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以“不容置疑”的决绝态度宣称“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存的康熙9年到民国24年的四部《麻城县志》的编篡者们，即使是对于明清两代举世闻名的麻城大规模移民，也显得出人意料的麻木和冷摸，让我们难以从中找到任何有意识的记载”既然找不到切实的典籍来证明，这种说法就只是一种想当然，难以服人。
  为了弥补“移民基地说”支撑材料的空缺，最近出现了“孝感乡都”甚至“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的“重大发现”，似乎这个疑点终于有了“切实的证明”。
  国家行政机构“州”的设置，不是一个小问题，既然有“统属七县”（专门办理移民事务）的权属，真相不难查明。如《大明会典》卷30就有对专设官员的记载:“正德二年，仍设巡茶御史一员，请敕兼理马政茶法二事”、正德十年“令浙江都司、添设都指挥分佥事一员、专管银场”、成化九年“令看守廉州府杨梅等池奉御，兼管永安池”、成化十九年“添设云南布政司参议一员，于荆襄汉阳等府、抚治流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成化十一年“黄冈、麻城、江陵、监利、枣阳、衡山、安仁、慈利县，（增设）主簿各一员”，其专门职责 为“劝农”（卷17)。官员变革也有记载，如“正德元年、裁革湖广衡州府安仁县劝农主簿”（卷17)。《明史》对一些州县的升降变动也有明确记载，“移民圣地”运作的移民填川事务远比上面所列的事件重要得多，州级行政机构“孝感乡都”的设置绝对是一件大事，史籍找不到相关记载就令人难以相信。
  其实，麻城县的岐亭镇曾经“议设郡丞于此，防御寇盗”，就见诸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二•麻城县》记载。我们不妨看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川二•金堂县》对一个已消失的州级地名的叙述：怀安城（金堂）县东南五十里。本牛陴县地。西魏置金渊县，并置金渊郡治焉。后周郡废。隋属益州。唐武德初，改日金水。三年，以县属简州。宋乾德五年，置怀安军治焉。元初，升为怀州，寻并县入州。至元二十年，又并州入金堂县。旧《志》：怀安城有石城在其左，白塔在其右。台山西峙，峡水东流。今遗址尚存。又白牟 废县,在县东，亦西魏时置。后周废入金渊县。”作者顾祖禹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以三十年之精力所撰《读史方舆纪要》，被誉为古绝作“千古绝作”、“海内奇书”。魏禧的《序》就盛赞之为“此数千百年所绝无 而仅有之书也”。康熙二十六年，顾祖禹还协 助徐干学编篡《大清一统志》。以其史识、史才、史德而言，对“统属七县”专门办理移 民事务所设置的“孝感乡都”如此重大事件，他是不会回避的。还有，他正处于所谓“清代湖广填四川”的高峰期，如果确有其事而《读史方舆纪要》只字不提，也是难以解释的。
  又如《明史•地理志》所载黄安县是“嘉靖四十二年以麻城县之元姜家版，析黄冈、黄肢二县地益之”等，“统属七县”的州级行政机构设置，《明史•地理志》就更应该有明确地记录！
  历时几十年乃至百年之久并且“源源不断”地中转移民，完全可以说得上是轰轰烈 烈的重大事件，相信在那段历史中，每一个麻城县人都会感到移民潮带来的巨大冲击和 难以忘怀的影响，首次撰写《麻城县志》（康熙9年版）的那位（群？）文人，他（们？)、以及后来三个版本编修者的前辈、朋友中的 前辈，对背井离乡移民填川的不得已，应该有刻骨铭心的记忆留下来。如此巨大的移民群中，应该有许多文化人被裹挟其中，他们应该有言说内心痛苦的话语能力，安土重迁的汉族心理，如何能够对离乡背井的如此大事“麻木和冷漠”？

