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羌族主要聚居于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的岷山地区。该区域为古蜀人的发样地，先秦至西汉时期为从事定居农业的古蜀人支系冉駹氏(羌族传说中的戈基人、噶布人)聚居地。西汉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些游牧羌人大规模南迁进入岷山地区。羌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游牧南下到达岷江上游后，在与戈基人、嘎布人的交往中逐渐学会了修建石碉房及从事农业，过上了定居生活。《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等众多部落，表明东汉至魏晋时期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的岷山地区为多民族杂居区。文献记载隋唐至宋代有大量羌人部落由邛睐山区和川西北草原地区东迁进入岷江上游岷山地区，少数部落甚至东迁进入培江上游的岷山和龙门山地区。这些历史上活动于岷山地区的各民族部落;最终皆逐步融合成为今日该区域羌族的先民。由于古羌人部落的生产方式原本以游牧为主，故汉代以后岷江上游的农业生产明显衰退(汉代尚遍布岷江上游河谷及高半山的定居农业考古遗存，在汉以后直至唐宋时期已极少发现)。唐宋时期，一些内地的汉族进入岷江上游与当地羌人通婚，部分人成为当地羌人部落的首领，其后裔则成为羌族土司。如茂县南新乡牟托村清康熙末年所立《牟托巡检司碑》述“本源”称：“始祖温光耀系西秦宝鸡人也，于隋朝文帝时汛营战卒，征调川夷，留戍无忧。娶司农恩登女，生二世祖。”唐开元时，二世祖以军功“授抚衔职，赐敕书铜印，管摄茂南河西等处，界至龙溪直台。历宋及元，代建有功”。明天启末年以军功“加宣抚职衔”，“康熙二十四年颁给牟托巡检司方印一颗”。汶川县绵虎镇羌锋村簇头寨的明代寒水镇土巡检高氏（清代簇头安抚司）的先祖为今河北省霸州人，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成都府部》记载：“寒水镇土巡检高小金，原籍顺天府霸州人，元朝世袭万户侯。在汶川未设流宫之先，既授前职，看守寒水镇。”元朝已授土巡检，其始祖迁入当地的时间当在元朝之前。文献记载北宋太宗之时，茂州总人口1155户，其中326户为汉民，今黑水县东部的霸州亦有170余户汉民。

  明清时期，大量汉族移民陆续迁入岷江上游开垦耕地从事农业生产，尤其以“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为多，许多移民及其后裔逐步与羌族融合，故至今不少羌族相传其祖先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

  据理县薛城羌族乡欢喜坡村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立“袁氏宗支总碑”记载：“溯我始祖京公，原籍江西吉安泰和县，出缓湖广德安路守御都督使，迁移来蜀，子孙繁衍凡数百年。”根据碑文记载袁氏宗支，共十四代，推测其人蜀时间约在明代永乐、成化年间，其第十四代子孙巳繁衍为三十九房人。袁氏如今为当地羌族第一大姓，总人口已逾千人。理甚著名羌族大寨桃坪乡佳山村佳山寨，其居民普遍传说祖上多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人们手腕上内侧的凹线为“张献忠屠四川时将祖先们用绳索捆绑形成”（此传说亦普遍存在于川渝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湖北游人到佳山旅游，发现当地山歌竟与湖北麻城一带的山歌相同。汶川县威州镇羌族村寨茨里沟村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立毛氏宗支碑记载：“我始祖公讳守熏、始祖妣张氏，自明将末时由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入川，来至兹土，勤耕苦读，世发功名。”茂县牟托巡检司碑称当时牟托土司辖境：“奈地步民希，后遇旱涝瘟疫，半皆故绝逃亡。”除原有土民外，有一些新近由外地迁入的移民，因而要求“凡新旧土民当尊土规所有条程”，规定“自项业土，当尽力耕种，毋好食品惰农，累债逃亡”。其中的新土民，就包括由内地移民前往的汉族。据笔者在牟托村调查，牟托村人口三大姓中，除原土司温氏一脉外，杨、刘二姓祖先皆传说祖先为“湖广填四川”时迁至四川安岳、再迁牟托落业。

