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另类”

  熊向晖，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期间，他曾被周恩来安插在“西北王”胡宗南身边，从事了12年的秘密情报工作，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保卫党中央。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开始了他20多年的外交生涯，曾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参与接待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首次访华。
  然而，在女儿熊蕾眼中，这位传奇人物却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情感、不好交际、为人较真儿、崇尚信仰的普通人。“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父亲，我只能说，他很‘另类’。他怎么看也不像影视剧里的那些地下工作者。他好像什么都不会，连交谊舞都不会跳。其实，要都按照影视剧里的那套来做地下工作，他可能早完蛋了。”回忆父亲时，熊蕾这样说。
  真实的熊向晖是什么样？他有着怎样的情感与性格？为什么不同营垒的故旧们会视他为挚友？也许，我们能从熊蕾为本刊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找到答案。
  亲情
  父亲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我爷爷当时任掖县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父亲排行老五。
填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从来都是写“官僚兼地主”——这在那个讲究阶级成分的时代，很让我们苦恼。一位姑姑说，土改时，我爷爷早已离开老家，也没有了土地，多年战乱搞得爷爷颠沛流离没了工作，靠子女养活，怎么是“官僚兼地主”？而父亲却说，按他1936年入党时填写的家庭成分，就是“官僚兼地主”。
  对官僚地主阶级，父亲从选择参加共产党的那天就不再认同。可是对爷爷奶奶，父亲从来都很孝敬。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尽力照顾，同时尽力帮扶寡居的二姑妈和其他需要照顾的亲人。
  我还在襁褓中时，爷爷就去世了，表哥们说，在爷爷的丧礼上，他们第一次看到我父亲流泪。奶奶去世时，父亲在墨西哥任外交官，不能回来，但是多年来奶奶一直住我家。小时候对父亲最初的印象，就是只要他在家，一定会在早晚准时地给奶奶问安。虽然父亲并不是奶奶最疼爱的儿子。
  住在我家的二姑妈，“文革”中惨遭批斗。可是父亲母亲不避嫌隙，照样留姑姑住在我家。后来，二姑妈被学校关押，失去人身自由。当时，她在大学任教的二儿子被下放江西鲤鱼洲干校，二儿媳又马上临产，无人照顾。父亲母亲毅然将表嫂接到家里坐月子。为了保证表嫂的奶水，还令我哥哥每三天从西郊骑车到西单菜市场买一只活鸡回来炖汤。
  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事后回想起来，很多人在那场风暴中，六亲不认，翻脸无情。父亲自己也是被批斗的对象，风雨飘摇。然而，对落难的亲人，他一直抱有浓浓的感情。这使我对父亲的亲情有了一种别样的感受。
  父亲对他的胞弟、我三叔的感情，也令我感动。
  自小，三叔是我们家里的一个秘密。他在1948年去了台湾，台海相隔，三叔成了奶奶的痛。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个三叔，是被推荐上大学，政审外调到父亲单位时，查出了这一“海外关系”。加上我另一桩“罪过”，结果，我被学校拒之门外了。后来几经周折，我才上了南开。
  从此，我对这个从未谋面却险些影响我“前程”的三叔充满好奇。父亲很少讲起三叔。可我发现，他在内心深处一直惦念着这个弟弟。
  父亲的工作使他能看到港台报纸。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从一份台湾报纸上看到了三叔的消息，说三叔是台湾中学教授“三民主义”的权威。因为三叔对我们已不再是秘密，父亲特意把这张报纸拿回来给我们看。我后来不止一次听父亲以称赞的口气跟亲友们讲：“老三还是台湾教三民主义的权威呢。”父亲是共产党员，跟三叔政治信仰不同。然而作为哥哥，他显然为自己弟弟事业有成而高兴。
  父亲虽言谈风趣犀利，但平素威严而不苟言笑。他对家人的浓浓亲情，不在言辞和物质，而是一种深沉的爱。2005年9月9日父亲去世后，在美国的表哥发来唁电，称父亲对“大到国家小到熊家”，都是“有功之臣”。
  友情
  父亲不好交际，更从不巴结。他没有任何酒肉朋友，和他交往的，必是挚友。这些好友，无论是官是民，大家都很平等。如果哪位好友“官儿”大了，父亲会坦率地告诉他，你有事就找我，但我不会主动去找你了。
  这种君子之交倒还罢了。让我颇感“另类”的，是父亲和国民党胡宗南部故人的友情。
  我曾以为，父亲“国军”方面的故旧在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之后，必定会对他恨之入骨，再无交情可言。想不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父亲之前曾任胡宗南秘书的程开椿老伯第一次从美国来大陆探亲，一定要见父亲。之后其他人来大陆，也是这样。于是，我对这些“国军”将领充满了好奇，并终于在一位老伯那里得到答案。
  那是1990年4月，去台多年的张佛千老伯第一次回大陆，一到北京就打电话给父亲。父亲问他有什么安排，时年84岁的张佛老说，“没见到你之前我不做任何安排”。要知道，张佛老比父亲大十几岁，而且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资格很老。

  张佛老来我家时，我恰好在。趁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向这位随和的老人提出了憋在心中很久的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