  麻城县孝感乡有无能力填充偌大的四川、改变四川人口荒芜的情况，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何况麻城县存在的问题是严峻的。
  该处“地僻民顽，官难遥制，贼盗剽掠 无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凡是暴力充斥的地方，特点就是社会的极度平（当为“贫”编者注）穷化。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新县“本县金场、姜家贩，接壤黄冈、黄阪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贩设县治，保障地方。”据说“太平乡”被归并到红安县，其根本宗旨是解决“以地僻多盗也”的问题，即红安县“本黄冈、麻城、黄肢三县地。嘉靖四十二年，析置今县，以地僻多盗也。县治即麻城之新安姜家贩。”清《湖广通志》也说设置黄安县 的原因是“明嘉靖末，以地多盗，割黄冈之上中和，麻城之太平、仙居，黄阪之仙源置”。正因为问题严重，所以湖广地区需要外来移民 填充，枝江县《董氏族谱》序说：“荆襄上游 自元末为流寇巢穴，明主定鼎，以兵空之。厥后，流民聚集，至成化十二年，命御史原杰招 抚之，昕其附籍受田，赋则最轻。适逢当时江西催科甚急，逃赋者或窜入荆裹一带，原杰招抚，枝必兴焉，此枝民所以多江西籍也。’《大明会典》卷17载：“成化七年、令湖广河南二布政司流民遗下平川田地、分拨各州县土户丁多有力、及回少之家、承种起科。”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人们是不会轻易“遗下平川田地”的。成化年间的丘浚在《江右民迁荆湖议》中说：“以今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 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1590年（万历十八年），湖北麻城县死于瘟疫和饥饿的有四万人。顺治年间有令“湘、鄂、闽、鲁、晋、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种，限年垦齐。”由此可见湖广的“田多而人少”空荒急需移民填充，并且也确实有过“免湖北被贼之孝感等四十七州县卫新旧额赋”的优抚政策。
  《明季北略》说：“大清康熙元年七月，兵部疏曰：‘台臣顾条陈：要门、郎、襄，界处腹心，与边隅不同。袁宗第、贺珍等诸有名巨寇，各拥众屯於大昌王山寨中；湖广荆州之界如兴山县水筒、梁材等处，无非盗贼 盘踞。长江阻塞，商贾弗通。郎、襄之贼强盛者，如郝永忠约有数万。以臣愚见，会剿 诚为不易之定算；乃敷川、陕、湖广三省招抚，如负固不降，发大兵剿灭可也’。清宣统《黄 安乡土志•氏族》明确记载，其移民来源地 的42个族姓中，有31个来自江西，占74%。这里所说的“黄安”就是现在的“红安县”， 也就是从麻城县划出的所在县。康熙版《安 陆县志》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 实之，合老妇需子仅二千人，编七里”。清《武 昌县志》提到:元末战乱之后，湖北人烟稀少，明洪武初移民垦殖，江西人在县境定居者甚多，在县人口来源中占较大比例。有学者统计，江苏、浙江、江西三省以七分之一的土地面积，集中了全国二分之一人口，长江以南的人口分布是“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
  康熙九年版《麻城县志序》就明确说过 这里的严重情况：“总因叠罹寇焰，四方焦土，万井寒烟，非复昔日之麻城矣”。
  元末明初，四川是否荒芜到需要大规模 移民来填充。
  当元、明两个政权进行殊死搏击之际，偏安一隅的明玉珍、明升大夏政权“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同时代的蜀人杨学可所撰 《明氏实录》中，对之赞誉甚多，明代著名学者方孝晴在《明太祖实录•明玉珍传》中 评价道“夏主幸致躬行俭的，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赋敛，一方咸赖小康焉。  
  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不能文词问尽其贤也。”朱明王朝在平定四川的过程中，也未耗费太多精力。《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一记载：朱元璋曾专门谕示攻打四川的主帅汤和：“师行之际，在肃行伍，严纪律，以怀降附，无肆杀掠”，因此大夏政权首都重庆并未遭受 太大破坏，在大军压境之际，大夏政权几乎不加抵抗地放下武器投降，“是日，明升面缚衔璧，与母彭氏及其右主刘仁等奉表诣军门。和受璧，永忠解缚，承制抚慰。”成都亦如是，“翼日庚申，（戴）寿率其属降，友德整众自 东门人”。“命曹国公李文忠经理四川，文忠以成都旧城卑隘，增筑新城，高垒深池，规制略备。时傅友德驻兵保宁，汤和驻兵重庆，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来归者，因籍其壮丁。”《皇明本纪》也有同样记载：洪武五年，皇帝诏书回顾说“蜀戴寿等凭恃险隘，中途阻绝，致使朕意不达尔土。去年遂兴问罪之师，分命大将率马步舟师，水陆 并进，直抵重庆，明升面缚衔壁。继平成都，生缚戴寿，其各郡邑旋即设置官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叙》说得很清楚： “明初平蜀，亦在扫清中原之后，盖知其以一女子奉一弱主，仅保险阻之不暇，不能为我上流患也，故迟之也。”史籍明确记载明代万历元年（1573年）政府军围剿僰人大型军事行动，至少说明洪武时期四川南部土著大量存在着。由此可见，元末明初，四川地区并未遭受太大的战争破坏，“荒芜”之说，证据不足。
  还有，如果四川真的是一片荒芜，朱元璋的第十一子、被封入蜀的蜀献王椿，最大 的中心工作就是招徕、安置移民，解决外来移民的诸多问题，但《明史•蜀王传》、明代焦竑的《国朝献征录•蜀王传》、明代李东阳的《大明会典》等典籍，《明史•蜀王椿列传》却找不到相关记载。张时彻的《诸葛武侯祠 堂碑记》（1547)说：“洪武初，以昭烈庙实为陵寝所在，令有司春秋致辞祭。蜀献王之国，首渴是庙，谓君臣宜一体，乃位武侯于东、关张于西、为文祭之。盖自是武侯废祠，而乃以其碑碑庙中。”可见，成都一些祭祀活动在明初仍然照常进行着。
  所以，笔者认为，“孝感乡都”是一个孤证，因为《明史》《大明会典》《明氏实录》《明史纪事本末》，乃至《湖广通志》《黄州府志》《麻城县志》皆不见记载。因此，“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和“移民圣地”之说，还是需要质疑的。

