之所以被楚国视为传奇人物,广为传颂,更在于他很会用兵和治国。如果说,楚国人打败周昭王,靠的是智慧和机敏,那么,楚国真正转弱为强,开始在南土诸侯和方国中崭露头角,靠的则是熊渠带领楚国人民经过艰辛努力所形成的强大国力和军事实力。具有远见卓识的熊渠,见周夷王恶疾缠身,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政局不稳,国势大衰之时,乘机打出了与周室分庭抗礼的旗号,欲彻底摆脱西周王朝对自己的羁绊和束缚,带领楚国人民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在5代先王历时100余年带领楚国民众“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基础上,熊渠对内致力于建设家园,对外实行积极稳妥的睦邻友好政策,使楚国境况大为改善,人口日渐增多,国力不断增强。他一面遵循先君的遗规,小心睦邻;一面整军经武,变守为攻,大胆地开疆扩土。他的策略是:对周边地区实行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立足丹阳,沿丹水而下,进入汉水流域,这就势必与周王朝发生矛盾。本来在成王、康王二代,周王都兢兢业业,勤于理政,天下局势稳定。据史书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罚放置四十余年不用。”人们称颂西周历史上的这段时光为“成康之冶”。周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楚国与周的关系也较为亲密。但是,正如周与商早年的关系由密而疏进而交相攻伐一样,当楚国弱小之时,唯有臣服于周,才能在弱肉强食的时代立足;一旦楚国势力强大,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因观念的不同和利益的冲突而彼此心生猜疑,由亲而疏乃至发生战争。
当在位26年的周康王去世后,其子瑕即位,就是周昭王。昭王在位之时,横征暴敛,对各诸侯国大肆勒索,诸侯们也开始渐生叛心。当周王室与中原各诸侯之间出现矛盾之时,楚国也开始走上了反叛之路,时间一长,周朝与楚国的关系不仅降至冰点,而且开始拔刀相向。熊渠利用四方诸侯互相攻伐这一时机,大力拓展楚国的生存空间,他举全国之力,发动了三大战役,先是西征,接着东征,最后远征。《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之时(公元前885年至公元前878年),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以他辉煌的战绩,使楚国“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令人刮目相看了。
熊渠西征的目标是庸国。庸国,历史十分悠久,相传,远古时代伏羲在庸地传法,女娲在庸地造人,神农氏在庸地遍尝百草、分辨五谷。就是说远古三皇其实都与庸密切相关。庸地还是尧的长子丹朱的封地,传说他发明了围棋,下棋时有树叶飘落于水杯中,成了喝茶的第一人,故“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直到现在,湖北省竹山县的“圣水茶”和竹溪县的“贡茶王”在湖北境内仍颇有名气。)。庸国还是铸造大钟鼎的国度,庸人矛坚器利,与楚征战,九战九捷。“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
周初,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为子国。《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领袖的军事地位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今陕西省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阴、紫阳、岚皋、平利、镇坪,重庆市的巫溪、巫山、奉节,以及湖北省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等县、市、区,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辖属,其都城在今湖北省竹山县境内的田家坝(现为上庸镇)。庸国地处深山老林,山萦水回,道路崎岖。
古庸都遗址
熊渠第一仗选择进攻庸国理由是,庸与楚交界,把军队布局在边界处不会引起庸国的怀疑,便于进攻。与此同时,既可借此机会测试楚国军队在恶劣环境中的作战能力,也可教训一下楚国背后的大庸国。经过周密策划,熊渠亲自率领部队,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快速出兵,攻击庸人,得手后便迅速抽身。待庸人梦醒,楚人已凯旋而归。通过这场闪电战,一方面检验了楚军的战斗能力;另一方面警告了西北地区的大国庸国,不至于再让庸成为八国联军之首,使楚步商纣之后尘。熊渠伐庸大举成功之后,使庸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不敢贸然向东侵犯楚国。
西征得手后,熊渠信心倍增,意识到自身的力量足以东征南伐,灭国拓疆。于是紧接着就开始率军东征,直捣“扬粤”。扬粤,也称作扬越,在江汉平原,联结汉水流域。楚人最早接触的越人是扬水流域的,因而称之为“扬越”。熊渠率领大军从丹阳出发,一路所向披靡,势不可当,一举打开了江汉平原西部向东南方向的通道。
