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人的神话、文学以及艺术作品中，凤是最常见的主题，这是一个无可辨驳的事实。这些造型行动的凤鸟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人对于凤这种虚拟动物的神话、宗教和美学观念。楚人为什么崇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是：因为凤是楚人崇拜的图腾，所以楚人崇凤。这一观点现在已经被受众广为接受，似乎已经可以成为盖棺定论了。在这个答案中，推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在于一当我们认真质疑这个推论的前提时，我们会发现，其实所谓“凤是楚人的图腾”这一命题并不成立。
  楚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曾经存在过一个“图腾时代”。关于楚民族的图腾崇拜的对象是何种物种，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动物类图腾如“熊图腾说”、“虎图腾说”、“羊图腾说”、“鱼图腾说”、复合类动物图腾如“凤图腾说”、“龙图腾说”；植物类图腾如“荆 ( 楚 ) 图腾说”、“桃图腾说”等。有学者主张在上述图腾崇拜的类型中有二种和多种并存的情况，称为“多元”的图腾崇拜，或是“原、次生图腾崇拜”。在上述各说中，楚人凤图腾说正是图腾概念泛化的一个典型证据。80 年代初期，童书业先生提出楚人凤图腾说时，只简单几句话：“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以为即欢兜，亦即丹朱，本为日神，即日中之乌，欢兜、丹朱，亦鸟名，则本人似本亦以鸟为图腾之族。”这里童先生本人也是以一种疑惑的语气在猜测。其后，又有学者把“鸟图腾说”引申为“凤图腾”说。
  我们用前面说到的图腾信仰的一些基本特征来比照楚人有关凤的观念。一般来说，信仰某种图腾信仰的民族  通常认为该图腾就是本民族的动物或植物祖先，也就是说，以图腾作为本族的 " 亲族 "。那么，楚人相信凤是楚族的动物祖先吗？在楚人的神话中，我们找不到凤与楚人有血缘关系的传说。相反在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中，却记载有凤与殷族的“血亲”神话。《楚辞•天问》在讲述殷祖契的诞生时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而在《离骚》中则说：“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女戎之佚女……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这两则记载都出自于屈原之手，讲述是同一件事，一用“玄鸟”，一用“凤皇”，可见“玄鸟”就是“凤皇”。屈原讲述的这个神话故事在《诗•商颂•玄鸟》也有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凤鸟所生下蛋，于是怀孕生下了商族的先祖契。这个神话故事表明，商人的图腾就是凤。关于龙凤图腾问题，闻一多早已指明：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 -- 夏民族与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 ( 凤 )，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并说”因之把龙凤当着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图腾信仰本来就具有区别种姓氏族的作用，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和相近的地域内，如果有多个氏族以同一个动物或植物作为图腾的话，那么，图腾就起不到区分种姓氏族的作用了，因此，既然商人以凤为图腾，楚人便不然。
  此外，我们在文献中看不到楚人以凤作为氏族和家族的名称，或者将凤作为作为氏族或家族的徽号，以及在人的名或姓上融合进图腾的名称和徽号等现象。文献中更不见楚人有凤鸟崇拜的宗教仪式的记载。这些本身说明，凤原本并非楚人崇拜的图腾。
  持楚人凤图腾说举出的两个“力证”一是楚祖祝融“其精为鸟”（《白虎通•五行篇》），二是楚人以鸟自喻。如屈原《九章》：“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严格地说，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楚人曾以凤为图腾的证据。首先，鸟与凤并非一个概念，精魂为鸟也好，自喻为鸟也好，都不见得与凤有关。其次，楚祖祝融“其精为鸟”，与楚人灵魂观念中的“魂鸟”有关，而与图腾无涉。（详见拙著《楚国宗教概论》第十一章《鬼魂崇拜与祖先崇拜》第一节《楚魂鸟》）。再者，楚人好以鸟自喻，但也好以鸟喻人。如顷襄王十八年，楚弋鸟者以“射鸟”说楚王，即以鸟喻秦人说：“秦为大鸟”。如果说，屈原诗中以鸟自喻就表明凤是楚人的图腾，那么，楚人说“秦为大鸟”，是不是就意味着凤也是秦国的图腾呢 ?