《“孝感乡都”考辩》之考辩——三答邓经武先生

邹知新《都碑记》一文发现后，我们及 时在网上公布了这一重要文献，并就该文发现的重要意义，谈了一点粗浅的看法。12月13日，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社科联、湖北麻城市政府联合召开的“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在成都正式开幕。会上，我提交了《邹知新孝感乡<都碑记 > 考释》的论文，并作了“《都碑记》的发现及其意义”的主题发言。四川省有关媒体对这一重要发现，均作了报道。

18日，邓经武先生即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孝感乡都”考辩》。看到这篇大作后，我即让“麻城政协网”的工作人员将其转载在网站的专栏里，以期引起注意和讨论。

邓先生的文章从三个方面对《都碑记》进行了质疑。第一，《州”的设置，是个重大问题，为何《大明会典》、《明史》、《读史方舆纪要》皆不见记载？第二，麻城县孝感乡有无能力填充偌大的四川、改变四川人口荒芜的情况？第三，元末明初，四川是否荒芜到需要大规模移民来填充？最后的结论是：“孝感乡都”是一个孤证，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和“移民圣地”之说，还是需要质疑。

下面，我试着就这三个问题，作一个“学术性”的分析，以求教于邓先生。

一

关于麻城县升为“散州”的问题。

为讨论的方便，我们还是先引一下邹知新的原文：

往牍曰“当洪武初，太祖定迁民之策，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十年，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未几罢之。永乐中复旧治。弘治时，都崩基坍，故今不知有其乡云。”非虚语也。