最后是远征。熊渠亲率军队顺着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省鄂州市境内)。鄂国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是当时著名的铜矿采冶基地。铜矿是那时最重要的军事物资,控制了鄂国,对整个楚国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鄂国,金文中写作噩,是南方一个大国的国名,在商王朝时期就雄踞南方。《史记•殷本纪》记有:“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说明鄂国与商王室有着密切的联系。“鄂”与古越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鄂的公族来源于何地,但其广大民众则是土著扬越无疑。因鄂州水、陆交通方便,物产丰富,熊渠早已对鄂国丰富的铜矿资源艳羡不已,当他听说周王朝的军队正在攻打鄂国时,便果断决定调兵遣将,挥师远征,乘鄂国之危和周王朝的军队精疲力尽时,一举荡平鄂国,夺取了胜利。这是熊渠一生中所作出的最重大的决策,也是他在楚国八百多年历史长河中所建立的最辉煌的功业。依靠丰富的铜矿,楚国制造出锋利的武器,组建了精师锐勇,这对楚国的振兴崛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大战役的辉煌战果,使熊渠豪气顿生,他早就不满足于子男之国的地位,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他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中原)之号谥”。公然以天子自居,封长子毋康为句亶王(即庸国境内的“句澨”,今湖北省竹山县一带;一说在今江陵),中子挚红为鄂王(今湖北省鄂州市境内),少子执疵为越章王(亦名豫章,即今湖北省安陆市境内;一说在今秭归县)。与此同时,他觉得都城在偏远的深山之处,空间狭窄,交通不便,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掌控,于是,他决定将楚都向南迁移。约在公元前860年间,熊渠把都城迁徙到距蛮河仅2公里的宜城平原正中心偏西北的郭家岗(距今宜城市西北7公里,现有较大规模的遗址),楚都仍称为“丹阳”。
熊渠给三个儿子分封不久,敏锐的熊渠发现周厉王对反叛者的态度异常强硬,不惜用铁腕手段进行残酷镇压,即《史记•楚世家》所说:“周厉王之时(公元前871年至841年),暴虐”,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便自动去其王位,并取消了三个儿子的封号,这就是《史记•楚世家》接下来所说的“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但封地依然存在。
自熊丽定居南漳以“丹阳”为楚都到熊渠公元前860年迁都,经历了历代君王约200多年,为后来楚国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熊渠在位45年,他是一位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略的国君。他充分利用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统治不稳的时机,首先团结江汉地区的群蛮百濮和各方国部落,甚得民心,即史称:“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尔后开始对外大力开拓与发展。他首先打击具有实力的大庸国,以巩固自己的后方;再兵锋向南而东,力图在长江流域确立强国地位,然后北上争雄。熊渠的这一方针,对楚国后来的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
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中原)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楚文化,与熊渠的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当政,为后来楚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著名国君。尽管熊渠是个划时代的人物,对于楚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却并没有选好继任者,造成了后来的朝纲混乱,政局动荡,争权夺利,践祚频繁。
熊渠娶姜姓女子为妃,生三子,即毋康、挚红、挚疵。公元前875年熊渠去世。按照当时的不成文规定,熊渠去世后,理应由其长子继位;但因长子毋康早已先于父亲去世,按兄终弟及之制,君位就应由次子熊挚红继任。可是,熊挚红的弟弟,也就是熊渠的第三个儿子熊执疵却以熊挚红体弱多病,难以担负治国重任为名,率领自己的亲信造反,挑动民众胁迫熊挚红退位。熊挚红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于是,一场旨在夺取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在楚国全面爆发。在这场血腥的政治冲突中,手握政治大权和重兵的熊挚红却败在了在野派熊执疵的手下。兵败失权的熊挚红在国内没有生存的余地,只有逃奔出国,几经流浪辗转,最后逃到了夔国(今湖北省秭归县境内)。尽管《史记》称“熊渠卒,子熊挚红立,其弟弑而代立”。但此说却为谯周所否定。根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国语•郑语》韦昭注、《史记•楚世家》司马贞《索隐》所引谯周《古史考》,以及张守节《正义》所引宋均注《乐纬》等材料来看,熊挚红因有疾不得为王后,乃别居于夔,但不排除执疵的胁迫,尽管《左传》也记载熊挚(红)“自窜于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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