  总之，凤并非楚人图腾信仰的对象，楚人崇拜凤鸟，与楚人的图腾信仰没有关连。但如果说楚人崇凤是因为楚人在和商人的接触中，或者是臣服于商人时，接受了商人关于凤的信仰，以后又带到了南方，这种说法更为可信些。
  对于楚人来说，凤鸟并不是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进入楚人的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凤鸟即玄鸟，是殷人的图腾，楚人对凤鸟的崇拜是因为楚人曾臣服于殷人，于是被迫接受了殷人的凤图腾信仰。楚民族向来以化解、同化异族文化而出名，一当楚人接受了殷人的凤神后，楚人便以主动的姿态从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化解和同化了殷人的凤神。楚人由北至南迁徙后，便把凤鸟也带到了南方。在楚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楚国凤文化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是多种因素不断整合的结果。在楚国的凤文化中，凤是“引魂升天”的神鸟，是天文星占中的“南宫朱雀”，是阴阳五行学说中“火凤凰”，则儒家伦理中“德”的象征与体现。
  1、“引魂”神鸟 
  楚人的凤鸟有时是作为通天的灵鸟出现的，如《离骚》：“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这里所说的凤是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灵鸟出现的。
  其实楚人乘凤、尊凤的原因 , 与凤是楚国巫觋的“动物伙伴”有着密切的关系。张正明先生说：“楚人以为 , 只有在凤的导引下 , 人的精灵才得以飞登九天周游八极。”（张正明《楚文化史》第 9 页、第 7 页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语虽不涉凤是巫觋“动物伙伴”这一层意思 , 但却明确指出了一点：在楚人观念中 , 凤具有“引魂升天”的神秘功能。我们认为 , 凤所导引的“精魂”应该是巫觋处于脱魂状态的“精魂”,而不是常人的“精魂”。因为只有巫觋才有使唤动物精灵，诸如龙、凤助其升天的本领 ,而这是常人所做不到的。屈原《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灵均曾令凤鸟导引他的灵魂飞登九天 ,“吾令凤鸟飞腾兮 , 继之以日夜。”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一件“龟盾”,正面漆画为一人在上 , 一神物在下。以前都以为这种“神物”是龙 , 其实不然 , 经反复将“神物”与楚人帛画、丝织品中的凤鸟图案比较 , 得出的新的结论是该神物应是凤 ,“神物”具有楚人描绘凤的作品中体现的一些基本特点 , 如尖啄、利爪、圆腹、长腿等。“龟盾”漆画所表现的内容正是巫师乘凤升天。
  楚国出土文物中，《人物龙凤帛画》中的龙、凤都是引魂升天的神物，已有不少学者对此作深入论述。另，包山出土的彩凤棺上的凤鸟，也应该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引魂神鸟。
  2、南宫朱雀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图腾崇拜的式微，一些强大民族的图腾如夏人的龙图腾，商人的凤图腾演变成为动物崇拜。麟、凤、龟、龙“四灵”信仰就是由图腾崇拜演变而来。儒家对“四灵”的神性作出了政治或伦理的解释，认为“麟体信厚，凤知治乱，龟兆吉凶，龙能变化。”（《礼记•礼运篇》）所以凤被认为是国运的征象。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也同样是把凤鸟出现和隐藏作为国运臧否的象征。这些观念都对楚人产生过影响。
   《周礼•春官•大司乐》：“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郑玄说：“象物，有象在天。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因为古人想像“四灵”“在天有象”，即在上天有相应的征象，所以“四灵”很快与天文星占术结合。
  在古代天文学中，将日月五星运行路线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宿，又将全天二十八星宿按东、北、西、南、四个方位划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包含七个星宿。还根据各部分中的七个星宿组成的形状，用古代动物崇拜的“四灵”命名这四个部分：苍龙、玄武、白虎、朱雀、统称为“四象”。东方七宿如同飞舞在春天夏初夜空的巨龙，故称为东宫苍龙（即四灵中称为龙）；北方七宿似夏末秋初夜空的蛇、龟，故称北宫玄武（“四灵”中的龟，四象中变为“龟蛇合体”）；西方七宿犹猛虎越出深秋初冬，称西宫白虎（即“四灵”中的麟，麟本是以虎为原型的虚拟动物）；南方七宿像寒冬早春出现在天空中的朱雀，故称南宫朱雀（即“四灵”中的凤）。全天二十八星宿的名称，自西向东为： 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尔雅。释天》：“南方成朱鸟形。”朱雀七宿星中，井为鸟翅、翼为鸟翅、张为鸟身、柳为鸟首、星为鸟嘴、鬼为鸟冠、轸为鸟尾。中国古代的占星术中，为了用天象的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将天上的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称作“分野”。具体说既是把某星宿当作某封国或某州的分野。南方朱雀七宿为井、鬼、柳、星、张、翼、轸，而楚国所对应的分野是翼、轸，属于南官朱雀（凤）管辖范围。由此在南楚凤文化中，占星术与凤崇拜联系了起来。
  到战国时期，四象观念与五行学说联系起来，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与观念。按照五行学说，五方与五行是相对应的，南方正好与火相对应。而在“四象”中“朱雀”又主掌南方，二者进一步整合的结果是，凤与火挂起钩来。所以 , 楚国思想家鹖冠子在《鹖冠子•度万》中说：“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火凤凰”的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
  3、以凤比德
  春秋未期，儒家学派为了推行其教化学说，以“天人合一”作为理论依据，将自然物与人的道德品质对应起来，提出了“比德”说。最早提出“比德”说的是孔子，他所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即将自然界的山、水与人的仁、智等品德联系起来，通过人对山、水的态度来考察人的内在品行。在儒家“比德”说的影响下，一些具有优美外貌和良好质地的自然界的存在物成为“比德”对象，最常见用就是“玉”与“凤”。
  儒家认为玉是“德美之至者。”（《白虎通•考黜》），因此孔子提出以玉比德的伦理说教。《礼记•聘义》录孔子语：“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在《说文》中，将玉石的德美总结为“五德”,即“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与玉器成为美德载体的文化现象一样，凤作为一种虚拟的神鸟，也成为“比德”说的一个载体。随着儒家学说的南下，楚人也开始运用“比德”思维将凤与道德联系起来。春秋未期孔子南下楚国，楚狂接舆对孔子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已将凤与德联系在一起。出自于战国未期楚人之手的《山海经》也用凤身体上的五个部位羽毛的花纹来比附所谓的“五德”。《山海经》谓：“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膺文曰仁，背文曰礼，腹文曰信。”以玉比德的思维方式，使得君子佩玉的风气得以形成。同样，楚人身着凤纹的服饰也是以凤比德思维方式的影响。楚人喜爱佩玉，喜欢身着凤纹的衣袍一方面具有审美的意义，另一方面，都是“比德”思维的产物，楚人通过佩玉、服凤等行为方式，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通过玉、凤“比德”，象征自己的道德修养。
  总之，楚人崇凤是多种因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整合的结果，楚国的凤文化包含着政治的、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多种层面的文化内涵，而不是用单一的“图腾”理论就能简单地作出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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