  张佛老说：“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问：“难道你们不恨他？”
  张佛老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先生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父亲的另一位“国军”挚友是孔令晟（音同胜）老伯。孔老伯长父亲两岁，他和父亲同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投笔从戎，同是黄埔15期的同学，整个抗战时期又同在胡宗南部。不同的是，父亲在加入胡部之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奉命隐藏身份，成为共产党布置在国民党内的一颗“闲棋冷子”。孔老伯则是铁杆国民党，黄埔毕业后一直在战斗部队，国民党去台湾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侍卫队长。
  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民党的退役中将，关山阻隔几十年，直到大陆改革开放，台湾解除戒严状态之后，两位老人才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最终在北京重逢。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两人不见面总是相互惦记，见了面就十分亲热。父亲无缘去台湾，而孔老伯有个女婿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中方代表，与夫人常住北京，使孔老伯总有机会来大陆。而他每来北京，必要见父亲，每次见面，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
  随着和那些“国军”老伯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练出来的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
  较真儿
  “外事无小事”，是外交界的一个金科玉律。不少外交官常会念叨着这句话，遇事裹足不前。而父亲却不然。他常常会跟上级较真儿。
  1973年8月，父亲任驻墨西哥大使一年之后，奉调回国，另有任用。
  8月初，在他已经向墨西哥总统和政府内外的朋友们辞行之后，墨西哥外长找到他，说墨西哥总统9月1日要向议会做咨文，邀请前三届总统，同时希望他当年访问过的6个国家各派4人作为贵宾参加。邀请的中国贵宾，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等4位。
  父亲马上把墨方的意见报回国内。在焦急地等待了10多天之后，直到他快离开墨西哥之前的8月下旬，外交部才有了明确的答复：中央批示，这4个人因故都不能访问墨西哥，请婉拒其邀请，将来有机会再去。
  接到这个电报，父亲很失望。虽然这是中央指示，且他回国后另有任用，不会再和墨西哥有什么关系了，但就此作罢，不是父亲的性格。他担心这样一来，墨西哥方面会很不愉快，过去一年的工作，包括毛主席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会见的成果，都有可能付诸东流。他辗转反侧，一夜没睡。最后决定，尽管中央有指示，外交部有成命，他有意见还是要提。
  父亲向国内发回电报说，墨西哥政府邀请的这4个人都不能来，出乎他意料之外，而现在即使他们能来，也来不及了。能不能想个变通的办法？父亲向国内建议：推荐黄华代替这4个人访问墨西哥。黄华是签署中墨建交公报的中国政府代表，又是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在国际上也有名气。如果墨方接受，那就皆大欢喜；如果他们不接受，那责任就到了墨方一边，于我方无害。电报发回，国内马上回电同意。父亲于是跟墨西哥方面提出建议，墨方欣然接受。
  后来，周总理见到父亲，告诉他，当时正在开中共十大，忙得一塌糊涂，外交部来文就画个圈，没过细想。总理对父亲说，后来看了你的电报，你提的意见是对的。
  很少有大使敢对已经有中央批准的外交部成命说“不”。但是父亲说，我觉得命令不妥，就先不执行，不管是谁，我先提意见。如果我提的意见不当，可以批评，我接受批评。但是争一争，就有可能获得外交上的主动，巩固已经建立的关系和友谊。

  信仰

  信仰始终如一，本应是共产党员的本色。之所以把它也列为父亲的“另类”，是因为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信仰好像不再时髦，特别是你的信仰似乎在为许多人——包括你曾经的同志——不以为然或弃之如履的时候。而父亲，他的信仰却从未动摇，对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的终将实现也从未怀疑。
  其实，印象里的父亲，从没有跟我们说过报纸上的那种豪言壮语。有时候拿报纸上刊登的一些回忆革命前辈的文章来对照父亲，竟发现父亲远没有人家“革命”。然而，从父亲身上终于感悟到，“革命”不是挂在嘴上，刻意去表现出来的。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而不为飘忽不定的潮流所左右。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来采访父亲。访谈中，父亲回忆起他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景。时年82岁的父亲对65年前入党的一幕记忆犹新，并流利地背诵出当年的入党誓词：“……牺牲自我，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接着，他讲到宣誓之后，三个秘密党员心里默唱《国际歌》，父亲念出了那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时，父亲的眼睛闪闪发亮。
  父亲的信仰之所以坚定，在于他并不是为了个人讨出路而参加共产党，而是经过了认真的学习和思考，有了足够的理论准备。
  虽然从清末民初以来，父亲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是从来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作为官宦之家，若为讨个人的出身或前程，父亲并不需要参加共产党。但是，父亲选择了和被压迫阶级为伍。父亲的选择，决不是盲目的。
  从同辈人当年的记述中，或许可以看到父亲年轻时思想发展的脉络。父亲1936年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时，同级学友出了一本纪念册。纪念册中，有同学之间的相互评价和同学们的代表作。一位名叫杨承栋的同学，为父亲写下这样的评语：
  永远没有退避，永远只有向前，这表示着他具有如何正确而进取的人生观，倘使缺少这，只不过是一个俯拾即是的，脑中装满五车书的所谓“好学生”而已！
  由于这进取的人生观，才能取得把握现实的钥匙，打破了纯个人主义狭隘的天地，不迟疑地成为时代斗士的后继者。
  这位杨承栋，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许立群。不过，在写下这个评语的时候，他和我父亲还都没有加入共产党。
  有这样的人生观，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父亲选择为共产主义而献身，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也正是因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经历过那样光明与黑暗的较量，父亲才能坦然面对后来很多的风风雨雨。他不像很多同辈人，对社会和党内的丑恶，要么痛心疾首，牢骚满腹；要么垂头丧气，万念俱灰。他说，他相信历史，相信人民。所以，他从不悲观。
  父亲的信仰，也体现在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那一代领导人始终如一的崇敬。他曾对人说，“对自己民族出现的杰出人物不知爱惜，是很可悲的”。在大放卫星的年月里，他反感那种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和个人崇拜，但是当革命褪去光环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不顾历史事实地否定一切。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年代，我家里没有挂过领袖像。而当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否定毛主席的思潮暗流涌动时，父亲则把他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放大，挂到他的书房里。

  这就是父亲的“另类”，却也是他的可敬可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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