  在岷江上游汶川——茂县——松潘和汶川——理县交通大道沿线河谷地带，居民多为明清时期因从军屯戍、经商、开荒、避乱等移民的汉族，土著的羌族传统上多居住在高半山村寨。如清茂县城河西地区的羌族，多传说祖上为陕西等地从军的戍卒及经商者。茂县溪因遭受1933年大地震，现今场镇及其附近公路沿线村寨的羌族，多传说其祖先为由内地经商、帮工种收鸦片移民而来。汶川县雁门羌族乡萝卜寨，初因山名凤凰山名凤凰寨，清初因大量居民为四川富顺县移民而称富顺寨（清嘉庆、道光年间寨首“杨千总”称雄一方而改寨名为老虎寨，后因与邻近羌族土司相攻伐遭遇偷袭屠寨、200多名被俘者的头颅被削萝卜般砍下，因而被改称萝卜寨）。邻近萝卜寨的雁门乡索桥村，以袁、赵二姓为主。据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立“袁氏历代高曾祖之墓”墓碑记载：“盖闻先祖语：吾当是时也，湖广填川。我先祖来川者，乃是兄弟入川。系麻城孝感县人士，上川进灌，分处插业。”茂县东部的土门河流域各乡，祖上亦多内地汉族移民，富顺乡即因场镇居民多四川富顺县移民而得名。汶川县威州镇铁邑村清光绪四年（1878年）四川总督、理番府、维州协镇都督府等联合发布的告示碑称：“番民只有修路界，无有河坝山坊地界，亨民座住山顶十数余之远，何得霸占河坝汉民之地?不准下村，民牧放牛羊并开垦，不准番民侵占估霸。”反映出当时汶川西部杂谷河河坝地带汉族耕种的土地，羌族居住在高山顶过着以牧放牛羊为主的生活。

  即使在一些高山深沟内的羌族村寨，也多有汉族移民。如汶川县龙溪羌族乡，其居民祖先皆为外来移民。除余姓相传其祖上由黄河以北逃难南下，在乘船渡黄河时受船头跃起的鱼启示而改姓余以隐姓埋名避难，与西南地区一些传为蒙古人后裔的余姓后裔传说相同外，其余各姓皆相传祖先为清代由内地迁入的汉族，在与羌族的交往中逐渐羌化或与羌族通婚成为羌族，其中何家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祖坟显示何家为汉族，杨家则相传祖上由安岳迁到龙溪。理县蒲溪羌族乡一直被认为是地理封闭的羌族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区域，而该乡最偏远的高山羌寨休溪村，有徐、王、龚、孟、余五姓，相传祖先皆为内地迁入的汉族。其中，人口最多的徐、王二大姓，清光绪辛卯年(1891年)徐氏祖坟碑文记述：“忆我先祖汪太，原籍江楚宜昌郡三家村人民。贸易来川，业建休溪村，乐畊成家。”王家保存的1968年编撰的《王民宗谱》记载：“王氏系湖广籍填川，插业崇庆州石羊场，共三大房。其鼻祖写得房屋，公转理县蒲溪休溪落业。”

  在靠近汉区的岷山东部涪江上游的北川、平武二县羌族中(总人口约15万人，占目前羌族总人口的近一半），汉族移民及其后裔更是占据了人口比例的大部分。虽然北川西部、平武西南部地区在历史上为明清时期白草羌等羌人部落活动区，但根据考古调查发现的大量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墓葬碑刻记载和民族学田野调查各乡村人口的来源，大部分为“湖广填川”或由邻近的三台、江油等地以及其他地区辗转迁移入（“湖广填川”的移民祖籍包括湖北、山西、陕西、甘肃、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尤以从川中、川南辗转迁入者为多)的汉族繁衍而来。平武县南部的6个羌族聚居乡镇近5万羌族人口，超过半数为清代中晚期至民国时期由内地迁入的汉族后裔(婚配一直在内地汉区或当地汉族移民中进行，清漪江流域相传清代中晚期汉族移民迁入当地时，各沟内的原住民因发生大规模“烂豆子”——“天花”疫情而死亡殆尽)，更有三分之一人口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响应国家号召从内地移民而去的汉族及其后裔(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近年陆续将民族成分改为羌族)。

  由于汉族移民众多，尤其是传说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众多，以至于诸如世居岷江上游的羌族土司亦有伪托祖先为湖北麻城移民者。《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成都府部》记茂县城北的静州土司：“静州士官，其先董姓，楚麻城人，流寓花州，土人推以为长，宋、元皆官之。”清道光《茂州志士司》记载静州长官司：“其先董整伯，唐开元间投诚授职。”而在唐宋文献记载中，茂县、理县及其以西的川西高原有众多的董姓羌人部落首领，静州土司祖先在唐开元时投诚授职，唐初曾在川西高原置羁縻麻州，其先或本为羁縻麻州人而伪托为湖北麻城人，其目的当为拉拢众多的湖广填四川移民。