所谓“散州”是相对于“直隶州”而言，指隶属于府之下，而无下辖县的一级行政机构。其长官级别低于知府，但高于知县。笔者认为，洪武十年，由于移民填川事务繁重，遂将麻城升为散州，作为政府临时设置的移民机构，《统属七县”移民事务，可能并非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政权设置。

邓先生就此罗列了四种典籍，以表达其 “史籍找不到相关记载就令人难以相信”的意见（文长不录）。在为邓先生的单纯和憨厚感动之余，我想谈一点看法。

黑格尔在他著名的《历史哲学》“绪论”中，将研究、观察历史的方法，归纳为三种：

（一）原始的历史；

（二）反省的历史；

（三）哲学的历史。

关于第一种历史，黑格尔说：“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当然，这些原始的历史家也利用别人的报告和叙述，因为一个人决不能耳闻目见一切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叙述，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了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黑格尔在这里掲示的，其实是一个如所周知的事实，即历史家在他们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至少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他的“内在观念”，也就是他对于历史的看法。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如果《春秋》就是当时的“全部真实历史”的话，那么，那些“乱臣贼子”何待孔子“作”而后才“惧”？二是受其对历史事实重要程度的看法和判断的影响，对史实的记载有所取舍，也就是有所书、有所不书。三是信息是否全面，即是否能“耳闻目见一切的事情”。因此，那种以为所有历史事实都可以在典籍中找到“相关记载”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幼稚和天真！

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专家们在陕西的宝鸡地区，发现了一个完全不见于典籍记载的西周古国一一鱼国。一个国家，不管它有多小，比起一个州来，总要重要得多吧？可查遍史料，就是没有这个古鱼国的任何记载。邓先生是否能以其为孤证而否定它的存在呢？

还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广郡县制。《史记》和《汉书》记载的秦郡有三十六个，《晋书》记载的有四十个。我们姑且不说王国维、谭其骧等人通过考证，将实际郡数增加至四十八个。值得注意的是，陈伟先生根据里耶秦简J1 : 16 : 5、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等资料，论证了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秦苍梧、洞庭二郡之存在。那么，邓先生是否承认，比起州来，郡的设置更“绝对是一件大事”呢？

当然，邓先生很可能会说，你所举的两个例子，年代太远，典籍失载是难免的，你能举一个年代近一点的例子我听吗？正好，我这里还真有一个，而且还恰恰是邓先生最喜欢引用其文章标题的谭其骧先生提供的：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一书中，根据《宋会要》、《宋史》未提及在上海设司，便认为明曹学佺《名胜志》中“宋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一语出于明人传说，不可置信。实际上《名胜志》之说当本于方志，而方志中所说却有确凿的史料依据。弘治《上海县志》载有宋人董楷在咸淳五年所作两篇文章。其一是《古修堂记》，篇中有云：“前司繆君相之。其二是《受福亭记》，篇首即曰：“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市舶司，即逾二载。据此，宋咸淳年间上海有市舶司无可置疑。

谭先生以此例说明“旧方志中不少材料不见于正史及其他史籍，因此成了解决历史问题的唯一依据”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仅是标题）不知邓先生读过并同意否？当然，邓先生可能还会不甘心地说：“此市舶司的设立，好歹有《上海县志》中董楷的文章为证，你《麻城县志》里有吗？”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邓先生手头至今还是没有《麻城县志》的缘故。如果有，就会知道，县志里邹知新的文章，就是从《邹氏家谱》中选出的，只不过只选了七篇，而《都碑记》一文恰好没选。至于“首次撰写《麻城县志》（康熙九年版）的那位（群？）文人，他（们？）、以及后来三个版本编修者的前辈、朋友中的前辈” (引邓先生语，有点“诘屈聱牙”，请读者见谅）为什么不将《都碑记》选入县志，我想这点常识就不需多讲，还是有劳邓先生自己去读读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言”中的“(二) 反省的历史”吧！

