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一创造性的想象,促成了荆楚文化中凤凰从神灵崇拜到精神意象的衍进与升华——除了现代考古学发掘出土的文物堪为实证之外,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更是将凤引以为审美情感的载体,并为之注入瑰丽诡异的浪漫主义色彩,进而使之成为体现民族精神活性的象征。
在屈原的作品中,曾多次将凤凰引入他所营造的世界中,据有的学者统计,他在作品中提及到凤凰的大约有 14 次,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赋予了其高尚、圣洁、优雅、超逸的人格品质。如《离骚》:“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即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又如《远游》:“凤凰翼其承旌兮,遇蓐收于西皇。”“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
屈原的作品中对于凤凰的意象特别寄予了绵绵深情的,当数《九章•涉江》:“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佗傺,忽乎吾将行兮。”本篇作为诗人的晚期作品之一,深沉地表达了他面对黑暗政治阴阳倒置的险恶世道,以无比愤懑的激情立誓与之绝裂的坚强意志。
凤凰意象的演进与嬗递,构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别具风情的凤文化,尤其是在文学、音乐、美术等审美领域中,无处不见其绚丽多姿的身影。
西汉立国之初,高祖刘邦崇龙,但在天下一统之后,由于东部和南部等区域千百年来崇凤的传统文化和民俗心理却难以尽除,尤其在东部还发生了持续数十年的动乱。因而当“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最高统治集团不得不同时也注重尊崇凤,以促成民俗心理中龙与凤的融合。由此,自西汉以后,龙、凤便成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共同信仰。比如,汉昭帝时期,史籍中就有关于始元三年冬十月“凤皇集东海”的瑞兆记载;而到了汉宣帝时期,《汉书》中的这类记载就更多,宣帝在位共 25 年,而有“凤凰来仪”记载的竟多达 12 次,其中在公元前 57 年,朝廷甚至干脆改元为“五凤”。
综上所述,由此令人深刻地认识到,正是经历过了荆楚文化的浸润和陶冶,作为一种被神化、美化、理念化的鸟的形象,凤凰才完成了其自身从神灵崇拜到精神意象的衍进与升华;而强烈的人的主体精神的注入,则进一步促成了在凤文化在其起源、衍变和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千百年间,它不仅成为民族祥瑞征兆,美好情感的载体,英才俊彦的佳誉,同时还以其愈加瑰丽多姿的文化内涵,进而成为体现民族精神活性的象征。千百年来,它与龙文化相辅相存,历久不衰,并行不悖,辉映千古,展示出了华夏子孙崛起于神州之上、奋飞于九天之外的壮美情怀和雄心壮志,从而共同成为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煌煌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无处不有凤文化的踪影,它与龙文化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激励着华夏儿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创造着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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