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羌族地区开荒种地，移民们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人当地，从而促进羌族地区的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

  二、汉族移民对羌族文化影响巨大

  大量汉族移民进入羌族地区，同时也将汉族的文化带入这些地区。随着汉族移民逐渐融入羌族中及与当地羌族频繁交往，汉族的文化也随之融合及被吸收入羌族文化中，从而我们看到羌族文化在衣、食、住、礼仪、信仰等习俗方面皆烙上了深深的汉文化因素。

  在衣着方面，岷江河谷及其以东、杂谷河下游地区的羌族和涪江上游的羌族，普遍用白色或青色布缠绕于头顶的包头帕习俗，身穿阴丹蓝布右衽长衫、腰系长方形素面布围腰、足穿绣花云头鞋，即是受汉文化影响。尤其是羌族男子服装，如果不外穿羊皮卦、腰系绣花小腰包，则与汉族无异。靠近汉区的河谷地带中老年羌族妇女服装包白布或青布头帕习俗、身穿阴丹蓝布右衽长衫、腰系长方形素面或绣花布围腰、足穿绣花云头鞋，除绣花布围腰外，与汉族相同。

  在生产生活习俗方面，使用风车、连枷、石磨等工具和木匠技术，种植玉米、洋芋、大豆、胡豆、豌豆等农作物，食用玉米粒蒸饭、洋芋糍粑、酸菜面块及炒菜等饮食习俗，过春节（过去称“过蛮年”包括春节和十月初一)、端午节、乞巧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汉族节庆，明显是由汉族传入。

  在居住方面，靠近汉区且汉族移民较多的北川、平武、茂县东部涪江上游流域，住房皆修建汉式木结构穿斗梁架吊脚楼建筑，岷江上游汶川至茂县北部交通干道沿线河谷地带房屋建筑多修建汉式木结构穿斗梁架与羌族石墙体建筑结合的建筑，汶川北部高半山夯土墙房屋亦为采用汉族版筑夯土墙技术结合羌族室内和房顶建筑技术修建，其他地区的传统羌族石木结构房屋建筑中，不仅土司官寨吸收了汉族建筑因素，普通民房亦多有结合汉族木结构建筑的斗拱、木楼阁、木廊修建者，汶川、境内的部分石雕和夯土碉上部修建悬挑木廊亦采用汉式建筑的斗拱。

  在信仰方面，羌族除天神、山神、动植物神等各种自然神灵信仰外，同时存在道教和佛教信仰(如建有玉皇、老君、川主、土地、牛王、观音等寺观祠庙)，在靠近汉区的许多羌寨中普遍于家庭火塘所在的中厅上位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道教和佛教信仰、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显然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羌族巫师包括汉系“端公”和羌系释比(或称“许”，汉语亦称“端公”），汉系端公无疑为汉族移民传人，羌系释比的法术中诸如迎请道教神灵、画符水治病、使用道教法印等道教文化的内容显然也是受汉族端公文化的影响。羌族村寨中普遍流行的立“泰山石敢当”的信仰习俗，也应由汉族移民带人羌族地区并得到广泛传播。

  在音乐歌舞习俗方面，羌族的舞狮子、耍龙灯、唱莲花闹、跳花灯、吹琐呐、部分汉语山歌等，皆源于汉族文化。部分民间传说故事如《熊家婆》、《猫吃老鼠》、《黄鼠狼给鸡拜年》、《狐狸给鸡拜年》、《雷打忤逆子》等等，在汉族地区也广为流传，显然也应为迁入当地的汉族移民带人。

  在婚丧习俗方面，羌族婚娶由媒人说媒、下聘、迎娶、回娘家等礼仪大体同于汉族，应为受汉族影响的结果。羌族丧葬传统上实行火葬，清代晚期开始陆续改行土葬，也是受汉族文化影响所致。

  在汉语言方面，大部分羌族地区具有较高的汉语言水平，涪江上游流域羌族除北川县青片乡上五寨羌族外皆不会羌语，岷江上游交通干道沿线河谷地带和北川西部的绝大部分羌族不会羌语，除靠近汉族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大或历史上改从汉俗而逐渐丧失羌语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居民来源原本就是以汉族移民为主或汉族移民较多。

  因此，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羌族文化，实际上主要是汉羌融合的复合型文化(同时还有部分藏文化影响)。今日羌族文化中的大量汉文化因素，大多为汉族移民所传人(部分为历史上改从汉俗或通过与汉族交往而受汉文化影响)。因此，汉族移民对羌族文化影响巨大。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