事实上，洪武之初的形势，对于朱元璋来说，王朝草创，百废待举，政事繁复，制度未备。州、县的旋废旋置，政区的随分随合，其中尤以洪武九年至十三年（1376 - 1380) 达到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史官的难于详记或因时间过短而不屑于记载，不仅是可以想见，而且是于史可征的。这一点，不仅为学界所熟知，而且也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明史?地理志》对黄州府的记载：

黄州府（元黄州路，属河南江北行省）太祖甲辰年为府，属湖广行省。九年属湖广布政司，寻改属河南。二十四年六月还属湖广。领州一,县八。西南距布政司百八十里。

《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更为简略：

元为黄州路，隶河南行省。明为黄州府，改属湖广布政司。领州一，县八。而《大明会典》就只有“领州一，县八”一句话。

那么，这是否就是黄州府有明一代建置沿革的全部内容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明史?地理志》的记载，明眼人一看，最少就能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寻改属河南”的“寻”，是什么时间？是洪武九年、十年，还是十一年？第二，黄州府改属河南时，是全府所有州县改属，还是部分州县改属？第三，改属河南后，是独立设府还是隶属河南哪个府？

这三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不仅“不是一 个小问题”，而且不管是当时的统治者，还是今天的研究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不知邓先生是不是还要说，这“绝对是一件大事”，因此“真相不难查明”？那么，就请邓先生去查查看！

然而，最让邓先生意想不到的是，麻城县升为散州的时间，按照《都碑记》的记载，偏偏就在这个“寻”期间的洪武十年！

二

邓先生有时候很客气。比如在他的文章开头，引用我的几段话时，不直接点我的名，而是故作闪烁地用“有人说”带过，然后在注释里再予表出。

邓先生引用我的几段话的目的，是要提出他的第二个问题：“麻城县孝感乡有无能力填充偌大的四川、改变四川人口荒芜的情况，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何况麻城县存在的问题是严峻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邓先生所引我的文章中其实就有。再一次提出，别人可以原谅你没好好读懂。而再一次的回答，却让人有耽误读者宝贵时间、唠叨累赘之嫌。看来，邓先生是想陷我于不仁不义之中了。但我不会那么傻，既然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我就简单地谈几点常识性的看法罢。

第一，误籍的问题。这是邓先生最想说的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回避过。如将“孝感县”籍误为“孝感乡”籍。在阅读川、渝两地有关家族的家谱时，凡是将祖籍写为“湖北孝感”或“楚孝感”的，都有可能是孝感县的移民。这一点在我们研究和统计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时，我们都一直将其剔除，作为存疑处理。

第二，冒籍的问题。这更是邓先生一直在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所谓“冒籍”，主要是指明初麻城移民中，其他三乡 (太平、仙居、亭川）移民冒籍为孝感乡；其次是成化八年孝感乡撤并后，甚至一直到清代的麻城移民，仍然自称祖籍为孝感乡。到这时，所谓的“孝感乡”，实际已成为对祖籍麻城的一种符号意义上的普遍认同。至于非麻城籍移民冒籍孝感乡的问题，亦不可一概而论。如大家说得最多的邓小平、汤道耕（艾芜）的祖籍，在族谱数代或十数代未续修的情况下，对其间上百年的口传历史，是认同还是否定，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邓小平的亲弟弟邓垦，至今在网上还可以找到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对他的采访。邓垦说：“四川有很多人是从湖北移民去的，我们的老祖宗也是移民，还是麻城人，麻城孝感乡。300多年了，后来才移民到四川的。江西吉安？那是邓毛毛写文章那么说的，我不相信（笑）。……那个祖坟都在那里，我们儿童时代都上坟的。那里现在没有孝感乡了，有个邓家谤还在，邓家谤还有很多姓邓的。”事实上，从江西迁到麻城，然后再从麻城迁到四川，恐怕是绝大多数麻城移民的经历。

第三，孝感乡作为“移民基地”，并不在于它本身有多大的人口输出能力，而在于它是否成为一个移民的中转站。明初的孝感乡，除了自身的人口输出以外，江西的民众恰好就将其作为移民四川的中转站。不管他们在麻城居住了一'年还是十年、一代还是十代。更何况它还是周边七县移民的登记出发地。有意思的是，邓先生为支持其观点而引用的以下几条史料，恰恰支持了我的观点。真要感谢邓先生的代劳之惠了！

清宣统《黄安乡土志?氏族》明确记载，其移民来源地的42个族姓中, 有31个来自江西，占74%。

清《武昌县志》：元末战乱之后，湖北人烟稀少，明洪武初移民垦殖，江西人在县境定居者甚多，在县人口来源中占较大比例。

这正是有关“江西填湖广”的记载。尽管元末麻城不少民众随明玉珍入川，使人口有所减少。但正是这些随之而来的江西移民，使麻城人口得到补充，保证了麻城人口继续输出的能力。邓先生又引：

康熙《安陆县志》“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应作‘余’），编七里（应作‘里七怎么样，这不正为我们证明了麻城在洪武初的人口输出能力？其实，麻城人的迁入目的地，主要是四川。沿途落住的，大都是不胜远徙的家族和人口。

邓先生所引的其他史料，或并非明初情形，甚至引到清时期；或并非麻城地区情况，甚至远至荆襄上游。有如隔靴搔痒，无关宏旨，可置不论。惟文中不无恶毒的说：“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实：凡是暴力充斥的地方，特点就是社会的极度平（应作‘贫'穷化。”这口气似曾相识，且与邓先生的行文风格极不一致，与该文的论述也很不协调。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邓先生一定是看到了麻城政协网站上我写的《麻城人到底惹谁了？》一文，感到了我对罗威廉侮辱麻城人民的愤怒。于是，也学着这个美国人的口气，以博取揶掄后的快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恕我直言——邓先生就不够厚道了！

三

邓先生的第三个问题是：元末明初，四川是否荒芜到需要大规模移民来填充？

回答这个问题，现成的资料多得让我们 引不胜引。哪里用得着象邓先生那样“皓首穷 经”地苦苦寻觅四川并不荒芜的证据，最后还 是没有找到支持其观点的一条直接史料！

元末明初四川之荒芜残破，可从两个方 面以见一斑：

第一，降级和撤并州县。据《明史?地理志》的记载，洪武十年，四川有70%的州被降级，37%的县被撤并。共降级或撤销 23个州、撤并29个县。这个惊人的数字，还不包括洪武十年以前撤并的州县。事实上，四川州县的撤并，从洪武六年就已经开始。如降云阳州、荣州、万州为县，黔江县并入彭水县，罗江县并入绵州等?。如果我们加上洪武六年至洪武九年降级和撤并的州县数，总数竟达到29州、57县之巨，其比例更为惊人。大批州县降级的原因，除了人口的严重不足以外，不知邓经武先生还能作何解释？

第二，官方人口数据。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七月，明廷刚攻下成都，就设置了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到洪武五年(1372) 二月，“户部奏四川民总八万四千余户，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8.4万民户，按每户平均5人计算，约有40余万人口。即使我们将“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不包括在8.4万民户中，另外计算。则明升投降时有将士 50990人，傅有德攻下成都后又得士马3万，合计8万余人。这样，明军平蜀之后，四川残存的人口数也只有近50万人。偌大一个行省，只有区区50万人口，还不及别省一府之口数。不知邓先生还能梗着脖子说并不“荒芜”否？

其实，证据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四川各府、州、县地方志，还有大量的家谱资料。无奈邓先生对这些方志家谱资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鄙视，我们也就只好就此打住。不过，我想，有上述两条出自官方的数据资料，应该能使邓先生满意了。

最后，我还是想建议邓先生能静下心来读读有关中国人口史和移民史的著作。如果确实教务太忙、手头乏书、时间有限，也可浏览一下本土学者李世平先生的《四川人口史》和谭红主编的《巴蜀移民史》，以免我费如许口舌。

来源：麻城孝感乡文化园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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